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影的影响，有两个广为人知的理念可以讨论一下。这两个理念观已差不多变成老生常谈，但由于我发现我自己一些有关摄影的文章——最早的文章写于三十年前——也阐述过它们，故我忍不住要对它们提出异议。
第一个理念是，公众注意力受媒体注意力左右——媒体在这里是指最具决定性的影像。有了照片，战争就变得“真实”。因此，抗议越战的浪潮是由影像动员起来的。觉得必须对波斯尼亚战争做点什么，也是由新闻记者的注意力——有时被称为“CNN效应”——推动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闻记者的注意力把萨拉热窝被围困的影像，夜复一夜地传送到千千万万的客厅里。这些例子，说明了摄影对我们注意哪些灾难和危机、我们关心什么和最终如何评估这些冲突，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个理念是——看上去好像与上述论点相反——在一个影像饱和，不，应该说超饱和的世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结果，这类影像使我们变得有点儿不能感觉，难以激起我们的良心。
在《论摄影》（一九七七）一书六篇文章的第一篇，我谈到虽然通过照片了解的一个事件，肯定比没有照片了解得更真实，似是经过不断曝光之后，真实度开始减弱。我写道，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是这样吗？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确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可不那么肯定了。有什么证据表明照片的影响不断递减，表明我们的观奇文化消解了暴行照片的道德力量吗？
问题的关键是新闻的主要媒介——电视。影像力量的损耗，视乎它以何种方式被使用，它在哪里被观看和它被观看的频率。电视上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是迟早要被人厌倦的影像。这种麻木感，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电视想方设法要以过量的影像来吸引和满足人们，因而扰乱注意力。过缓的影像使注意力变得分散、流动、对内容相对漠视。影像流动使影像失去稳定性。电视最大的特点在于你可以转台，在于转台、不耐烦和沉闷变成一种正常状态。消费者垂头丧气。他们需要被刺激起来，被启动起来，一次乂一次。内容不外乎这类刺激物。如果要更有反省力地观看内容，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意识集中——而媒体播送的影像寄予的各种期待，正好削弱了意识的集中；媒体把内容过滤掉，是使感觉麻木的主犯。
对现代性的批判（它几乎像现代性本身一样古老）有一个基本理念，认为现代生活充斥着人最恐怖，它们腐蚀我们，也使我们逐渐习惯它们。一八〇〇年，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谴责“每天发生的重大国家事件和城市人口的日益递增”导致感受力被腐蚀，他说在城市中人们“职业的千篇一律制造了对不寻常事故的渴望，而知识的迅速流通则每时每刻地满足这种渴望”。这种过量刺激起到一种作用，就是“钝化了心灵的辨识力”并“把它减弱至几乎是野蛮的麻痹状态”。
这位英国诗人特别指出“每日”的亊件和“每时每刻”传播的寻常事故”的新闻导致心灵的钝化。（在一八〇〇年！）至于到底是哪种事件和事故，则慎重地留给读者去想象。约六十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文化诊断师——法国人，也因此有夸张的特权，就像英国人往往轻描淡写——提供了同一指控的更激烈版本。这是波德莱尔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
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类反常的可怕踪迹……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么也没有。战争、犯罪、盗窃、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
波德莱尔写这段文字时，报纸尚未开始刊登照片。但这并不表示他对拿一份早报坐下来边吃早餐边摄入一大堆世界恐怖消息的中产阶级所作的谴责性描写，与剖析我们每天怎样通过电视和早报摄入一大堆令我们感觉麻木的恐怖新闻的当代批评有什么分别。推陈出新的科技提供没完没了的饲料：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看，就有多少灾难和暴行的影像。
自《论摄影》一书出版以来，很多批评家都已指出，战争的剧痛——拜电视所赐——已变成每晚的陈腐内容。我们被那类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已扩展至极限，正日趋僵化。又是熟悉的诊断。但到底我们希望见到怎样的局面呢？把杀戮的影像削减至譬如说每周一次吗？或更笼统些，大家努力去达到我在《论摄影》中所称的“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么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么“守护委员会”出面来实施恐怖配额，使震撼的能力保持新鲜。更何况，恐怖本身也不会减缓。
《论摄影》提出的观点——也即我们以感受的新鲜性和道德的关切性来对我们的经验做出反应的能力，正被粗俗和惊骇的影像的无情扩散所销蚀——也许可称为对这类影像的扩散做出的保守批评。
我把这论点称为保守，因为那腐烂了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对现实的感知。但仍有一种现实独立存在着，不受旨在削弱其权威的企图所左右。这论点实际上是在捍卫现实和捍卫要求对现实做出更充分反应的摇摇欲坠的标准。
