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暴力肆虐的城市里找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一九九一年一月和二月，这里发生了一千二百起谋杀案——每天二十起，每隔四天还会发生一场屠杀。几乎所有的武装组织都一致决定发动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残忍的游击恐怖袭击，而麦德林正是城市行动的中心。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四百五十七名警察被杀害。安全管理部曾说，贫民窟里有两千来人为埃斯科瓦尔效力，其中很多是青少年，靠猎杀警察为生。他们每杀一名警官能获得五百万比索，每杀一名警员能获得一百五十万比索，每打伤一人能获得八十万比索。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六日，一辆装着一百五十公斤炸药的汽车在麦德林斗牛广场对面爆炸，炸死了三名士官和八名警察，与战争毫无关联的九名市民死亡，一百四十三名民众受伤。
与贩毒贸易团伙正面交锋的精英部队被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指控为一切罪恶的化身。一九八九年，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组建了精英部队。当时，他陷入了军队和警察等大型部队无法明确各自职责的困境，深感绝望，便将组建精英部队的任务委托给国家警察，让军队尽可能地远离贩毒贸易和准军事集团的毒害。最初的精英部队不超过三百人，拥有直升机特种小分队，并接受英国政府特种空勤团（SAS）的训练。
地主组建的反游击队准军事化队伍于巅峰时期，在国家中部的马格达莱纳河中游开始了行动。之后，这支部队分离出了一支专门进行城市作战的队伍，并作为自由行动军团驻扎在麦德林。它直接听命于波哥大国家警察总局，不受任何中间机构影响。由于其属性特殊，这支部队行使职权时并不是非常谨慎。罪犯们一头雾水，地方政府也很不情愿地接纳了一股跳脱其管辖的自治武装力量。“可被引渡者”暴怒，指控他们实施了各种践踏人权的行为。
麦德林的人们明白，“可被引渡者”揭露警方犯下谋杀与欺凌罪行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他们目睹这些事情在大街上发生，尽管大部分案件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国内外的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抗议，但政府没有做出让人信服的答复。几个月后，政府决定，如果没有国家检察院的人员在场，不许私闯民宅，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军事行动的官僚手续烦琐起来。
司法部门并不能做多少事。法官们微薄的工资仅够他们糊口，而不够他们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他们深陷于没有出路的两难抉择当中：要么被杀，要么被毒贩收买。令人敬佩和痛心的是，许多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情愿选择死亡。
也许在这种形势下，最具有哥伦比亚特点的是，麦德林人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他们能习惯一切（不论情况是好是坏），并从中迅速恢复过来。这种恢复能力可能是他们无所畏惧的性格最苦涩的表现方式。大部分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的麦德林曾是全国最美丽、最有活力、最热情好客的城市，但是在那几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之一。当时，城市恐怖主义已经变成了哥伦比亚百年暴力文化的奇特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游击队——城市恐怖主义的实践者——曾经亲自有板有眼地将这种行为谴责为非法的革命斗争方式。人们已经学会了带着对已经发生之事的恐惧生活，但还没有学会带着对可能发生之事的不确定感生活：炸弹将学校里的孩子炸得粉碎，将空中的飞机炸毁，市场里的豆子也会突然炸开。杀死无辜平民、随处爆炸的炸弹和匿名的威胁电话一起，成了日常生活中最让人不安的因素。然而，从统计数据看，麦德林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受到影响。
几年前，贩毒分子嚣张至极，处于虚幻的光环之中。他们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甚至还享有某种民间威望，因为他们在童年时居住过的贫困街区推行慈善事业。如果有人想送他们进监狱，完全可以让街角的警察去抓他们，但更多哥伦比亚人会带着类似满足感的好奇心和兴趣对毒贩们听之任之。政治家、实业家、商人、记者，甚至是地痞流氓都出席了麦德林附近的那不勒斯庄园举办的永留史册的聚会。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那儿开了一家动物园，里面有从非洲带回来的活生生的长颈鹿和犀牛。在动物园的大门口，展示着第一架运载出口可卡因的轻型飞机，仿佛一座国家纪念碑。
