“问题不在那里，”我说，很气馁，“但是为什么提到运动？”
“因为他很肥胖，”她说道，“是过分肥胖让他那么忧郁的。”
我说，不是那么回事，是忧郁让他肥胖的，等等。但她什么也不愿听。我也不再坚持了。道丹太太并没有诚意，她坚信只有她了解加斯东。
一段时间以来，加斯东的情况更糟了。即是说，他喝酒更多了些。即是说，他一喝了酒，就老重复说这句话，而且表面上显得很单纯：
“我需要的，是两万法郎。为了去南方晒太阳，也许还会，谁知道呢？换换职业……”
他只是喝酒以后才说这话。很可能，这才是他约莫两年来心里酝酿的事：希望去南方的某个城市，让阳光融化掉他由忧伤堆积起来的肥胖，也许还会换个职业。
我知道的有关这个城市的一切，那就是，城市可能很小，靠近海边，在地中海南部，而且，这个城市可能没有树木。
“到秋天，”加斯东说，“能享受啥呢。大自然，美，但条件是，别当它的清道夫。大街上所有树上的叶子，所有的叶子，没有例外，那都是我的事，是清道夫加斯东的事。哼，从春天开始，就不得不想那些树叶。”
我能想象出这个热得灼人的城市的模样。大街小巷充满葱头味、马粪味、鱼味。大海在街道的尽头。那一定是个肮脏的城市：对清道夫来说，肮脏的城市反而不那么丢脸，肮脏的城市显得更殷勤好客。像这样的城市，你起码可以看见它们在生活，可以透过工人住宅大开的走廊听到里面有人在呼吸。在这类勤劳的城市里没有公共花园。广场上也只有些喷泉，从那里流出小股的泉水。这些城市没有树木，因为道路修得很糟，很窄。整座城市只有一个清道夫：城市太穷。而且，一个清道夫还嫌多。每天午后四点钟，海风起来，城市便被一层咸咸的细沙覆盖。清道夫便停止清扫街道。他屈服于事实。他感到自己的职务纯属多余，这是何等妙不可言的乐事。他体会到自由，收拾扫帚穿城而过。人人都认识他，同他握手。那里的尘土多得让任何一位清道夫都感到气馁。本堂神甫花园里那些黄杨树——城市里唯一的植物——也满身尘土，孩子们的脚也都沾满灰尘。加斯东梦想的城市不是建立起来取悦于人的。在那些城市周边到处是赶集的杂耍艺人，流动电影院，有时还有马戏团。在城市的一头，唯一的一家工厂雇用了全城几乎所有的男人：一千个工人。晚间，在一家家小酒馆里，人们谈论着工资、活计、罢工。清道夫也参与讨论。游客们经过这些城市都不大在意。但是这些城市比它们生产的产品多产出某种东西，它们比别的城市肩负更多的未来。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城市的条条道路上都有挤得满满的电车开往工厂。然后，在工作时间，城市非常安静。半裸的孩子们围着水果摊转。彩色的大帘子遮在空空的咖啡馆的露天座上。旅行推销员在广场上声嘶力竭地吹嘘他商品的质量，警惕而又节约的妇女们怀疑地看看他。
瞧，一位年轻姑娘从一个狭长通道走了出来。她皮肤浅黑色，长着一头棕色的头发。她在微笑。在城市灼人的沙尘中，在备受太阳煎熬的大街上，清道夫在阴凉处看见姑娘走出来，他也对她微笑。
然而，道丹太太根本不愿听人谈起加斯东梦想的这些城市。
不过，她也知道，加斯东一天更比一天想念这些城市。的确，一段时间以来，他喝酒更多了些。他倒不是醉汉，差得远呢。只不过，一礼拜一次，有时两次，他在上班之前，能喝到三杯白葡萄酒。道丹太太却不愿他这样。
每逢他喝上三杯白葡萄酒，她准知道。
甚至当他远远看见她，或当她看见他一来到圣欧拉利街她就知道。他喝得再少，她也知道，笃定。因为加斯东喝得再少，他一见到道丹太太，也要吹口哨。他吹的调子正是《一丁点白葡萄酒》。或者，偶尔也唱唱弥撒曲。他是儿童救济院的孩子，是本堂神甫抚养长大的，对弥撒曲的各个细节都非常熟悉。他扯着嗓子用拉丁语唱。可以说，他是以此来预先告知道丹太太。他从没有喝酒喝到忘记了这点。也有可能，他喝酒也为了得到通知她的乐趣，为了找找刺激，希望引起他们俩继续排练他们习以为常的争吵。
她呢，站在大门口，摇着头注视着他。她头发灰白。很肥胖，但胖得好看，穿着紧身衣，结实，灵活。正如加斯东所说，她的大腿还能“让人想到与她做爱”。她穿一身工作服，套一件酒渣色毛衣，六年来，每年夏天，都能见到她拆洗这件毛衣，再重新织一遍。她的牙齿，只剩下了一颗，一颗“见证牙”，加斯东说。但她的眼睛，她的蓝色小眼睛还挺明亮，闪着凶狠狡猾的光。
“还不少，他喝得……”她说道。
