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
而妈可能早有预感。
妈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就觉得妈明显地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吗？”
晓梅说：“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
就是这次，妈伤感地对晓梅说：“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晓梅说，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但她从未介意，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有如是之说。可是这次，妈再这样说的时候，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一九八七年妈得黄疸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检查她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我虽然不敢奢望妈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岁、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这样盲目地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她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
就在妈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
就连胡容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妈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得了黄疸性肝炎后，又明显地老了一截。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我对她的关心，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
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欢愉了我，从而也麻痹了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以致我大意失荆州。这可能也是造成妈过早地去世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其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以我的智力，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却没有想到。
我算是大不孝了。
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异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在她左右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黑龙江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
可是我在大庆给妈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
有一次妈便结得特别厉害，急迫地念叨着：“张洁要是在就好了，张洁要是在就好了。”而我却远在大庆。
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内分泌系统，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的缘故。
妈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还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
妈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
我在黑龙江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十几天里妈就颤颤巍巍地塌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愿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在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尽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但是为什么一见妈那样走路我就心里发紧？我心里越是发紧，却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妈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底疼，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妈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妈大概就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妈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她对我的一种背弃。
妈的两只眼睛，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妈，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子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她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受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妈的左肩更加歪斜了。
妈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那一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〇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那时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妈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塌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是心理上的一种依赖，哪里是什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塌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
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这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妈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走了，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妈住进医院的前一天，坚持锻炼的样子：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他物、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绺、西一绺地四下支棱着。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双臂勉力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
妈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都是对生命力，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心力耗尽后的空虚。
妈明显地食欲减退，吃什么都不香了。
而以前妈的胃口总是很好，饭量比我还大。更让人不安的是，我要是不给她夹菜，她就光吃饭。给她夹了菜，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我要喂她，她又不肯，就只好把她碗里的饭菜拌匀了让她吃。
吃饭的时候，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不知其味地、机械地往嘴里填着。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把碗夹在食指、拇指和中指的中间。我纠正她几次，可是没用，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
妈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妈终日倚在沙发上昏睡，任门户大开。
到现在，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那一天，我走进她的房间，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这干那，她也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妈的头发本来就少，但是不秃），枕在沙发的扶手上。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的，式样老了一点。扶手比较高，所以她的脖子窝着，下巴自然杵在了颈窝上。嘴巴被杵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好像那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而是没有生命的血肉。
妈不再关心锁没锁门，会不会丢东西；不再像过去那样，不管谁，哪怕是我进门，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谁？！”
就是跟我到了美国，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对公寓里其他人出入不锁门的现象，妈也总是放心不下，多次让我提醒他们注意锁门。我只是随口应承着，并没有认真去做。妈见没有成效，就“提醒”不止。弄急了我就会说：“锁门干什么，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咱们有钱吗？没有。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尺寸不对。再说，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您就放心吧。”
妈一生处在无所依靠，不但无人保护，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对门窗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直到妈过世以后，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才有些许的感悟。