凭借巨额财富和保密工作，埃斯科瓦尔成了幕后的主人，他变成了一个在阴影里掌控一切的传说。他的公告具有模板一般的审慎风格，内容足够以假乱真。在他的鼎盛时期，麦德林的贫民窟里建起了供有他画像的祭台，祭台上摆着蜡烛。人们甚至相信，他会创造神迹。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哥伦比亚人拥有像他一样控制舆论的天赋和腐化社会的力量。他个性中最让人不安、最具破坏性的特点，是他完全没有分辨好坏的恻隐之心。
这就是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二月中旬打算寻找的无迹可寻的、不可思议的男人，他想让他把妻子玛露哈还给他。他开始寻求途径与关押在戒备森严的伊塔古伊监狱中的奥乔阿三兄弟取得联系。拉法埃尔·帕尔多根据总统的指示给他亮了绿灯，但是提醒他不能越界：他的行动不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谈判，而是一次考察任务。他告诉他，不能以政府方面的酬劳作为交换来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投降政策的范畴内，政府对“可被引渡者”自首是感兴趣的。从这个新概念出发，他想改变行动的视角，不再像往常那样专注于解救人质，而是专注于促使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投降。投降之后，释放人质就顺理成章了。
就这样，可以说玛露哈第二次被绑架了，而比亚米萨尔的另一场战争开始了。也许，埃斯科瓦尔原本打算把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一起释放，但是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悲剧可能打乱了他的计划。迪安娜的死对他来说应该糟糕至极，除了得替他并未下令执行的杀人行为背负罪责之外，他还失去了一颗价值难以估量的棋子，他所面临的情况因此更加复杂了。此外，当时警方的行动对他步步紧逼，使他跌入了谷底。
在死去的玛丽娜同迪安娜、帕丘、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中，如果当时他决定要杀死一个人，那个人大概本会是贝阿特利丝。但贝阿特利丝获得了自由，迪安娜死了，他还剩两个人：帕丘和玛露哈。也许由于帕丘的交换价值，他原本更愿意保留他。但是现在玛露哈获得了意料之外、无法估量的价值，她能让比亚米萨尔与他保持沟通，促使政府颁布一部表述更加清楚的法令。同样，对于埃斯科瓦尔来说，从那时起，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比亚米萨尔的调解，而唯一的保证方法是滞留玛露哈。他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比亚米萨尔从拜访妮迪娅·金特罗女士入手，以了解她调解经历中的细节。他发现她是个慷慨又果断的人，而且心平气和地服着丧。她向他转述了自己与奥乔阿姐妹、老族长以及狱中的法比奥的对话。她让人觉得她已经接受了女儿的惨死，她既不是因为痛苦也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争取和平才记住这场死亡。凭借这种精神，她交给比亚米萨尔一封写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信，在信中表达了她的期望，希望迪安娜的死能让其他的哥伦比亚人不再经历她经历过的痛苦。在信的开头，她承认政府不能阻止警方为了找出犯罪分子而搜查民宅，但的确能阻止警方用武力营救人质。因为受害者的家属明白，政府明白，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在搜查民宅的行动中发现了被绑架者，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就像她女儿身上发生的那样。“因此，我来到您面前，”信上说，“带着充满痛苦、谅解和善意的心，恳请您放了玛露哈和弗朗西斯科。”最后，她用一个令人惊讶的请求结尾：“请您告诉我您不想让迪安娜死去的理由。”几个月后，埃斯科瓦尔在监狱里公开表示了他的惊讶之情，因为妮迪娅的来信既没有指责也没有仇恨。“我非常痛苦，”埃斯科瓦尔写道，“我没有勇气给她回信。”
比亚米萨尔带着妮迪娅的信和政府口头授予的权力前往伊塔古伊监狱拜访奥乔阿三兄弟。两名安全管理部的卫兵与他同行，麦德林的警察还增派了六名人员。他发现奥乔阿兄弟刚被安置进一间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面有三重一模一样的防护门，每一道门打开都很费功夫。墙皮脱落的砖墙让人觉得这是一座没有修好的教堂。空空荡荡的走廊、狭窄的楼梯、黄色管道制成的栏杆和显眼的警报器延伸到三楼，那里又延伸出了一座小楼，奥乔阿三兄弟在小楼里制作精美的皮具和马鞍等各种马具以消磨服刑的时光。全家人都在那儿：子女、姑舅亲眷和姐妹们。最活跃的玛尔塔·妮耶维丝和豪尔赫·路易斯的妻子玛丽亚·莉娅都表现出了帕伊萨人热情好客的典型品质。
比亚米萨尔来的时候恰好是午饭时间，食物摆在后院深处的一间敞开式棚屋里，棚屋的墙上贴着电影明星的海报，屋里还有一组专业的健身设备和一张十二人餐桌。出于安全考虑，食物是在附近的拉·洛玛农庄准备的。拉·洛玛农庄是全家人正式的住所，而那天享用的是美味丰盛的克里奥约食物。他们吃饭的时候不谈论食物之外的话题，这在安蒂奥基亚是必不可少的礼节。
