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青春献给你

作者:冯小刚

春节刚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厂长约我聊聊。

大致的意思我还记得,他说:你在北影拍的三部影片,两部栽了大跟头(我知道他也忌讳说“枪毙”),作为厂长,我有责任把你打捞上岸。眼下那么多拍电影的导演跑去拍电视剧,而你却毅然投身到电影行列中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应该支持。当初电影局领导班子重组,工作重心是抓整顿,刚好你的片子在那个时候出炉,所以你算撞到枪口上了;现在不同了,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电影的板凳上来了,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了抓创作,抓整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抓繁荣,这是衡量电影局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这个转变的过程希望你能够理解。

他又说:你也要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准备剧本,和电影局多沟通,我尽全力支持你。

我问他:拍什么东西能通过呢?我显然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导演。

他说:你多虑了,就你来说是对事不对人,即使有一些成见也是可以消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当然,我并不是说,让你这样的导演去拍“主旋律”,说句心里话,让你拍“主旋律”我们也不会放心。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喜剧这种形式,领导、观众、创作人员三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重点就在观赏性上下点功夫,我认为一部高票房的电影,一点也不亚于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到的任何一项大奖。电影局的工作我去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我已经和电影局的王更年局长沟通过了,他也表示欢迎你继续拍电影。关键看本子。

他又说:现在下岗已经成了热点的社会问题,你能不能拍一部反映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喜剧?

我说:这样的题材有人看吗?不是所有的社会热点都能成为电影的卖点。下岗工人是没有心情去看电影的;在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岗人的心情。在现实中承受苦难的人,在电影里要获得解脱。

我想起了王朔的一篇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向韩厂长大致介绍了小说的中心情节——“好梦一日游”。

韩厂长说:这倒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电影结构,每个梦的消费者都要从中有所体会,但不能是消极的,应该是积极的,充满诚意的。把住这个方向改剧本,通过不会有问题。

韩三平的一番话使我重新鼓起了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勇气,后来张健亚导演把当时的情况编成了段子,他说:中国电影好比红军在长征路上,韩三平和朱永德(上影厂厂长)是抬担架的,两个人的区别在于,朱永德的担架队穿得比较干净,他总是想把担架队打扮得像是仪仗队;张艺谋和陈凯歌是“二四方面军”,一个要往这边走,一个要往那边去,最后两个人都犯了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田壮壮是因为抢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养伤,每天都在给老乡的闺女讲革命胜利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神话;和平和孙周是躲在上悔租界里,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心和红军在一起的左翼联盟,长征就不参加了,但时不时也得发一封电报给红军,说你们是中国的希望,等革命胜利了再去北京;周小文则是王左、袁文才,打下一个寨子就不走了,当起了山大王;还有谁是在苏联养伤我记不清了,印象中好像说的是谢飞。说到我时,他是这样形容的,原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正好红军途经此地,遂起了当红军的愿望,加入了韩三平的担架队,没走多远正赶上肃反,拉出去就给毙了,结果枪法不准没打死,大雨一浇又醒了,痴心不改,又爬起来追上了过草地的红军。

在韩三平的担架队里,由韩三平一手提拔的3个人分别是,霍建起、陈国星和我。霍建起在中国电影的长征路上拍出了《黑眼睛》、《那山那人那狗》、《生活秀》;陈国星拍出了《孔繁森》和《横空出世》;我拍了一堆贺岁片。后来,韩三平把第六代、第八代的一些导演也补充进了他的担架队,比如,王小帅、路学长、陆川等人,但小哥儿几个不好好抬,经常把躺在担架上的首长颠得摔下来,令担架队长韩三平很没有面子。

韩三平找我谈话的当天,我就给身在美国养伤的王朔打了电话,王朔对事情的估计没有我乐观,他怀疑这样一篇闲得没事拿别人开涮的小说,又是他写的,是否能通过?我说可以改成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故事。他同意把小说的改编权交给我,只是不抱什么希望。有一件事我有点为难,可还是对他说了,我说:为了便于剧本通过,能不能在电影上不属原著作者的名字?王朔想了想,同意了。现在想想,他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朔曾经非常看重我们的友情。后来影片公映,没有王朔的属名,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改编自他的小说,每次记者问到这件事我都无言以对。

在此,我向读者郑重申明:电影《甲方乙方》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