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个了不起的撒谎精。”加斯东说。
“那是为了烦您，”道丹太太说道。“我把钱存起来了。”
一年前，加斯东得知道丹太太攒了两万法郎。而且是她自己告诉他的。她想存银行，除了加斯东，她还能征求谁的意见呢？加斯东告诉她，钱太少，存银行没什么意思，最好还是把钱放在身边。谁知道呢，也许她会有想不到的急用。自从加斯东知道道丹太太攒了两万法郎，这清道夫便时不时向她打听这笔钱的消息。此外，也在他得知这件事以来，他就硬说自己正好需要同样数目的一笔钱，以便去南方改变生活，过幸福日子。总之，他俩的博弈还在继续，不过这场博弈有变成高级赌博的趋势，他们再也不能完全加以控制，而且他们俩都还不知道究竟谁输谁赢。因为他明白，她不会把她攒的钱给他，她永远不会松手给钱。不光因为她很在意那笔钱，因为那是她攒了六年的钱（她把过去攒的钱都给了她的两任前夫了），也为了阻止他，正如她所说的，“沉沦”，阻止他朝他梦想的海边幸福的方向逃逸，朝懒惰、朝阳光逃逸。道丹太太从本能上对那些谈论幸福的人十分警惕。“我难道幸福，我？都是些游手好闲的家伙……”
加斯东了解道丹太太有两万法郎的存款，以及道丹太太了解加斯东有什么计划或需要，这都没有使他们的友谊有所改变。他们之间有关此问题的谈话结束的方式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呢，”加斯东说，“您只要年轻二十岁，我会把您放哪里，放我床上。”
“这方面，我压根儿不怀疑，”道丹太太说道，“您那缺德劲儿，做得出来。”
“可惜，您现在实在太老了。我这人，从来都到得太早，就这一次，到得太晚。”
道丹太太今年六十岁，加斯东三十岁。我还没有见过能与他们的友谊相比的例子。加斯东说得对，他很自信，只要道丹太太年轻二十岁，他俩一定能成为恋人，多好的一对恋人呀！她想过这点，他也想过。而且他们互相都承认。这错过的姻缘给他们相互间都留下了一种加剧的急切感，这种急切感由于不具备爱情、欲望的出路，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得到满足，或者不如说该怎样解脱。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种加剧的急切感应该在某一天圆满结束，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那是因为在他们之间存在的，并不是一般的友谊，并不是平常的美好感情的交流，而是一种真正的迷恋，从性质上，甚至从表面看起来都是爱情的迷恋（街道的某些人硬说，尽管道丹太太年事已高，清道夫在某个“忘情的时刻”已经与她上过床了）。
她在窗户后边端着平底锅等待他时那份非同寻常的急切，而他等待她朝他头上泼水时那份同样非同寻常的急切（那天，他扫地的节奏比平时更加缓慢，为的是延长等待的快感），以及她朝他头上泼水，他接受泼水时经历的无比的快乐不可能瞒过任何人的眼睛。
后来，当他们俩在聚集起来的邻居面前一道大笑时（而她对他泼水实质上是为了阻止他陷入卑劣的，将她排除在外的幸福里），这出戏剧在绝妙的耍笑中收场，它意想不到的结局，总之，这个失败，岂非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已经如此之深切，他们再也不能互相愚弄，只能每次都像年深日久的情人一样重温旧梦。
没有了他，她会怎么样？她明白他知道这点。而他们最终仍然在一起嘲笑他们受到威胁的幸福，他们正在经历的危险。从这天开始，人们可以想象他们将如何造出一些吵闹的极端场面，一些悲剧性的社会新闻，却仍然坚守着他们高于一切的共谋关系。谁不了解加斯东，而又看见他在因企图逃避道丹太太绝望的感情而受道丹太太惩罚却大笑不已，都可能会琢磨，这加斯东是否故意编造企图逃避道丹太太绝望感情的假象，以便享受到她这种方式的惩罚。
