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着妈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她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看了妈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妇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妈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开身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亲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忆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连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苍老，也更显得孤独无援。想必我也亦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表达对大夫的信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地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
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那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所谓地说：“不怕，一点儿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不懂人情世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来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等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妈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生活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她不止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子，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妈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妈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左右。
妈是为了我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妈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责任。
其实妈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一旦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妈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妈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妈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是了。
我这一生也算碰到过不少难事，但都没有像让妈接受手术还是不接受手术让我这么作难，这么下不了决心。
为此我将心比心地问过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母亲，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手术？”
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同意”。这更增加了我的犹豫。
天坛医院的老专家陈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综合二病房，准备做换胯关节的手术。见我急得团团乱转，既无临阵的经验，又无人可以商量，更没人可以帮着拿个主意，很是同情。他看了妈的片子、了解了妈的病情后主动对我说：“实话对你说，医生既然肯做手术，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同意手术的。哪个大夫愿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当然他要把丑话说到前头，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属纠缠不休。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么能托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我随时都去找陈教授咨询。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
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儿。”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俩坐一会儿。”
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妈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膝头坐下，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说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礼服，上身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急着结婚的唐棣决定在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
虽然我们常常与妈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高兴地笑起来。可是这次妈却没有露出丝毫的兴趣。
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你要吃得好一点。”
妈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妈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高雅。在我们的一生中，“吃”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妈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
也许是穷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上是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尽跟她不满意的男人恋爱、结婚；再就是我老想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男人，妈也不认为他是好男人。
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妈去世后胡容告诉我，妈曾十分不满地对胡容说过：“我都不让她生气，可是别人倒老让她生气……”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先生。纵观世上的夫妻，哪儿有不致气的呢？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做“提醒”。从我的写作、结交的人等，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
