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妈出门之前总是先上厕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备无患的意思。这次要上厕所可能是为了准备做那长时间的检查。
本以为上午就可以顺利做完检查，可是中途停电，不能做了。医生让我们下午再来。
幸亏有先生的司机帮忙，否则那样偏远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我赶紧做了一顿简单的午饭草草吃下。吃完午饭，时间也就到了。还是妈先到厨房来叫我，那时我刚刚收拾完厨房。想来妈根本就没有休息。她怎能静下心来休息！见我每日里活动得如此紧迫，她大概也猜到事情不妙。
到了医院还是等。检查进行得很慢，每个病人的检查，差不多都需要一个多小时。天气又热，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简直没有什么树荫可以在下面停车。我不过意让先生的司机久等，就请他先回家休息，等妈做完检查再打电话给他。
下午五点钟左右才轮到我们，我搀着妈进了检查室。检查床并不很高，但我知道妈是上不去的。我用尽全力托着她，她还是迈不上检查床。幸好下面等做检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帮忙，一起把妈抬上了检查床。连我一共三个人，还觉得相当吃力。妈自己也纳闷儿：“我怎么这么沉呢？”
我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躲避着她的话茬儿，也躲避着这句话的晦气，不然我又如何回答她？这是一种闭着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时也是欺骗妈。我们都知道，按照民间的说法，病人身体发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我留在检查室里照看妈，她好像睡着了。有时她的手一颤一颤地想动，我赶紧提醒她：“妈，别动。”她听见了我的叮咛，果然就不动。这又说明她没有睡着。
做完检查差不多六点半了，总算中途没有停电让我们再来一次。
之后我给先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回家的路上，他绕过公主坟的灯光喷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么让人心焦的事情也没有，一再鼓动妈去欣赏她没有见过的景观，可是妈没有显出什么兴致。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指望妈对这个纷繁的，也许和她已经无关的世界有什么兴致吗？
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妈都英勇地打起精神，准备扮演一个明知凶多吉少，却要显出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里，已是暮色苍茫，八点多钟了。下车以后，妈没有让我搀扶，她说：“你去开门吧，我自己上楼。”我噔噔地跑上楼去，开了门后又下来接她。那时，她刚上了二楼的大阳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脚步里藏着勉强和虚浮，我觉得哪怕来一阵小风，她一歪就会躺下。也许因为天色已晚，她的脸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号，八月里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们通话的日子。过去每到这个日子，妈总是早早地就守在电话机旁，但是这一次，她却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另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她同昏睡的挣扎。
虽然妈什么也听不见了，但能听见唐棣的声音。这对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别是在她就要住进医院的前夕。
还没听唐棣说上两句话，妈就要上厕所。我趁这个空当儿，赶快把妈的病情对唐棣说了说。那时还没到要动手术的最后时刻，惨痛的打击还只是一团不明的氤氲之气，没有形成具体的形状，更没有进入心的深处。我虽然十分焦虑，却知道不能吓着唐棣，免得她因为远在他乡、鞭长莫及而干着急。再者，就是我对她说得一清二楚，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她还太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可我毕竟是母亲，我不也心疼她吗？！
这一次通话，妈真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急得高声说道：“书包，你大声叫一声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声：“姥姥！”
妈朗朗地应了一声：“哎！”
想不到，这就是妈和她最爱的人，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对话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绝对有人为妈和唐棣安排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论他是人、是鬼、是神，都会为妈对我们的爱所感动。
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我到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然后再到天坛医院去找赵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意见是尽快手术。
母亲的CT检查报告，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不知道最后是否按他的意见办事，但我知道应该先住进医院。
我不曾考虑过在妈的合同医院手术，尽管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他们能做这种手术，而且有四百多例手术经验，我还是不放心由他来做。
他对妈脑萎缩的前景推断更吓得我满头虚汗，两腿发软。他说，就他所见到过的几个病例，发展到后期病人不但六亲不认，甚至吃自己的粪便，有一个还专门捡食垃圾等等。而垂体瘤的切除手术，据他说还会加剧脑萎缩的进程。
多亏宋汎同志帮忙，通过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坛医院的关系，不然像这样人满为患的专科医院，还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进去。
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妈的病情，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棣的钱即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拨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妈去世后，我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想不到后来果真一语成谶。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俞大姐劝慰妈：“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儿，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就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我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对俞大姐表示感谢：“张洁太累，太苦了。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一切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很难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靠邻居。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真的只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顿？而那桩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使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驮礼品的驴子。我就向妈抱怨，甚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是让人坑、让她操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送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织背心（虽然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衬衣，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格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暗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样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错了，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地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
妈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问我，你就带这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让我带。到那儿以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妈只好跟着我们一起穿球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了她。不仅如此，由于我的不兑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吹嘘（尽管她此生大概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海关人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这岂不是更惨？
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妈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年人的活的，而妈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体裁衣。个体裁缝大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粗糙。还赶不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后天，到了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检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的划线。沿着这两条划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妈的视力不好，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真是太委屈妈了。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一九五八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花费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得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补丁衣服会男朋友怎么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她的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到了自己的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过去了。
从此妈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虑如何装扮我那样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自己。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步，也不会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最贵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代完了。
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能顺利地办好住院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色医疗卡才能住进高干病房。不知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蓝色医疗卡？
母亲在天坛医院的病历证
母亲在天坛医院的CT病历号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厕里没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对厕所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可供她随时使用，不受时间限制的厕所怎么行？再说，大病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恹地、愁容满面地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疼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哪，把你张阿姨累坏了。”
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到十一点多钟，总算住进了综合二病房十六床。
妈病重以后更加尿频，可是那个上午，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去厕所的要求。过后我问她一个上午没上厕所有没有困难？她说没有。肯定是她见我当时那样为难，不忍再给我添乱。为了心疼我，她就连这个也能忍。
虽说是高干病房，洗澡间还是很脏。想到妈走路已经必得扶墙，而厕所的墙上，洒着很多令人可疑的斑点。上面有没有细菌？会不会让妈传染上别的病？同时我也怕妈会蹭一手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他的地方，等我歇过劲儿来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护士为我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前预定的。临时添丁，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太师椅上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朋友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的？”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着。”
妈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上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到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他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内疚。
母亲。一九四二年冬。
母亲。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四日，陕西蔡家坡。
我一嗅到这股味道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我给您洗。”
妈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的那种“老来福”。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料理的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上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妈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留着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治，让妈的脚白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研制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我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妈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的两个多小时是清醒的。
妈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心中的疑惑。
只有她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即使妈的生命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妈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妈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妈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滴几滴清泪。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妈那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上，让我倍感伤情。我强作欢颜地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像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买条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流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妈再也没有流过泪。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扛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灭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妈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我要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妈浅浅地、亦庄亦谐、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有办法，也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很久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疸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年轻人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老年人就很难说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如他所料。
他又说：“老人的脑子，软得都像嫩豆腐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能把脑子压出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识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手术算是较小的手术，和普通外科手术中胃的部分切除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想到的是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的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多次向他探询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因为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还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我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
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
他问：“难道你没有人可以一块儿商量商量吗？”
我说：“没有。”
甲戈大夫在一旁说：“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
我不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问题是我拿不了这个主意！
我在人世间闯荡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心头。
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您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我不但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在这种时候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勾。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妈叫住了。我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见我的泪水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妈到底看见了我的眼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样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而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吗！”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话。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