她一反常态，拖出垃圾箱之后，再也不等他，而且也无心跟咪咪小姐继续聊天。架不住在她眼里，咪咪小姐除了在他们的打木偶游戏中扮演布娃娃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还忘了说，六年来咪咪小姐一直在养活她。道丹太太靠什么样惊人的诡计得以让咪咪小姐如此免费供养她？是因为咪咪小姐每年一次去亚眠看望她的姐姐，便委托道丹太太帮她取信件吗？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不清楚，而且我不相信，在认识她的人当中，会有谁能在某一天了解个中的原由，能捅破道丹太太对咪咪小姐强大影响力的秘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如今，道丹太太对所有的菜肴都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利，所有老姑娘咪咪小姐经常背着顾客为自己烹调的最美味和最稀罕的菜肴。每到中午，还有晚上七点，咪咪小姐的保姆总要穿过大街，给道丹太太送来仔细包在餐巾里的属于她的那份午餐或晚餐。
“挺好吃，您的烧羊腿，但是，烧得还不够老。”翌日，道丹太太说道。
“哦！”咪咪小姐忧虑地说，“真的？”
“我跟您说了，那还有假。我觉得，我不习惯说了话等于不说。”
就这样，用道丹太太的话就是，非这样不可。六年来，道丹太太让人养活。而她针对人类自私自利的反抗却并没有因此而有所缓和。因为，也许除了取消垃圾箱惯例，任何东西都永远不可能动摇道丹太太的不满情绪。她在意识的一闪念间一劳永逸地捕捉到了既深且广的普遍不公平。从此以后，她经历的任何幸福、善良个案都未能使她感到震动，她的怀疑主义毫发无损。道丹太太对慈善事业绝对无动于衷。
“他们的慈善，我把它当臭狗屎。”她宣称。
圣诞节，圣欧拉利堂区的修女们按惯例给她送来“老人烤肉”，她接过烤肉，自然，还对她们乐呵呵地宣告说：
“我不会为此而去望弥撒，我先告诉你们。”
中午，加斯东来到她身边时，她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并做结论说：
“我掺和啥？我问问您，我掺和啥？就得让她们这些臭婊子生些娃娃，那才能教会她们少管些别人的事。”
就这样，除了她最可靠的朋友，她唯一可与之商量的人，道丹太太拒绝与人类达成任何妥协，哪怕这妥协的渠道来自咪咪小姐的善意。咪咪小姐无论做什么事，也只是、而且永远只能是他们俩共同谋事的担惊受怕的见证人。
夏天，当加斯东在离大楼五十米的地方出现，吹着口哨或唱着弥撒曲，这时，谁也没法阻挡咪咪小姐身边的道丹太太。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呢。话说到一半，她也会离开咪咪小姐，回到她的门房小屋里。一到了那里，她便取下有柄平底锅中最大的一只，然后到院子里去将锅盛满水，回来将锅放到桌子上。接下去，她开始择菜，或织毛衣，或打扫小屋。到此刻，她的意图还丝毫没有显现出来。只不过，她在干活时也许显得比平时稍微敏捷些，那是某种虚假的专注。
加斯东有这个习惯，随着他离圣欧拉利大街五号楼愈来愈近，他会吹口哨或唱歌，这取决于是什么日子，与此同时，他越走笑得越厉害。在他的三杯白葡萄酒作用下，为了延续乐趣，他的确扫得很慢，比平常还慢。走过他身边的人们一般注意他跟注意人行道本身差不多，这时却停下脚步观看他。他扫地就像人们在梦里扫地一样，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他牢牢抓住扫帚，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他一放掉扫帚，扫帚就会顺水漂走似的，他，一向愁容满面，这几天，看上去却仿佛在扫地当中品尝到了一种奇异的乐趣。他现在是满面春风。“瞧，真是个奇怪的清道夫！”人们可能会这么议论。还可能说：“在清道夫这个行当里，有什么值得这么快活？”因为很明显，他并没有醉。这清道夫注意到别人在看他，有人甚至停下脚步，用眼睛追着他看。他也停止扫地，出言不逊地大声说：
“你们从没见人干过这事儿？是我加斯东被推荐来扫你们狗狗的大粪。我他妈的并没为这个感到更自豪。”
人们可能根据他们性格的不同而为此嬉笑或担忧。“瞧，”他们说，“这清道夫可不简单，他准定读过书。”或者还会说：“一个扫街的用拉丁语唱歌，他只能是个危险分子。”或者还会说：“就是这些人，这些无神论者，这些粗野的人，总有一天会干那种十恶不赦的事，成为拿起武器的下等人。”