就连妈平时赖以解闷的电视也不再吸引她了，虽然电视如她醒时那样总在开着。也不再暗暗地为我关心天气预报，因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和母亲两处交替地来回穿梭。
既然我已身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以及恪尽我其他的为妇之道；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窜来窜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妈去世后，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让我注意加减衣服，或是出门带伞了。
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问一声安，和她同吃一顿早餐之后，就得一头扎进电脑。不扎进电脑怎么办？写作既是我之所爱，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常常觉得钱紧。家里难得吃一次山珍海味，又少着绫罗绸缎，更没有红木家具、纯毛地毯。一应家什尽量寻找“出口转内销”，力求别致而又花钱少。妈更没有给我什么负担，不但没有给过我什么负担，直到妈去世的那一天，还在倾其全力地贴补我。她的每一分养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最后，她每月的养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十元之多。
十多年前，当妈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钱的时候，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卖冰棍，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做补齐差额。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但对我们来说，这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妈才不上街卖冰棍、卖杂货了。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别出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
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又浓、又重、又急的泪滴。当时，妈坐在我们二里沟旧居朝北那间小屋的床上，那张床靠墙南北向地放着，她面朝西地靠坐在顶着南墙的床头旁……
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我们经济上稳定了，可是妈更操心了。
母亲记录的张洁部分作品清单
早餐也很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而已。一杯牛奶能喝多长时间？这就是妈盼了一夜的相聚。给母亲做饭也赶不上给先生做饭的规模，一般是对付着填饱肚子即可。比起母亲，先生毕竟是外人，我该着意行事。这也是母亲的家教，自己家里怎么苦，也不能难为外人。这和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而母亲到底是自己的亲娘，不论怎样，她都不会怪罪我、挑我的理。不但不会怪罪、挑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替我节省每一个铜板。
有一段时间妈老是尿道感染，我觉得十分奇怪。按理说，家里根本不存在诱发尿道感染的条件。后来发现，她小解后根本不用卫生纸，而是用一块小毛巾。我问她：“您干吗不用卫生纸，这多脏呀。细菌会在上面繁殖的，难怪您常常尿道感染。”
妈说：“不脏，过几天我就把毛巾煮一煮，消消毒还能用。用纸多浪费呀。”
那时候一卷卫生纸才两毛五分钱，我是说最便宜的那种粗卫生纸。我们家从没用过类似金鱼牌那种细卫生纸。就是这两毛五分钱的粗卫生纸，妈也舍不得用。她老是说：“你那钱赚得多不容易。”
我把小毛巾给扔了：“每天煮一次都不行，您还几天煮一次！以后再不能这么干了。您这么节省难道我就能发财吗？”
从那以后，妈没再尿道感染。可是我又发现，她就是用卫生纸，也是很小的一块。怎么跟她说，她也改不了。
早饭以后，妈就盼着午饭。因为我在准备午饭的时候，就把妈叫到紧连着厨房的小厅里，为的是趁我做午饭不能写文章的时候，和妈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可是到了七月底，她就是想和我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也没有那个心力了。只是一味地昏睡。我知道，但凡有一点心力，她都不会舍弃哪怕是几分钟和我相聚的机会。
妈又怕影响我的写作，总是克制着想要守着我呆一会儿的愿望。就连给陪伴她度过许多寂寞时日的猫煮猫食，也要歉歉地、理亏似的打个招呼：“我给猫煮点食儿，不影响你吗？”或是：“我给猫剁点食儿，就几分钟。”
母亲配眼镜的验光处方和验光费收据，一九九〇年九月。
但是任谁，浪费起我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慷慨得很。这就是妈和任谁的根本不同。
妈对我那台已然算不上先进的电脑，始终怀着一丝敬畏。有那么两次，就在七月或是八月，她扶着我工作间的门框，远远地站在我和电脑的后面，说：“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坏了它。”
我把妈拉到电脑跟前，让她看我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以及一通操作后电脑上出现的文字，“干吗不敢往前靠，又不是纸糊的。您瞧，多方便、多清楚啊。”
妈要不能往前靠，谁还能往前靠！只有她，才是最有权利拥有我和我的一切的人。但我始终没有跟她说过这些，总觉得这是无需言表的。加上我一向羞于表示温情，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温馨的话。现在，一想到那些话可能带给她的满足和快乐，我就追悔无穷。
我不知妈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但我却听见她说：“真好啊！”
我说过，妈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所以，与其说她是在赞叹电脑的种种妙处，不如说她是在为竟然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而自豪，是在表达对我的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通过各种努力、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
她总算看到了我怎样在电脑上工作，要是那两次她没有偶然地站在我的身后、没有偶然地看到我在电脑上如何工作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拉她来看看电脑，就会给她极大的安慰的。
妈出现了重听的现象，还常常听错。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唐棣必定和我们通话的时间。
唐棣七月二十八号来电话的时候，妈几乎听不出什么了，只是象征性地抱着听筒，全靠事后我给她转述。虽然听不出什么，那她也高兴，毕竟那是她最爱的人的声音。
接着就是小便失禁，多饮多尿。妈自己也奇怪：“我怎么这么渴啊！”到现在我好像都能看见她不时从沙发上爬起来，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景。那是一只早期生产的磁化杯，很重。杯身漆着枣红色的冰花漆。
我说：“是不是天气太热了？”就买很多西瓜给她吃，但是并不解决问题。
我的耳边现在还常常响起妈那诉诸于我的声音，声音里饱含着我一定能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的信赖。可我辜负了她的信赖，我不但没有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她还就此去了。
感觉越来越麻木，感情越来越淡漠……想起一九九〇年七月，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妈并没有显出过度的悲伤。不像过去，好像再也见不到唐棣似的哭得十分凄惨。我和唐棣当时以为，这是因为她很快会再去美国的缘故。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更可能的是因为妈的垂体瘤，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后来就连我和先生在妈病房里争执不休的时候，妈也只是扶着墙默默地躲出病房，站在病房的走廊里等候争执的结束。
妈说话开始颠三倒四……
可我还是没有想到妈病了。
记忆中妈很少生病，或许生了病也不告诉我，而是自己到医院看看了事，她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
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
第一次手术是哪一年做的，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河南。那时候妈还在郑州第八铁路小学教书，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难道我没在郑州吗？反正我没能陪她到医院去做那个手术。
那一次手术等于白做，很快就复发了。也难怪，差不多三十年前，一个外省医院，敢割盲肠也就不错了，何况这个手术比割盲肠还复杂一点。
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的时候，是五十五岁的年龄。按说我们都在北京了，我本应该到医院去照顾她，可是我没有。那时，我正在将功补过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正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候，自然就把妈扔在了一旁。以我当时的“错误”，竟然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可以想见我卖命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带着三岁的唐棣，有数的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定的病号饭。我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蛋、木耳、黄花、肉片，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那时候，这样的饭，我们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回国当天，我就发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亲的脸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的住处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我付给你外汇。”这才叫到了车。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付给了他一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券。
北大医院著名的B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妈做了B超，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但她肯定地告诉我，妈患了黄疸性肝炎。
