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罝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
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如今存在着的大量影像，使人更难维持这种道德发育不全。就让暴行影像令我们寝食难安吧。即便它们只是符号，且不可能涵括它们所指涉的大部分现实，但它们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影像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也许是主动地、热情地、自以为是地做的。请勿忘记。
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
（“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的不公正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
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坐在小屏幕（电视、电脑、掌上型电脑）前，我们可浏览世界各地灾难的影像和简报。似乎，此类新闻的数最比以前庞大得多。这可能是一个幻觉。实际上是“到处”都在散播新闻。而有些人的苦难比另一些人的苦难较容易引起某类观众与生俱来的兴趣（假设必须承认苦难是冇观众的）。战争新闻如今在全世界传播，并不意味着观众思考远方人们的苦难的能力也显著提高了。在现代生活中——这种生活有过量的事物要求我们去注意——不看那些令我们情结低落的影像似乎是人之常情。如果新闻媒体把更多时间用于播放由战争和其他丑恶事件造成的人类痛苦的细节，就会有更多的观众转台。但是，说人们对这类苦难的反应少了，则恐怕不是实情。
我们没有被影像感动得彻底变成另一个人，我们可以不看，我们可以把一页图像翻过去，我们可以转台，这些都不表示我们对影像的冲击的道德价值置疑。我们看这些影像时没有热血沸腾，没有受尽煎熬，这并不是什么缺点。镜头挑选一个画面并把它框住，其本意也不是要矫正我们对历史和痛苦根源的无知。这类影像无非是邀请我们去注意、去反省、去了解、去检视掌权者就巨大灾难提供的辩解是否合理。是谁造成照片中的苦况？谁应对此负责？是情有可原的吗？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到目前为止接受的某些事态是否需要受质疑？与此同时，也必须明內道德义愤就像同情一样，是无法强求以行动来处理的。
看到影像所展示的惨况，却无能为力，这种沮丧可能会转化成一种指责，指责观看这类影像的猥亵态度，或传播这类影像的猥亵方式——极有可能穿插着大量推销润肤膏、镇痛药和多用途跑车的广告。如果我们能够为影像所展示的惨况做点事情，我们可能也就不太在乎这些问题了。
影像常因为它是远距离观看痛苦的一种方式而进斥责，仿佛存在着其他观看方式似的。但是，如果不对影像进行思考，那么距离再近，也仍然只是观看。
某些针对暴行影像的斥责，与对视觉本身的界定并无分别。视觉是无须费力的；视觉需要空间上的距离；视觉可以关闭（我们眼睛上有眼睑，我们耳朵上没有可关闭的门）。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眼睛是五官中最卓越、最高贵的；如今，同样这些特质却变成缺陷。
有人觉得，摄影所提供的现实是抽象的，似有道德问题；觉得我们没有权利在无法接触他人的原生力置的情况下，远距离体验他人的苦难；觉得我们为那些迄今备受赞赏的视觉素质付出了太惨重的人命（或道德）代价——这些视觉素质是一种退步，比不上那个使我们自由地观察和主动地注视的积极进取的世界。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在描述心灵本身的功能而已。
退一步思考并没有错。多位圣人答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谁也不能同时思考又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