这种没有结果的爱情让他们俩格外善于臆造。看谁能找到“能烦死大家的新东西”吧。他们俩都具有囚犯的狂热想象力。他们都是自己仇恨的职业的囚犯，他们也是一个禁令的囚犯——这禁令半是命中注定，半是约定俗成——由于她那一大把年纪，这禁令阻止他们成为情人。而他们报仇的对象正是所有的人——他们的狱吏。他们以自己没完没了演双簧的形式来实施报复，而且他们演双簧的热情与日俱增。如果说道丹太太时时刻刻为加斯东的计划担着忧，她演戏的干劲儿却丝毫未减。恰恰相反。为了无愧于加斯东，为了与他极其伤风败俗（咪咪小姐的话）的言谈水平相当，她竟然玩起了危险的勾当。如今，大约半年以来，她竟放任自己干起了、简单说应该叫下三滥的事。她偷窃。她的成功，和她从成功中得到的快乐证明她办法多多。在她过去的一生中，她从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在五十五岁时，她才认识清道夫加斯东。她在尊严和劳动中生活多年，末了，竟带着极端的快乐和青春活力干上了偷窃的勾当，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很少人能想得出来如此行事。
“这么着，是在装年轻姑娘啦？”当她偷窃过后，加斯东对她说。
在每个人的有生之年的末期，压抑你青春的禁令一旦过期，似乎应该有几年这样回暖的春天。
因此，她一边为她所谓的加斯东那缓慢而可悲的自贬忧心如焚，又一边与他比赛自贬的巧妙诡计。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占上风。是她发表最亵渎神明的言论。是她敢于做出加斯东都不敢做的事：偷窃。如果说是他想出询问她积攒的两万法郎的去处，想出给他示范如何偷窃的人却是她。
如果说那些偷窃的勾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么让他俩越来越出名的事却是他俩一道尽力而为的。道丹太太干偷窃之事越来越不谨慎，她还向加斯东，甚至向咪咪小姐（咪咪小姐假装没把她的偷窃行为当回事，以便让道丹太太继续讲述而她自己又不受牵连）叙述得越来越精确，而且扯着嗓子讲，选择最有利的时刻讲，那就是夏天的清晨，她拖出垃圾箱的那一刻，那时，每家每户都开着窗，所有的房客都能听见她说话。
“有人说我偷房客的包裹，”她大声说，“我说，干我这龌龊行当，我除了偷包裹，还能干啥更好的事儿？他们要是不满意，可以去告状嘛。”
告状可是我们当中没人敢干的事。恰恰相反。一旦道丹太太对我们进行偷窃时，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对她比平时还要客气。我们在她面前显出的局促和恭敬几近于恐惧，我们从来没有对她如此殷勤、如此亲切过。于是，她轻松自如地挫败了我们当中平时在垃圾箱问题上最激烈、最坚持己见的人。甚至那些以诚实正直为首要道德准则的人，那些严守戒规的人，被她偷窃了时，也毫无怨言地接受她的谩骂。他们保持着卑微的沉默。她在偷窃中显得十分自然，从未有过的自然，在这种自然面前，他们缴械投降了。这样的屈从岂非证明每个人实质上对巧妙的诡计多么容易动感情，哪怕这种诡计的各种表现形式显然应受到申斥。我们大家无论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在道丹太太的天才面前绝对服输。我可以肯定，假如我们当中某个人竟敢谴责她的偷窃行为，其他所有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认为此人庸俗的看法。
去年，有两个月，道丹太太有规律地偷窃一位房客的黄油包裹。下面说说她是怎样操作的，她怎样随着房客的怀疑逐渐明确而一周接一周变换偷窃方式。
首先，一开始，她将黄油包裹一层层的包装纸全部拆开。那些包裹都包了三层纸：一层是硫酸处理过的绿纸，另一层是硫酸处理过的白纸，还有一层是普通的包装纸，深栗色。道丹太太一开始是去掉普通包装纸和硫酸处理过的白纸。去掉以后，她便将黄油拿去卖，卖给谁？卖给应该收到包裹的房客。那位女房客便买回了自己的黄油。道丹太太竟起了疑心：那女房客也许是个白痴，也许她不明白人家卖给她的是她自己的黄油？她同意买黄油和付钱的爽快可能使人产生错觉。因此，道丹太太干得更大胆了。她竟然只撕掉一张包装纸，即是说那张写了女房客姓名住址的普通包装纸。我还忘了说，几年以来，那位女房客一直让人从乡下寄给她黄油，而那张普通包装纸，跟其他两张包装纸以及黄油的形状和重量等等，都没有变化过。多亏道丹太太留下的那两张硫酸处理过的包装纸，这位女房客便对道丹太太卖给她的黄油的来源心知肚明了。而她却照样热心地买她自己的黄油。我碰见她时，她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我：