我赶紧把妈送进她的合同医院。这一年她七十六岁，我五十岁。到了五十岁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这次我打定主意陪她一起住进医院，以便好好照顾她，却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医院不让陪床。我只好看着母亲一个人住进传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营养的汤水、菜肴。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倒是每天到医院为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别的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但妈的内裤得由我亲自动手，因为粪便、体液是传染黄疸性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不能推给阿姨。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使我传染上黄疸性肝炎，我只想要母亲感到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她不让我这么做，可她管不了我。做完这些，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话。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到，何为心满意足。而这点满足，也只在她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我甚至想，妈为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妈心满意足地说：“你看，我每次生病你都恰好赶了回来。”好像我总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她就没想一想，如果我常常守着她，而不是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偏偏不是为了她）跑来跑去常常离开她；或是不自找那许多烦恼，心闲气定地围绕着她，就会及早发现她身体的不适，不等她的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及时治疗了。
我作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实在被她依靠得太少了。
现在，妈的照片就在我的电脑旁边放着，我侧过头去，凝视着她。
妈对我仰着头，信赖、期待，有赖我呵护地望着我，也就是这样地把她的后半辈子交给了我。我在接受了妈的后半辈子以后，又是怎样对待为我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呢？
妈碰上我这么一个不尽责任、不懂得照顾她的女儿，实在是她所有不幸之外的又一个不幸。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妈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的脸走了形。
妈那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长、歪斜，而又并非是真正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绷着，放出一种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耳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这样的直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小便失禁、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伦次、视力几乎为零、迅速得让人吃惊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他的病不会有，凡是B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脑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妈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我就猜想过她的脑血管可能有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不但没有查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不然为什么会渗口水？
母亲婚后三天。一九三五年春。
母亲。一九四一年，柳州。
一九九〇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和医院的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以为对轻度的、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看得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妈快快活活地多活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妈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今后不论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奥地利访问带了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谌予大夫给母亲开的药方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妈的病根，也道出了妈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就看出妈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的，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药，从一九九〇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十六号我又带妈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CT检查，虽然还是没查出为什么流口水，但却查出她有脑垂体瘤，这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切除手术了。充其量，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得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内分泌对人体的影响重大。
母亲的公费医疗证
母亲的挂号证
他建议再给妈做一个加强的CT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以使图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妈。我只对她说，由于护士的疏忽，上次做CT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图像更为清晰的针剂，所以前次的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妈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妈做CT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我就问护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头要多花钱。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针剂处方，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的化险为夷、化有为无的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管妈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我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CT片子，就说妈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妈的大脑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志、痴呆、六亲不认，和植物人差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响起一种嗖嗖的音响，像时光在流逝、像江河的流转。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懂了，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一个暗示：人世是一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留的过程。
大势已去，眼前只剩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专家赵雅度先生。赵大夫看了CT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妈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CT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检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之外，也后悔我过于相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害考虑得那么严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更感到身边没有一个不说是全力以赴，哪怕是略尽人意的帮手。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只有单枪匹马、心慌意乱地硬着头皮上了。
赵大夫指点迷津说，做核磁共振有两个去处，三〇一医院和博爱康复中心。
先去了永定门外的博爱康复中心，联系的结果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排到我们头上，据说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铁路总医院的周东大夫很是帮忙，三天之内就帮我们找了一个机会。八月二十三号，星期五，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天早晨，我和妈在楼下等先生的汽车。妈穿了一件蓝色砂洗的丝绸上衣，一条深灰色的柞绸裤。天气很热，我们站在楼阴底下。
因为少有坐轿车的机会，妈一直没有学会如何上小轿车。加之一九八七年得过黄疸性肝炎以后，腿脚已然显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车是不大容易的事。车门那里空间有限，我只能站在她的身后，尽力将她连推带托地挪进汽车。
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妈曾想去厕所方便。可是医院的厕所没有坐桶，只有蹲坑，妈怎么也蹲不下去。我扶着她，甚至架着她，她的腿还是抖得不行。最后她紧张地说：“算了，不解了。”
我很发愁，这样凑合怎么行。好在妈并没有不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