就这样，加斯东在那几天成了令人不放心的人。他让许多碰见他的人思索。他让他们也许生平第一次在一个巴黎市的清道夫面前驻足深思。也就是说，他让他们发现，某一天，一个傻乎乎的清道夫也许会与他们密切相关，这事儿与他们有关联，跟他们自己的生活与他，与他个人有关联一样。加斯东一对他们出言不逊，那些驻足观看他的人便连忙走开。加斯东则一成不变地重新吹起口哨《一丁点白葡萄酒》或唱起拉丁语的弥撒曲。咪咪小姐尽管很虔诚，但仍然停在大门前，被恐惧和焦急弄得很紧张。还不光她一个人呢。“小圣欧拉利”饭店的伙计吕西安为了择菜到得很早，他一听见加斯东唱歌，也急忙跑了出来。市镇小学的门房也一样。所有的人都出来了。但道丹太太却转身回去了。所有的人都在笑。道丹太太却不笑。当加斯东扫街扫到七号楼那边，她便离开她正在干的活计，悄悄打开窗户。她的谨慎纯属多余，因为所有在场的观众，首先是加斯东，都非常清楚，她正在打开窗户，而且还知道她即将干什么。再说，加斯东一走上圣欧拉利街，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五号楼的门廊，以及道丹太太小屋的百叶窗。
道丹太太开完窗户，便端起盛满冷水的平底锅，推开桌子，守候在一扇窗子的背后。加斯东越笑越欢了。几个行人见他笑成那样，又看见咪咪小姐、吕西安、市镇小学的门房都在笑，便重新停下脚步。清道夫即将来到五号楼。他越扫越糟。道丹太太一直在守候。加斯东一到达五号楼门前，便往窗户靠过去。道丹太太还在守候。加斯东脱掉外衣，弯下腰，将外衣放在离他两米的人行道上。他也停下不动了，双手紧紧抓住扫帚。
“干吧！”清道夫加斯东说道。
道丹太太将锅里的水冲他脸上泼过去，没有对他说一句话。
加斯东便大笑起来，他的笑声连圣欧拉利街的两头都能听见。道丹太太将空平底锅放在桌上，决定走出房门。她根本不理睬所有观看的人，与往常一样，开始长时间仔细打量加斯东。加斯东弯腰驼背，浑身流着水，笑得腰也直不起来。她则让他笑个够。她双手叉腰注视着他，仿佛眼里再也没有别的人；有如母亲、还有情人，注视着她迷恋和忧虑的对象。一旦加斯东缓过气来，她便冷静地对他宣布说：
“给您个教训。下一次，用的会是洗涮盆。”
观看的人们跟加斯东一样笑得直不起腰，连咪咪小姐都一样，尽管她有所保留。
“这啥也教训不了我，”加斯东回答说，“我喜欢这样。”
“我能找到别的东西，”道丹太太说，“您别着急，我能找到。”
毕竟，那一片快乐的笑声仍然感染了她。
“我喜欢的正是这个，”加斯东说道，“您从不怕劳神，总能找到点啥来烦所有的人。”
于是，听他一说完这话，她也笑了。听见加斯东谈到她，她真是心荡神驰。她笑得温柔、甜腻、圆润，从不是开怀大笑，却是我听到过的最宽宏大量的笑。
“我活一天，就要烦大家一天，”道丹太太说道，“真的，这是我个人的乐趣。”
说毕，她转身回去，关上小屋的门。她一旦独自一人，便停止嬉笑，沉思起来。到如今已两年了，这清道夫心里却一直在酝酿着什么。道丹太太曾有过两任丈夫，他们都喝酒。她为此而离开了他们。因此，她对喝酒十分恐惧。然而，她说过，她知道，这清道夫并不是一个酒鬼。他喝酒也并非光为了喝酒快乐。而且他喝得并不多。可是，两年前，他滴酒不沾，这是事实。她在猜测这个也许是正在出现的怪癖的重要原因。好久以前，她已经看见他扫地很冷漠，外衣的纽扣也只扣一半，大盖帽歪在一边，有时胡子三天也不刮。她观察他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他站在正在翻修的大楼工地上，前面是离地面十五米的工人，他陷入令人头晕目眩的心不在焉状况每次都长达半小时。道丹太太也许是在思考如何责备他，如何阻止他越陷越深，最终作出那后果不堪设想的决定：出走。她被认为是唯一知道他可能出走的人，他只对她一个人谈起过这事儿。而且，他对她也谈得很少。当他喝了他那几口“白酒”，在她泼了他一身水之后，他只说这句话，永远是这句话：
“我需要的是两万法郎，好去晒太阳休息，同时找另外的工作。”
“您认为，”道丹太太回答他说，“您认为那就能让您看上去很可爱啦？我过去真不知道您会这样自己欺骗自己。”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加斯东说，“晒太阳我会瘦下去，我会变成漂亮、优雅的男人，加上我读书识字，就像您说的，没准儿我能换个职业，找一个适合我的职位。”
“除非把命搭进去，”道丹太太说，“您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在太阳底下瘦很多。”
“那您的呢？”加斯东问道。
“我的啥？”道丹太太问话时装出傻乎乎的样子。
“您的两万法郎。”加斯东说。
“好久以前就没了。”道丹太太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