饭后，伴随着家庭会议的各种繁文缛节，谈话开始了。午饭时的和谐气氛让人很难想象这次对话的情况。比亚米萨尔用他缓慢、精确、善于解释的方式开始了对话，这使其他人很难提问，因为一切似乎都已经被提前回答了。他细致地讲述了他与基多·帕拉的谈判情况和突然的决裂，最后说，他坚信只有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直接联系才能救出玛露哈。
“让我们来中止这种野蛮的状态，”他说，“让我们好好谈谈，不要再犯错了。首先，你们得知道，我们不可能会采用武装营救的方式。我更愿意进行对话，了解事情的状况以及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豪尔赫·路易斯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掌握着话语权。他讲述了他的家族在战乱中的困境，他们投降的理由与困难，还有对于制宪议会不取消引渡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担忧。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他说，“您无法想象我们的遭遇、我的家人和朋友们的遭遇，以及在我们身上发生过的一切。”
他说的句句属实：他的姐妹玛尔塔·妮耶维丝曾经被绑架；一九八六年，他姐妹的丈夫阿隆索·卡尔德纳斯被绑架后遭杀害；一九八三年，父亲的兄弟豪尔赫·伊万·奥乔阿被绑架；表兄弟马里奥·奥乔阿和吉耶尔摩·莱昂·奥乔阿被绑架后遭杀害。
比亚米萨尔也试图向他们说明，他与他们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且从今往后发生的一切都将由所有人平等地偿还。“我的经历不比你们的轻松。”他说，“一九八六年，‘可被引渡者’试图谋杀我，我被逼得逃到世界的另一头，但他们还不放过我。现在他们绑架了我的妻子和妹妹。”然而，他没有抱怨，而是将自己摆在与对话者同等的高度上。
“这太过分了。”他总结说，“现在是时候开始互相理解了。”
只有他们俩在说话。家族的其他成员在悲伤的死寂里倾听着，女人们专注地围在来客身边，没有参与对话。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豪尔赫·路易斯说，“妮迪娅女士也曾经来过这里。我们理解您的处境，但是我们不想惹祸上身，我们跟她说了同样的话。”
“只要战争继续下去，你们所有人都会处在危险当中，即使四面都被装甲墙包围。”比亚米萨尔坚持说，“相反，如果现在这一切结束了，你们的父母和全家人都不会受到伤害。但前提是埃斯科瓦尔自首，玛露哈和弗朗西斯科安然无恙地回家。不过你们要知道，如果他们被杀害了，你们也会一起付出代价，你们的家人会付出代价，所有人都会付出代价。”
在监狱里三个小时的漫长会面中，每个人都拼尽全力地克制自己。比亚米萨尔欣赏奥乔阿家族帕伊萨式的现实主义。来访者分析话题时的直接与坦率也给奥乔阿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库库塔生活过——那里是比亚米萨尔的家乡，他们在那儿认识许多人，并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最后，另外两名奥乔阿家的人加入了对话，玛尔塔·妮耶维丝用她克里奥约人的风趣使气氛缓和下来。男人们似乎非常坚定地拒绝参与这场他们自以为已经全身而退的战争，但是他们逐渐开始考虑这件事。
“那好吧。”豪尔赫·路易斯最后说，“我们会给巴勃罗带信儿，告诉他您来过这里。但是我建议您跟我的爸爸谈一谈。他在拉·洛玛农庄，他会很高兴跟您交谈的。”
于是，比亚米萨尔和他们一家人去了农庄，他只带了两名从波哥大来的卫兵，因为奥乔阿一家认为他们的安保措施太显眼了。他们来到大门口，沿着一条郁郁葱葱、精心打理的小路，朝着房子步行了大概一公里。几个看起来没有携带武器的男人挡住了卫兵们的去路，并让他们原路返回。气氛变得有些躁动，但是这些看守用良好的风度和合情合理的理由让外来的卫兵们冷静了下来。
“你们往这边走，在这儿吃点东西。”他们对卫兵说，“比亚米萨尔医生得跟堂法比奥谈一谈。”
树林尽头是一个小广场，后面是一栋整齐的大房子。从露台上可以俯视延绵至天边的草原，老族长在上面等候客人的到来。家族的其他成员，包括女人们，都和他在一起，几乎所有的女眷都在为战争中死去的亲人服丧。虽然已经到了午睡的时间，但他们还是准备了各种食物和饮品。
从问好开始，比亚米萨尔就意识到堂法比奥已经完全了解监狱中的对话结果了。这样就省去了开场白。比亚米萨尔只是重复强调说，如果战争加剧，就更加可能伤害他人数众多、繁荣昌盛的家族，尽管他们没有因为凶杀也没有因为恐怖主义而被指控。因此，虽然他的三个儿子已经脱险，但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没有人比他们更希望获得和平。但只要埃斯科瓦尔不像他的儿子们一样投降，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堂法比奥平静而专注地听着他说话，当听到他认为正确的内容时，他会轻轻点头表示赞同。接着，他用类似于墓志铭的简略有力的话语，在五分钟内说明了他的想法。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他说，到头来都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当面同埃斯科瓦尔交谈。“因此，最好从这一步开始。”他说。他认为比亚米萨尔是合适的人选，因为埃斯科瓦尔只相信一诺千金的人。
“您是这样的人，”堂法比奥总结说，“问题是如何向他证明。”
这次拜访上午十点在监狱开始，下午六点在拉·洛玛结束，最大的成就是打破了比亚米萨尔和奥乔阿一家之间的坚冰，双方有着共同的目的，且已经与政府达成共识——让埃斯科瓦尔自首。确定了这一点，比亚米萨尔便有勇气把他的感受传达给总统。但是，他一回到波哥大就听说了一则坏消息：总统本人也在经受着绑架案带来的痛苦。