“道丹太太偷我的黄油，”她对我说，“我所有的黄油包裹。我可以肯定。最过分的是，她竟把黄油卖给我，而不卖给别的房客。”
“您准备怎么办？”我问她。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怎样开头，怎样让她明白，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她偷我的东西。”
这件事乃是道丹太太众多伟大胜利当中的一个。她一旦肯定对方不可能怀疑她，对这样的顺利反而感到厌倦。她当然对失掉黄油钱感到遗憾，但仍然停止了包裹一到便扣下的行径，将包裹交给那位女房客，三层包装纸原封不动，姓名地址也都保留，而且是免费送货。
也有些时候，某个房客有什么东西从窗户掉到楼下。最常见的是，在门房小屋与大楼内院之间来回走动的道丹太太看见东西掉下来，便连忙拾起东西放到她的小屋里。那房客急急忙忙下楼，到院子里寻找，却什么也找不到，便走到道丹太太的小屋前，胆怯地敲敲门：
“怎么回事儿？”道丹太太问道，声音显得疲劳而不怀好意，与她平常抱怨垃圾箱一个腔调。
“您是否看见了，”房客问道，“您是否看见了，道丹太太，我刚才从窗户掉下去的儿童襁褓？您是否看见了一只勺子？一棵生菜？一张手巾？我的煤铲？”
道丹太太从她的小屋里走出来，愉快而逗乐地注视着房客，那神气使已经开始有点习惯了的房客立即明白了。
“我啥也没看见。”道丹太太说。
“这就怪了。”房客说，声音已经没有先前那么有把握。
“这就怪了。说怪，就怪。但就是这么回事。”
房客别扭地低下了头。
“对不起，”他说，“道丹太太，打扰您了。”
“没什么。我在这里就是为这个，整天都这样。要只是白天就好了！您瞧，您就不能跟所有人一样在午夜以前下来倒您的垃圾？”
房客有点尴尬。
“这么着吧，道丹太太，我会考虑的。”
道丹太太在门洞里瞧着他，一直带着逗乐的神气。有时，房客也会壮着胆子说：
“我在想，没有孩子的人拿襁褓干什么……”
“我也在想，”道丹太太说，“但如果谁都想啥都弄明白，一辈子可不够用。”
“倒真是这么回事儿。”房客表态说，他彻底被打败了。
这事完了之后，道丹太太开始等候加斯东。她一看见他便叫住他说：
“有些人有尿布……到我小屋来，我给您说叨说叨。”
他俩便关上门。过一会儿，他们走出来，仍笑个不停。他俩一走到门口，为了让房客们（包括，尤其包括被偷的人）能听见，道丹太太大声说道：
“受那么多教育，最后竟那样理屈词穷，这毕竟有点不幸。”
她即使没有完全摆脱自己的孩子，起码也与他们非常疏远，这也是她同加斯东的友谊造成的。她不愿意见到他们，她腻烦他们。她曾经尽职尽责地养育过孩子。但她的丈夫好酒贪杯，喝完了自己的薪金，为了孩子，她在工厂里劳动整整十五年。工厂的报酬不够时，到晚上，她还替别人洗衣服。
“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她解释说，“我感到厌倦了。我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安静。”
她的女儿是邮电局职员。她住在很远的省里。
“她那方面，我倒很放心，”她说，“她不常来。”
但她的儿子是沙图的菜农。他认为逢年过节来看望她是他的责任，如新年、七月十四日国庆节、复活节等等。他经常请求她到他身边“了结此生”，但她根本不愿听他谈到此事。
“我过去成天看见你，见得过头了，”她对他说，“即使我在你那里生活得像王后，我过世前也会腻烦得要死。我可以肯定，还是养老院更有趣儿。”
她对加斯东就谈得更明确了：
“不是因为他们坏，”她说，“而是因为这带着强迫性，他们等着我完蛋呢。所以，仍然是对他们，我最无话可说。”
她希望把自己终究会死亡这件事忘掉。对这个必然到来的日子，她从不以喜悦的心情谈到它。她考虑这个问题并非忧心忡忡，但也非玩世不恭，只不过略带悲哀而已。她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岁月：摆脱孩子，自由自在。她现在就是这样。无论她怎样诅咒她的职业对这种自由造成的羁绊，她仍然自由自在到对死亡感到遗憾。
她的愿望是，某个夜晚，在睡梦中死去。
“到早上，垃圾箱满了。很遗憾，我可不会来这里看你们拉长脸。你们是看见垃圾箱才得知这件事的。你们会议论说：‘这都到早上八点了，垃圾箱满成这样，还没倒出去，是因为那看门的，她蹬腿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