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界中,有两种人分分秒秒都离不开手机。一是制片主任,二是经纪人。
他们可以在手机里讨论条款极其复杂的合同,谈成一笔又一笔的交易,真到见面时一切尽在不言中。很难想象,一天不允许打手机,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的沮丧。
我和小陆一起去美国出差,看见他手里没有手机,我都会感到不安,好像跟在我身边的不是小陆,是一个陌生的朋友。我曾在讨论剧本时,宣布所有人都关掉手机,但我发现,小陆想方设法改成振动也要开着机,对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理解,想必是手机里有着巨大的诱惑,让他如此担心和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哪怕只有两个小时。
为此,我曾生出这样的念头,百年之后,如果我的墓碑雕刻的是一张侃侃而谈的嘴;那小陆的墓碑就应该是一个手机,墓志铭上写着:“正在通话中”。
中磊和小文、小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都不是爱喝酒的人,但只要是刘老师来了,三个人都能陪着刘老师喝到尽兴。
刘老师有一个特点,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的那么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在我的工作室里蔚然成风,弄得每个人都变的猴精,说话都倍加小心,生怕被对方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9月底刘震云来工作室的那天,我向他诉说了改编《老吴太太》的苦恼,郁闷找不到正确的途径。
刘老师说:创作有两种途径情况。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选择了后一种途径就势必会导致影片里到处结满了假肢。你们半途而废是明智之举,你又多拍了一部电影有多大的意义呢?张艺谋、陈凯歌今年拍的电影,无论其规模大小,成败如何,有一条两部电影的创作途径是一式的,都是“向艺术要艺术”写出来的剧本……
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听刘老师的高见,但在刘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机。他们打手机时,刘老师就停下话头,等着他们,等完张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机接得很坦然,通话言简意赅,也没有会什么可避人的;有的人则一接手机,马上显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唔唔,就是起身支应着往没人的地方躲。我和刘老师的兴奋点不知不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对每个人接手机的心态逐个分析猜测,试图揭出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无穷秘密。后来全体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纷纷道出自己手机里的种种隐密,以及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更大秘密。真可谓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个手机持有者。
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
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
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么?我不怕!
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
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该死鸟朝上。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呢?
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
这种创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10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11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3个人连续10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
由此使我想到,刘震云何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气,不说了,单就他的勤奋和敬业的态度,就应该令所有从事编剧写作的同行们尊敬。
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属名在前。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有人认为贺岁片很容易,只要有几个明星,占住一个新年档,随便找人攒一个剧本就可以了,结果观众不买账,电影拍出来没人看。原因很简单,剧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个好剧本,必得是选对一个认真负责,手里没有其他活,能够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不辞辛劳,不怕麻烦的编剧。这样的编剧是不能和随便对付一个本子,20天就完活的编剧是一个价位的。我认为一个好剧本的合理价位,绝不应该少于一个明星的收费。而眼下的许多白痴制片人们,屈于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声,随随便便就能让价几十万,却对一个优秀编剧的价格从心里就给定了一个极低的限度,往往是导演磨破嘴皮子,为一个好剧本多争取几万元就会引得制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们的眼里,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经万事大吉。岂不知,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除了葛优之外,就没有真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所以我说那些制片人是白痴,赔钱也是自找的。
对不起,我有点恼羞成怒。我知道,这种怨妇式的写作会令读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须一吐为快。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2月的下旬。终于,刘震云打来电话,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声,约好圣诞节后,全体集合,用集体的智慧对剧本进行最后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将成为历史,轻轻翻过这一页,一年来的甜酸苦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掠食者的心情。
记得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九四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曾因为其在海湾战争中战功卓著,一度在选民中呼声很高。
有记者问他:您对于可能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有何感想?
鲍威尔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在当美国总统这件事上,我没有听到上帝对我的召唤。
借用这句话,我想说:在《手机》和《温故一九四二》这两件事上,我都听到了上帝对我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