事情是这样的：福尔图纳托·加维里亚·博特罗是总统的堂弟，也是他从小到大最要好的朋友。他在佩雷拉的农庄里被四名持枪蒙面人劫持了。总统没有取消在圣安德烈斯岛举行的地区行政长官会议。周五下午离开波哥大的时候，他还没有确定绑架他堂弟的人是不是“可被引渡者”。周六上午，他起床去潜水，浮出水面时，他被告知，福尔图纳托已经被劫持者杀害了，劫持者不是贩毒分子。他被偷偷地埋在旷野里，连棺材都没有。尸检时发现他的肺里有泥土，说明他是被绑匪活埋的。
总统的第一反应是取消地区会议，马上返回波哥大，但是医生们制止了他。他在六十英尺深的水下待了一个小时，他们不建议他在二十四个小时内坐飞机。加维里亚听从了建议，全国人民都看见他在电视上一脸阴沉地主持会议。但是，下午四点，他无视医嘱，回到了波哥大主持葬礼。他后来回想起那天，认为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之一，他心酸地说：
“我是唯一不能抱怨总统的哥伦比亚人。”
在监狱里与比亚米萨尔共进午餐后，豪尔赫·路易斯·奥乔阿就给埃斯科瓦尔寄了一封信，试图游说他投降。他把比亚米萨尔描述成一个严肃的桑坦德人，比亚米萨尔说的话可以相信，他言出必行。埃斯科瓦尔立即回复说：“告诉那个婊子养的，别跟我说话。”比亚米萨尔通过玛尔塔·妮耶维丝和玛丽亚·莉娅打来的电话得知了这个消息。她们让他回麦德林继续想办法。这一次，他没有带卫兵就去了。他从机场打车到洲际酒店。大概十五分钟后，一名奥乔阿家的司机来酒店接他。司机是一个大概二十岁的帕伊萨人，很和善，喜欢开玩笑，他从后视镜里观察了他好一会儿，终于问他：
“您很害怕吗？”
比亚米萨尔通过后视镜对他笑了笑。
“放心，医生。”年轻人接着说。他还略带讽刺地补充：“跟我们在一起您不会有事的。您怎么会这么想！”
这句玩笑话让比亚米萨尔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一直保留着安全感和信任感。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跟踪，甚至到了谈判后期也是如此，但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影响之下。
看来，埃斯科瓦尔不觉得自己对比亚米萨尔有所亏欠，虽然比亚米萨尔在为他打开反引渡法令的大门中功不可没。毫无疑问，赌棍的算盘打得精明，他认为这个恩惠已经用释放贝阿特利丝的方式报答了，但其他历史债务依然原封未动。然而，奥乔阿一家认为，比亚米萨尔应该坚持下去。
因此，他无视那些恶语相向，准备继续前行，奥乔阿一家支持着他。他又去了两三次监狱，他们一起制定了行动策略。豪尔赫·路易斯又给埃斯科瓦尔写了一封信，在信里告诉他，他投降后的保障都已经确定，他的生命会得到尊重，他也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被引渡。但是埃斯科瓦尔没有回信。因此，他们决定让比亚米萨尔本人给埃斯科瓦尔写信，向他说明自己的处境和提议。
三月四日，这封信在关押奥乔阿一家的牢房里写成了。豪尔赫·路易斯是这封信的顾问，他告诉比亚米萨尔哪些话对他有利，哪些话可能不合时宜。比亚米萨尔在开头承认，尊重人权是取得和平的基础。“然而，有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揭露他人侵犯人权的行为是自己侵犯人权的最好借口。”这增加了双方行动的难度，也抹杀了他本人在为解救妻子而斗争的这几个月里取得的成果。比亚米萨尔家族长期受暴力之苦：对他的袭击、对他的连襟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谋杀，对他妻子和妹妹的绑架，但他们自己并没有任何责任。“我和我的妻姐格萝莉娅·帕琼·加兰，”他补充说，“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那么多不合情理且无法解释的暴行。”相反，释放玛露哈和其他记者是哥伦比亚真正走向和平的必然要求。
两周后，埃斯科瓦尔的回信以一记晴天霹雳开头：“尊敬的医生，非常遗憾，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接着，他援引了一则新闻。在被绑架者家属的默许下，一些来自政府部门的制宪议会成员即将提议，如果不释放被绑架者，他们就不会着手处理引渡的议题。埃斯科瓦尔认为这不合理，被绑架者不能被当作向制宪议会成员施压的砝码，因为他们在选举之前就已经被绑架了。无论如何，关于这个话题，他放肆地发出了令人畏惧的警告：“比亚米萨尔医生，请您记住，引渡政策已经牺牲了许多受害者的性命，再添两条命并不会改变这个进程，也不会改变一直以来进行的斗争。”
这是间接的警告，因为法令颁布之后，埃斯科瓦尔没有再提及引渡，也没有将引渡作为战争的理由。这部法令没有给投降者留下余地，而是侧重于处罚为埃斯科瓦尔作战的特殊武装力量犯下的违反人权的罪行。这是他的精妙策略：凭借部分胜利获得优势，并用其他不计其数且越来越多的理由继续战争，这样就不需要投降。
信上说，比亚米萨尔所进行的战争与他为了保护家人而进行的战争是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示理解。但是他坚持认为，精英部队杀死了麦德林贫民窟的四百多名青少年，却没有人惩罚他们，这些行动证实了绑架记者并给政府施压使其制裁警方相关责任人的合理性，而且他对没有一名政府官员试图就绑架案跟他建立直接的联系表示惊讶。他总结说，无论如何，来电、恳求他释放人质都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危在旦夕的是“可被引渡者”的家人及其合伙人的生命。最后，他说：“如果政府不介入，也不听从我们的提议，毫无疑问，我们将处死玛露哈和弗朗西斯科。”