其实妈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戗戗起来。一戗戗，就免不了生气。我老是对她说：“妈，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能采纳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采纳过她的意见。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发现妈有些不同。怎么不同，我也没去深想，听了胡容的话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参政”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妈的“提醒”有时真让人火冒三丈。
为什么妈不再“提醒”我了？
虽然妈没有解释过，但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我把她接到美国，让她和日夜想念、想得大病一场的唐棣团聚了几个月，是对她恩重如山了。更何况以后我还要带她再去美国，她欠我的岂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弃看望唐棣的机会，所以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我的这份情义。
妈怎么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岂止“含辛茹苦”一类的字眼所能容括？我就是把自己的命搭给她，她也是受之无愧的。我用得着她的报答吗？！
但是爱女莫如母。虽然我无法对妈说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能增加我的精神负担，不然我就要崩溃了。而对我最现实、最好的报答就是别让我生气，别给我再增加精神负担。一点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给我增加精神负担，还要想办法让我高兴一点。这从她写给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妈去世后，唐棣把它们的影印件寄给了我。
由于视力日衰，最后几年妈给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达了对我精神状况的忧虑。
妈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
……在电话中谈到我去看你，这是我最希望听到的话题。你离开我已经两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马上见到你。这是我最后的寄托，以后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办的问题。如果我去到你那里倒不十分难，买张机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想你妈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恼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决心……
希望你劝一劝你妈，她有时想不开。事情已经如此了，就得想开。我真怕她神经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号的信中写道：
……等你以后有了工作，有了经济基础，有了房子住，我身体没什么病，看你妈妈情绪好些，我一定去看你一次。以上这些我都挂念！
尤其你妈，我走后她一个人在北京……再一想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风烛残年了，我还能活几年？感到很矛盾……
你妈五月二十号左右去美国，你们俩好好呆一个月吧，你劝劝你妈，别那么过于好生气，那样，只有摧残自己……你妈现在精神好像有毛病，一件事没完没了地说，脾气特大，我真担心……
一九四六年六月，在陕西宝鸡。后中为母亲，前中为张洁。左为母亲的好友方茵琴，她曾多次帮助贫困中的我们。
母亲（前排左二）与陕西蔡家坡扶小的同事们，一九五〇年元旦。
母亲给唐棣的信，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九九〇年八月六号的信中写道：
你妈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心情不怎么愉快，所以更年期的病又复发，整天出大汗、急躁。人家说这种病怕受刺激，我们都应该想办法使她得到些安慰。你有时间能给她多写些信，找她愿意听的事情说。姥姥嘴笨不会说什么，她有时急了说些话不对，这是病态，我们应该原谅她。这不是她的肺腑之谈。有人说更年期的病有时持续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
生活的担子够她戗的，我不能帮她的忙，反而累着她。我过意不去。我什么忙也不能帮她，她真可怜，精神老不愉快。我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也不用说我给你写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
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时发脾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和老孙吃。有时我很难过，花她的钱太多了……
正像妈在信中说的，为了让我高兴一点，她甚至放弃了对我的守护，免得她的“提醒”与我的意见相左，从而使我心情不快或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吵过就算，但她也不那么干了。
妈不“提醒”，不等于她想像中的那把悬在我头上的利剑就不存在，它时时都在她的眼前晃动着。可是，既然她已经决定不再让我生气，她就只好咬紧牙关不吱一声。
对我和唐棣的爱，简直把妈的心撕成了两半。
妈并不知道，我虽然不听她的意见，不满意她的“参政”，可是我却需要她的“参政”时时在我的身旁。
我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开这个话题。可是妈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书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妈果真没有什么牵挂了吗？其实何曾放心得下。说她没有什么牵挂，实则是要我别牵挂她：她去得无恨无悔，花开花落自有时一样的无可遗憾、也无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维持下去。
妈并不理会我的神态大异，硬起心肠往下说。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时机，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勇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独了一辈子吗？”
这不是在交代后事么？
然而妈要交代的岂止这些？
也许妈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样，这些话说也白说。这一件我不会落实，那一件我也不会照办。可是她又不能什么都不嘱咐，撒手就走。
妈肯定想到，从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她有千条万条放不下心的叮嘱，无比琐碎又无比重要。她就是再活一世，就是把天底下的话说尽，也说不尽她那份操不完，也丢舍不下的心。事到如今，也只有拣那最重要的说了。
后来，我想过来又想过去，怎么想都觉得，妈这三句话，可能把她想说的全都包容进去了。