这批评还有一种更激进——更犬儒——的倾向，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可捍卫的：现代性的大口已嚼掉现实，并把全部杂物变成影像吐了出来。据一种影响深远的分析，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观社会”。每种情况都必须变成奇观，否则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真的一即是说，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人们也纷纷要变成影像：名人。现实已退位。只剩下对现实的描绘：媒体。
这真是巧妙辞令。并且对很多人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因为现代性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喜欢觉得他们能预期自己的经验。（这观点尤其与已故的居伊·德博尔的著作有关，他认为自己是在描述一种幻觉、一个骗局；也与让·博德里亚的著作有关，他宣称他相信如今只存在影像，也即模拟的现实——这似乎是法国人的特产。）现在人们常说，战争就像任何其他看上去像真实的东西一样，是“媒体”。这是在萨拉热窝被围困期间，几位去萨拉热窝当天就回来的法国名人的观感，其中包括安徳烈·格卢克斯曼。他们认为，战争的胜负将不取决于萨拉热窝甚或波斯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取决于媒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经常断言，“西方”已愈来愈把战争本身看成一种奇观。有关现实已死——就像理性已死、知识分子已死、严肃文学已死——的报吿，似乎已被很多人（他们都试图了解当代政治和文化中那些令人感到不对头、空虚或白痴似地洋洋得意的现象）未经太多反省就接受下来。
认为现实正变成奇观，是一种令人诧异的地方主义。这是把一小群生活在世界富裕地区的有教养人士看事物的习惯普遍化。在富裕地区，新闻已变成娱乐——这种成熟型的观点，是“现代人”添置的主要资产，也是摧毁真正提供不同意见和辩论的传统党派政治形式的先决条件。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旁观者。它执拗地、不严肃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但是，把整个世界与安乐国家里那些小地区等同起来，是荒唐的——安乐国家的人民拥有一种奇怪的特权，既可做、也可拒绝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观者。同样荒唐的是，竟然根据那些对战争、对大规模不公正和恐怖完全缺乏直接经验的新闻消费者的心态，来概括一般人对他人的苦难做出反应的能力。尚有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他们绝非以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来观看电视上的一切。他们没有那种对现实居高临下的奢侈。
生活在大都会的人讨论暴行影像时，有一种已成滥调的看法，他们假定影像没有效果，假定影像的扩散含有某种固有的愤世嫉俗。无论现在人们怎样相信战争影像的重要性，也不能消除对这些影像背后的利益和影像制作者的意图的重重疑虑。这种反应，来自光谱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从未接近过战争的犬儒主义者，另一方面是其惨况正被人拍摄的饱受战乱之苦者。
现代性的公民，这些把暴力当成奇观的消费者，精于既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又懂得以犬儒主义来看待可能的真诚。有些人会不惜一切来使自己免受感动。坐在躺椅里，远离危险，然后宣称拥有高人一等的位置，这是何等洒脱。事实上，把那些在战区里目击一切的人士的努力，讥为“战争旅游”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判断，甚至蔓延至对战争摄影这一专业的讨论。
人们一直觉得，对这类影像的嗜好，是一种粗俗或低劣的嗜好，无异于一种商业性的食尸癖。萨拉热窝被围困几年间，常常可听到萨拉热窝人在被轰炸的时候或爆发狙击战的时候，对着因脖子上挂满设备而容易被认出来的摄影记者吼叫：“你是不是在等待炮弹炸到，好趁机拍到尸体？”
他们偶尔确实拍到了，但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因为摄影师在街头冒着炮弹或狙击火力，中弹死亡的机会跟他或她追踪的平民一样高。此外，报道一个好故事并不是采访围城战的摄影记者那股干劲和勇气背后惟一的动机。在整场战事期间，大多数在萨拉热窝采访的资深记者，都不是中立的。而萨拉热窝人也确实希望他们的苦况被照片记录下來：受害者对他们自己的苦难被报道出来怀有兴趣。但他们希望这苦难被视为独一无二的。一九九四年初，已在围城里生活了一年多的英国摄影记者保罗·洛，在一个局部损毁的画廊里举办一次展览，展出他近期拍摄的照片和他早几年在索马里拍摄的照片。萨拉热窝人虽然渴望看到正被摧毁的自己城市的新照片，却被包括在其中的索马里的照片冒犯了。洛本以为事情很简单。他是职业摄影师，而他为这两批作品感到自豪。对萨拉热窝人来说，事情也同样简单。把他们的苦难拿来跟另一个民族的苦难并列，等于是互相比较（谁的地狱更糟糕？），从而把萨拉热窝的殉难贬为一个例子而已。他们宣称，发生在萨拉热窝的暴行，与发生在非洲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无疑，他们的义愤含有种族主义色彩——波斯尼亚人是欧洲人，萨拉热窝人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的外国朋友们指出这点——但是，如果展览包括车臣或科索沃平民（应该说，任何别国的平民）惨遭蹂躏的照片，他们也一样会反对。让自己的苦难与任何其他人的苦难并列在一起，是不能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