这封信证明埃斯科瓦尔希望与政府官员取得联系。他没有放弃投降，但是投降的代价会比想象中更加高昂，而且他已经打算以投降为借口进一步索要好处。比亚米萨尔理解他，并在一周内拜访了共和国总统，把最新的情况告诉他。总统只是认真地做了笔记。
那几天，比亚米萨尔还拜访了总检察长，试图在新的形势下找到不同的行动方法。那是一次硕果累累的拜访。总检察长说，他将在周末发布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死亡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他将责任归于警方无序、莽撞的行动，并列出了三名精英部队警官的罪状。他还透露，他调查了十一名被埃斯科瓦尔点名指控的警察，也列出了他们的罪状。
总检察长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四月三日，共和国总统收到了国家检察院关于迪安娜·图尔巴伊死亡原因的评估报告。报告说，该行动从一月二十三日开始酝酿，当时麦德林警方的情报机构接到了几通匿名来电，内容都涉及在科帕卡瓦那市的高地出现的武装人员。根据来电内容，他们的行动集中在萨瓦内塔区，尤其是在比亚·德尔·罗萨里奥、拉·波拉和阿尔托·德·拉·克鲁兹的农庄。其中有一通来电透露，被绑架的记者们就在那里，连“大头目”，即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也可能在那里。第二天的行动分析文件总结了这次行动的基本信息，其中提到了埃斯科瓦尔的信息，但没有提到被绑架的记者也可能在那里。国家警察局局长米盖尔·戈麦斯·帕蒂亚声称，他于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收到消息，计划在第二天进行核实、搜寻和清查行动，“而且有可能抓捕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和众多毒贩”。但是，当时似乎也没有提到发现两名人质——迪安娜·图尔巴伊和理查德·贝塞拉的可能性。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行动开始了。哈伊罗·萨尔塞多·加西亚上尉与七名军官、五名士官和四十名警察离开麦德林卡洛斯·奥尔金学校。一个小时后，埃杜阿尔多·马尔蒂内斯·索拉尼亚与两名军官、两名士官和六十一名警察也离开了那里。报告指出，相应的文书中没有埃尔梅尔·埃塞基埃尔·托雷斯·维拉上尉的出行记录，他是拉·波拉农庄的小组负责人，迪安娜和理查德实际上就在那里。但是后来在国家检察院做陈述的时候，上尉本人承认，他于上午十一点同六名军官、五名士官和四十名警察一起离开。为了这场行动，他们派出了四架带航炮的直升机。
在比亚·德尔·罗萨里奥和阿尔托·德·拉·克鲁兹庄园进行的搜捕行动顺利完成了。大约下午一点，他们在拉·波拉农庄开展了行动。伊万·迪亚斯·阿尔瓦雷斯少尉说，他从直升机上下来之后，从高地向下走，此时他听见了山坡上的爆炸声。他向那个方向跑去，看见了大约十个人带着步枪和冲锋枪落荒而逃。“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分钟，想看看进攻是在哪里发起的。”少尉说，“当时，我们听见有人在地势很低的地方求救。”于是他着急地向下跑，然后碰到了一个男人，男人向他喊：“请您帮助我。”少尉也向他喊道：“站住！您是谁？”那人回答说他是理查德，是个记者，需要帮助，因为迪安娜·图尔巴伊也在那儿，她受伤了。少尉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脱口而出：“巴勃罗在哪里？”理查德回答：“我不知道，但是请您帮帮我。”于是，这名军人向他警惕地走去。之后，小组的其他人也到了那里。少尉总结道：“对我们来说，在那里找到记者们是意外所得，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目标。”
他对这次碰面的叙述几乎与理查德·贝塞拉向检察院叙述的内容完全吻合。后来，理查德·贝塞拉还扩充了他的声明，声称看见了向他和迪安娜射击的男人。那个人站立着，双手伸向左前方，距离他们大约十五米远。“枪击声刚刚响起的时候，”理查德说，“我还没有趴在地上。”
至于导致迪安娜死亡的那枚子弹，化验结果证明，它从左侧髂骨进入，紧接着向右上方移动。创口很小，说明那是一颗高速运行的子弹，秒速在两千到三千英尺之间，也就是音速的三倍左右。子弹无法找回，因为它碎成了三部分，重量减轻了，形状也发生了改变，最后变成了不规则的碎块，在她体内继续移动，造成了致命的脊柱碎裂。几乎可以确定，那是一颗直径五点五六毫米的子弹，可能是由奥地利AUG突击步枪或是技术条件与之类似的武器射出的，因为在事发地点找到了一把该型号的步枪。这种步枪并不是警方的常规武器。在尸检报告的空白处有一条注解：“迪安娜的预期寿命本来还有大约十五年。”
现场一名戴手铐的平民的出现是该行动最让人好奇的疑点。他也在把受伤的迪安娜送到麦德林的直升机上。两名警方特工都认为他是一个农民，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他脸色黝黑，头发很短，身材有些粗壮，身高差不多一米七，那天戴着一顶布帽。他们说，他是在行动中被逮捕的。当双方开始交火的时候，他们试图让他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不得不逮捕他，在上直升机之前一直带着他。其中一名警员补充说，自己把他交到了少尉手里，少尉当着他们的面质问他。后来，少尉在找到他的地点附近把他放走了。“那位先生与这事无关，”他们说，“因为枪击声是从下面传来的，而当时这位先生和我们一起在上面。”这些说法都否认了这位平民曾经上过直升机，但是机组成员的证词完全相反。另一些声明则更加具体：路易斯·卡洛斯·里奥斯·拉米莱斯中士是直升机上的技术炮兵，他确定那个男人就在直升机上，并在当天被送回了行动地区。