妈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把人生完全了然的平静和从容，我却感到分外痛楚。我那费尽心机压在心里的悲情，一下就冲破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堤防，汹涌泛滥、无可拦挡地没过了我的头顶。我再怎么努力也维持不住为表示前途光明、信心有加、心情宽松而设置的笑容，趴在她的膝上大哭起来。
一向爱掉泪的妈，这时却一滴泪也没有，静默着任我大放悲声。倒是她反过来安慰我：“没事，没事！”
其实妈是很刚强的人。或者不如说，她本不刚强，可是不刚强又怎么办？只好刚强起来。她的刚强和我的刚强一样，不过是因为无路可走。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人伤痛至极，可妈这要走的人，反倒能捂住那痛而至裂的心。这要使多大的劲儿？我都没有这个力气了，妈有。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还有。
祝大夫曾说：“老太太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我想他也许错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妈还能拼却全力地护着我，而且如此的绵韧、深阔。
但是，妈，您错了。时间长了也好不了啦，您其实已经把我带走了。
也曾闪念，要不要叫唐棣回来。
这两年，妈常做安排后事之举，好像她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她在给唐棣的信中写道：
……通过电话以后，我的思绪万千，我真高兴！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孙女。感激你对姥姥的关心、体贴。为了让姥姥高兴，不惜辛苦劳动挣的钱给我打电话，每次电话费要花很多钱。我真感激你！长大了，有了学习好的成绩，也没忘记年迈的姥姥，还约我和你妈同去美国，你带我们去玩玩。难得你有闲的机会。谢谢你——我的好孙孙。明年在你毕业时，你妈一定去（现在正联系机票呢）参加毕业大礼。你妈全权代表，代我祝贺！
我去你那里，只是为了看你，不是为了玩。我已是年迈的人，这样的机会很少，也只有一次。所以得周密考虑。这是我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我特别珍惜它，留着这个机会，不用。使我精神永远有寄托，有个盼望。所以先留着它。
如果明年匆匆去了，时间又不长，仅是一个月，花那么多路费，也太浪费了，所以我决定明年先不去，等你考上研究院，或者工作和结婚，那时我再去，住个一年半载的回北京。我不能在你那里久住，你刚工作，必须奋斗，使自己能站住脚。我哪能累着你呢。你妈妈工作有了成绩，我只好累着她，她是我的女儿，在北京度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的话，你两三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就满足了。我估计二年之内去看你吧。但得取（得——张洁）你的同意，我自己就可以去，你妈认识一个空中小姐。我还不糊涂，最近身体比前些日好多了，你放心吧，活两三年没问题……
妈去世前，我从不知道她给唐棣写过这封信。
尽管妈非常想念唐棣，但她知道条件尚未成熟，也从未表示过去看唐棣的愿望。
我们后来安排妈到美国去，完全不是这封信的影响，而是时机使然。一个偶然的，也是特定情况下的机会，使我能在美国停留一年，这是妈探望唐棣最好的时机。
唐棣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多少顶门立户的经验。我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照顾妈的吗？而且还常常顾此失彼，完全谈不上体贴入微。如果把妈交给唐棣一个人，是有一定困难的，只有在我的陪同下，妈才有可能去看望她。
现在，当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
妈果然是在写这封信之后的两年去看望了唐棣；
妈果然在美国住了五个月，正像她所说的“住个一年半载……”我本来打算让她在美国多住些日子，从一九八九年八月开始就请先生帮忙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这些手续一办就是半年，到一九九〇年二月，妈才如愿以偿。这个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要不然妈还可以在美国多呆半年，那就真能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
妈果然只看望了唐棣一次，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她没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带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国探望唐棣的时候，只能带着她的一部分骨灰了。当我取道法兰克福飞越大西洋，纽约已遥遥在望的时候，我默默地对她说：“妈，您就要再见到唐棣了。”可是她已然不能再用她的欢声笑语来回应我的激动；
母亲给唐棣的信，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妈果然在这封信之后又活了两年多，应了她“再活两三年没问题”的话；
…………
妈也曾两次嘱咐我：“我要是有个山高水低的，别叫唐棣回来。”不过那时候她还没有显出病态。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从美国回来不久，秋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好的样子。我站在妈的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开身的宝蓝色的小毛衣站在电视机前，一边摆弄着柜子上的什么，一边对我说着这句话。妈常穿那件毛衣，因为合身，不像别的毛衣穿上去总是显得臃肿。
就在这封信里，妈还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所以妈在住进医院之后，从未主动提过唐棣。
我想，妈不提，是怕提起来更加心痛；
妈不提，是为了唐棣的前程；
妈不提，是为了安定我的心。因为她一提就等于“提醒”我，这一回她可能就活不成，否则为什么叫唐棣回来，那不是要和唐棣诀别又是什么？这一来可不就捅破了她和我都在极力掩饰的恓惶；
妈不提，是怕我为难，她默默忍受着。这，也许，可不就是，真的，死别。
可是妈不提不等于我不想。我真的为了难！
这个时候妈一定非常想见唐棣一面。
我想把唐棣给妈叫回来，可又怕吓着她。那不等于告诉她，形势险恶、凶多吉少，否则为什么惊动唐棣？这会不会给妈造成压力？而任何思想负担都可能削弱她闯过这一关的力量和勇气。现在后悔地想，还不如让她有点思想负担和压力，那她可能就不愿意手术。不手术的话她今天也许还活着，我还能天天看见她。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来，万一大事不好，我一定会为此而追悔无穷。尽管这是妈永远不会说出口的愿望。
唉，实在想不出一个两全之计。
…………
当我后来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妈写给唐棣的这封信的时候，方知妈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如今的悔恨，并早早为我们如今的悔恨开脱了我们的责任——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我尽量甩开这些忧虑，寄希望于我的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妈的手术一定成功。
手术确实成功了，可妈还是带着没和唐棣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去了。
我对妈实在太残忍了。
我何曾孝顺过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