一月二十六日，何塞·翁贝尔托·巴斯克斯·穆纽斯的尸体出现在麦德林附近的希拉多塔市，谜团还在发酵。他被三颗九毫米子弹击中身亡，一颗击中胸腔，两颗击中头部。情报机构的报告将他描述为有严重犯罪记录的麦德林集团成员。调查人员用数字五来标记他的照片，把它同其他已经确认身份的犯罪分子的照片混在一起，然后将这些照片展示给曾和迪安娜·图尔巴伊关押在一起的囚徒。埃罗·布斯说：“我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五号有点像我在被绑架几天后见到的一名杀手。”阿苏塞娜·里埃瓦诺也说，五号照片上的人像在迪安娜和她被绑架后待的第一栋房子里值夜班的看守，但是那个看守没有胡子。理查德·贝塞拉也认出了五号照片上的人，说他戴着手铐出现在直升机上，但又解释说：“我觉得脸型很像，但是我不确定。”奥兰多·阿塞维多也认出了他。
最后，巴斯克斯·穆纽斯的妻子认出了这具尸体。她在声明中说，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她的丈夫出门想打一辆出租车，两个身穿警服、骑着摩托车的男人和两名平民装扮的男人在街上抓住了他，把他塞进了一辆车里。他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安娜·露西娅。”但是，他已经被带走了。然而，这份声明不能算数，因为没有其他目击者。
“总之，”报告指出，“考虑到证人提供的证词，可以确定在拉·波拉农场的行动之前，国家警察局负责此次行动的成员已经通过受他们控制的巴斯克斯·穆纽斯先生得知几位记者的囚禁地。而且可以肯定，行动结束以后，他们杀死了他。”在事发地点发生的另外两起难以解释的死亡事件也已经被查明了。
特别调查处总结说，没有证据证明戈麦斯·帕蒂亚和国家警察局的其他高层领导知道这件事。打伤迪安娜的武器不是由麦德林国家警察局特种部队的成员使用的。在现场找到了三个平民的尸体，拉·波拉行动小组的成员应该为他们的死亡负责。特别调查处将对军事刑事诉讼93号法官迭戈·拉法埃尔·德尔·科莱伊·涅托博士和他秘书的反常行为正式展开彻底、循序渐进的纪律调查，就像对波哥大安全管理部专家进行的调查一样。
这份报告公布之后，比亚米萨尔在给埃斯科瓦尔写第二封信时觉得更踏实了。他跟往常一样通过奥乔阿一家把信寄给埃斯科瓦尔。他还给玛露哈写了一封信。他恳求埃斯科瓦尔让她收到这封信。利用这个机会，他向埃斯科瓦尔解释了国家的三种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让他明白，对于总统来说，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掌控像军队这样数目众多、结构复杂的机构是多么不易。然而，在揭露公安机关侵犯人权的行为方面，他赞同埃斯科瓦尔的做法。埃斯科瓦尔坚持要求，在投降时，政府要保障他本人、家人和下属的安全。对此，比亚米萨尔也表示赞同。“我赞同您的观点，”他向埃斯科瓦尔写道，“我和您进行的斗争本质是相同的：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家人的生命，同时争取和平。”基于这两个目的，他提议采取联合的策略。
几天后，埃斯科瓦尔给他回信，他的自尊心因为信中的普法课程而受到了伤害。“我知道国家被分为总统、国会、警察和军队。”他写道，“但是，我也知道总统是统治者。”余下的四页信纸再三抨击了警方的行为，而且只是增加了资料，并没有提供证据。他否认“可被引渡者”处决了迪安娜·图尔巴伊，他们也没有这么做的打算，因为如果是那样，他们不需要把她从囚禁的房子里带出来。他还否认他们让她穿上了黑色的衣服，令直升机上的人把她误认为农妇。“她不是作为人质死去的。”他写道。最后，他既没有过渡，也没有客套，用了一句非同寻常的话结尾：“您别因为您曾经向媒体发表要引渡我的宣言而担心。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我不会心怀怨恨，因为您的斗争和我的斗争有着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卫家人。”比亚米萨尔把这句话和埃斯科瓦尔之前说的话联系在了一起，他之前说过他感到很羞愧，因为人质是玛露哈，但和他抗争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丈夫。比亚米萨尔用另一种说法质问他：“为什么斗争的是我们俩，在你们手里的却是我的妻子？”因此，比亚米萨尔提议，把他和玛露哈交换，让他亲自和他谈判。埃斯科瓦尔没有接受。
当时，比亚米萨尔已经去了二十多次奥乔阿家族所在的监狱。他享受着拉·洛玛农庄的女人们给他们送去的当地美食，她们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各种袭击。这是一个相互了解、互相信任的过程，他们最重要的帮助是解读埃斯科瓦尔每句话和每个动作中的深层意图。比亚米萨尔几乎总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回波哥大。他的儿子安德烈斯经常得带着矿泉水在机场等他，让比亚米萨尔独自缓慢地喝水，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没有出席任何社交活动，也没有和朋友见面：一次也没有。压力大的时候，他会走到露台上，朝着玛露哈所在的方向长久凝望。一连几个小时，他向她传送着精神信息，直到困意来袭。早晨六点，他又一次站起来，准备好重新开始。当他们收到回信，或是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事物的时候，玛尔塔·妮耶维丝或是玛丽亚·莉娅会给他打电话，只要一句话就够了：
“医生，明天十点。”
没有电话的时候，他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哥伦比亚呼唤他们回来》上。那是一档电视宣传节目，内容以贝阿特利丝提供的关于监狱条件的资料为基础。这是国家媒体联合会（Asomedios）会长诺拉·萨宁的主意，由玛丽亚·德尔·罗萨里奥·奥尔蒂斯（玛露哈的好朋友、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外甥女）、她的撰稿人丈夫，以及格萝莉娅·德·加兰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莫妮卡、阿莱桑德娜、胡安娜和她们的兄弟姐妹）一起着手推行。
每天都有来自电影、戏剧、电视、足球、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明星站台，传递同样的信息，要求释放被绑架者，尊重人权。从第一次播出开始，这档节目就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阿莱桑德娜带着摄像机，在全国范围内追逐着明星。在节目播出的三个月里，有大约五十位名人参与其中，但是埃斯科瓦尔并没有被打动。大键琴演奏家拉法埃尔·普亚纳说，他可以跪下请求埃斯科瓦尔释放被绑架者，埃斯科瓦尔回复说：“三千万哥伦比亚人都可以跪着来找我，但我不会释放人质。”然而，在写给比亚米萨尔的一封信里，他称赞了这一节目，因为他们不仅为了人质的自由而战斗，还为了尊重人权而斗争。
玛露哈的女儿和她们邀请的嘉宾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的轻松自如让帕丘·桑托斯的妻子玛丽亚·维多利亚非常不安，因为她面对镜头时总是无法克服害羞心理。意外出现的麦克风、聚光灯不知廉耻的光束、摄像机严厉的眼神和总是等着同样答案的同样问题让她因为惊慌而恶心，勉强才能抑制这种情绪。在她生日那天，他们制作了一条电视简讯。在这条简讯里，埃尔南多·桑托斯专业而流利地说了一段话，然后挽着她的手臂说：“献给您。”她几乎总是能逃开，但有时候她不得不面对。她不仅认为这种尝试让人想死，还认为在屏幕里看见自己的模样、听见自己的声音是荒谬和愚蠢的。
而她对社交活动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她学习了小企业管理和新闻学的课程。她决心变得自由自在并热衷于聚会。她接受过去曾会厌恶的邀请，出席各种会议和音乐会，穿上了活泼的衣服，而且熬夜到很晚。就这样，她摆脱了可怜的寡妇形象。埃尔南多和她最好的朋友们理解她，支持她，帮助她做自己。但是，很快她就受到了社交界的惩罚。她知道很多人当面赞扬她，背后却说她坏话。她收到了没有卡片的玫瑰花，没有署名的盒装巧克力，匿名的表白信。她幻想这些信是她丈夫寄来的，他也许开辟了一条从孤独通向她的密道。但是，寄信人很快就通过电话表明了身份：那是个疯子。有一个女人也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向她表白：“我爱上您了。”
在那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几个月里，玛丽亚维偶然遇见了一个能预测未来的朋友，她曾经预见了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悲惨命运。只要想到她可能会做出不祥的预测，玛丽亚维就觉得害怕，但是这位朋友让她冷静了下来。二月初，她们又一次遇见时，这位朋友凑到她耳边说：“帕丘还活着。”事先没有人向这位预言师提问，她说出预言后也不期待任何答复。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如此肯定，玛丽亚维非常相信她的话，仿佛她亲眼见到了帕丘。
二月，埃斯科瓦尔似乎不相信这些法令，尽管他声称自己相信。不信任对他来说是根本的信条。他总说，也多亏了这个信条，他现在还活着。他不会把重要的东西授权给别人。他是他自己的军队长官，他自己的安全长官、情报长官、反情报长官、令人意想不到的战略家和独一无二的间谍。在极端情况下，他会每天更换八名私人保镖。他掌握各种通信技术、有线干扰技术和信号追踪技术。他雇人整天用他的电话进行疯子般的对话，让窃听内容变成繁杂的胡言乱语，这样真实的信息就无法被辨认出来。警方开通了两个电话号码，让人们提供关于埃斯科瓦尔下落的信息。同时，埃斯科瓦尔与小学签约，让孩子们二十四个小时内都不停地打告发电话，这样告发人就打不进去。为了不让他的行动留下把柄，他有无穷无尽的狡猾手段。他不向任何人咨询建议。他把法律方面的策略告诉他的律师，他们只负责赋予这些策略法律依据。
他拒绝面见比亚米萨尔是因为害怕他在皮肤底下安置了能追踪他的电子设备。那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电池的微型无线发射器，它的信号能被一种特殊的接收器（无线电测向器）远距离捕获，然后通过电脑确定信号的大致位置。埃斯科瓦尔非常相信这种高级的技术，如果有人在皮肤底下植入发射器，他也不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无线电测向器也可以确定广播、移动电话或有线电话的坐标。因此，埃斯科瓦尔尽可能地避免使用这些设备。如果有必要，他会在行驶的车辆上使用它们。他使用手写的信函。如果他与某人见面，他不会约在他所在的地点，而会去对方的所在地。结束会面之后，他会朝着难以预测的方向离开。或者，他会走向科技的另一个极端：坐上一辆带着伪造车牌和伪造标记的小型公共汽车，汽车会沿着常规路线行驶，但不会在车站停靠，因为车上坐满了车主的保镖。对了，埃斯科瓦尔的一项娱乐就是偶尔充当一下公共汽车的司机。
二月，制宪议会支持不引渡和赦免毒贩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埃斯科瓦尔明白这一点。与针对政府的力量相比，他在这个方向上集中了更多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加维里亚应该比他想象的更加强硬。与投降法令相关的一切内容都在刑事诉讼法庭进行了重新讨论，司法部长为了处理各种司法紧急案件一直保持着警惕。比亚米萨尔不只以自己的名义行动，也以自己的名义承担着风险。但是与拉法埃尔·帕尔多的密切合作让他和政府维持着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并不会让他处于危险之中。相反，这让他不需协商就能取得进展。当时，埃斯科瓦尔应该已经明白，加维里亚永远不会指派官员与他协商——这是他的幸福美梦，无论是作为一个懊悔的生意人，还是作为武装集团的暗中操控者，他都会抓住制宪议会可能会赦免他的希望。这并不是一个疯狂的估测。在制宪议会设立之前，各个政党已经一致确立了封闭式议题的议程，政府援引法律依据不将引渡问题纳入议程，因为政府需要把它作为投降政策的施压工具。但是，最高法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决定：制宪议会可以没有限制地处理任何议题，于是引渡议题又死灰复燃了。赦免没有被提及，但也是有可能的：一切都不受限制。
加维里亚总统并不是那种因为其他议题就放弃某个议题的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在他的助手中推行了一种私人通信系统：在任意纸条上书写能概括一切的短句。有时，他只写上收件人的名字，然后把纸条交给身边的人，收件人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然而，对于他的助手来说，这种方法非常恐怖，因为它不区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加维里亚对此没有意识，他在休息和工作时都同样严于律己。他在鸡尾酒会上或是刚结束潜水捕鱼时，都和往常一样传递小纸条。“和他一起打网球就像是在参加部长会议。”一名顾问说。他能在办公桌上深度小睡五到十分钟。当他的助手昏昏欲睡的时候，他醒了过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尽管看起来非常随意，但是这种方法跟正式的备忘录相比，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开展行动。
当总统试图阻止最高法院打击引渡时，这个通信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总统据理力争，他说这是法律问题，不是宪法问题。政府部长翁贝尔托·德·拉·卡耶一开始就说服了大多数人，但是与民众利益攸关的事务最终胜过了与政府利益攸关的事务。人们认为引渡是导致社会混乱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导致野蛮的恐怖主义的因素之一。因此，众多曲折之后，引渡最终被纳入了权利委员会的提纲。
尽管如此，奥乔阿一家一直担心被心魔围困的埃斯科瓦尔会决定在一场毁灭性的斗争中背水一战、玉石俱焚。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担忧。三月初，比亚米萨尔从他们那里收到了一条紧急信息：“您赶紧过来，大事不好了。”他们收到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信，信上威胁说，如果不制裁摧毁麦德林贫民窟的警察，他就会引爆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历史城区的五十吨炸药：每一百公斤炸药代表一个因为失去战斗力而死去的男孩。
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以前，“可被引渡者”认为卡塔赫纳是不能触碰的圣地。但是那天，爆炸晃动了大地，炸碎了希尔顿酒店的玻璃，还炸死了两名在另一个楼层开会的医生。从那时起，这处人类遗产显然也无法在战争中幸免。新的威胁不容许片刻的犹豫。
离最后期限还有几天，加维里亚总统通过比亚米萨尔得知了这个消息。“现在，我们不是在为玛露哈而战，而是为了拯救卡塔赫纳而战。”比亚米萨尔对他说，以此作为催促政府有所行动的托词。总统回答说，他很感激他的情报，政府会采取行动阻止灾难发生，但是绝对不会向讹诈行为让步。因此，比亚米萨尔再次前往麦德林。在奥乔阿一家的帮助下，他劝阻了埃斯科瓦尔。这并不容易。在到达期限的前几天，埃斯科瓦尔在一张仓促写成的字条上保证，记者们暂时安全了，他还延迟了在各大城市引爆炸弹的时间。但是，同样不容商议的一点是：如果四月之后麦德林警方还继续行动，古老高贵的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城就会片瓦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