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棣倒是常来电话询问妈的情况。
唐棣才是妈的一剂灵丹妙药。就像妈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给唐棣的信里说的那样：“……听了你的电话后，像吃了灵丹妙药，心里多么愉快、多大的安慰呀……书包，我是多么爱你，有了你姥姥才活得有劲，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我这时变得非常唯精神力论。几乎每天都对妈说唐棣有电话来，殷勤地、真真假假地报道着有关唐棣的消息。为的是让她知道我们对她的眷恋，她也就会更加眷恋这个世界，这样不是就能增加她和死亡斗争的勇气？
每每我向她转述唐棣的电话时，妈脸上的皱纹就舒展开来，那不仅是深感安慰的表现，还包含着别人无法攀比的满足——她不再像从前一个人拉扯着我苦斗那样哭天不应、叫地不灵。在她生病的晚年，两个那么有出息的女儿在为她牵肠挂肚。
这两年妈常说：“我这小老太太，怎么生了这么两个女儿？”
言语里满是苦尽甘来的况味。还有对自己居然创造了这样两个人的自得。
妈所谓的“这样”的女儿，就是她常对胡容说的“她们都很争气，我再受多少苦也值得”的女儿。
妈当然也有一些迷惑。她那样一个忍气吞声的人，怎么生了两个这样不肯忍气吞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我告诉妈，唐棣找到了新的工作，这家公司在中国有工厂，她可以借工作之便经常回来看看。
妈满意地说：“这正是咱们希望的，一切都按照咱们的愿望实现了。”
“唐棣说她年底回来，您手术完了再把身体调养好，等她回来，她要带您吃遍北京的好馆子。”
…………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我对妈说的这些话，妈都如数家珍地对她重复过。
我又尽量找些讨妈喜欢的话题。
“妈，瞧您生病也会拣时候。秋天正好做手术，天也凉了，不容易感染，躺在病床上也比较舒服；我才五十四岁而不是六十四岁，完全有体力来支撑这场手术；我手头上的稿子也全清了，无牵无扯，正好全力以赴；赶巧宋汎同志能帮上这个忙，不然谁知道要等多久才能住进医院；您每次病好出院都能住进一个新家……”
或是谈妈的宠物：“您的猫可真行，那天它吃食的时候脑袋一甩一甩的。我想，它在干什么呢？仔细一瞧，它在吐馒头丁儿呢。原来它把馒头上的鱼和猪肝嘬完以后就把馒头吐了。”这时，妈脸上就会漾出些许的笑意。
或是谈我们未来的日子：“咱们新家的地理位置相当好，离前门、西单都很近。比西坝河热闹多了……”
“楼下有街心花园吗？”妈很关心这个，因为她每天得到街心花园去散步。
“有个小花园。不过我还给您个任务，每天让小阿姨陪您到前门法国面包房去给我买个小面包，不多买，就买一个。这样您就每天都得去一趟。既锻炼了身体，也等于上街看看热闹。咱们家到那个面包房还不到一站地，按您过去的运动量，走一趟没问题。”我得说是给我买面包，要说给她买，她就不会答应了。
“过马路也不用愁，刚好楼下就是地铁的通道，反正有小阿姨扶着您，上下地铁通道没问题。”
“新房子的楼梯陡吗？”
“不陡，上下很便当，楼梯还挺宽的。还有电梯，您愿意坐电梯或者愿意走，都行。”
九月十九号，星期四，我最后签字同意手术。
手术定在九月二十四号。我默念着这几个字的谐音，心里尽往好处找补地想：这就是说，妈至少会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
手术方案有过反复。
原定的手术方案是经蝶。如果采取这个方案，手术时妈的颈椎就要后仰九十度。这对老年人很危险也很痛苦，所以需要全麻，而全麻又容易造成老年人的死亡。这是一。妈的瘤子又大部分长在蝶上，如果经蝶并不能将瘤子完全取出怎么办？这是二。
最后还是决定开颅。
甲戈大夫和王集生大夫都是多次做过这种手术的主治大夫了，但是他们一再对我和妈说：“为了老人的安全和让老人放心，手术由罗主任亲自主刀，我们在旁边做他的助手。”
我很明白，也很感激他们的这份心意。但凡有些真才实学的人，谁愿意甘拜下风？
甲大夫向我说明了手术方案。半麻醉加针刺麻醉、加镇静催眠。由于老年人对疼痛的反应不很敏锐，这个麻醉方案通过手术估计没有问题，而且比全身麻醉安全多了。甲大夫还建议，术后不必住到监护室去，那里虽有机器监护，但是一台机器看六个病人，万一护士不够经心，还不如就在病房给妈单独请一个特护。妈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很安静。只要妈那边一进手术室，病房马上就进行消毒。这样护理起来可能比监护室还好。手术当晚由甲大夫值班，发生什么问题自有他在。
我觉得他考虑得很周到，便决定按他的意见办。
决定手术后的这段时间里，妈还不断给我打气：“我的皮子可合了，肉皮上拉个口子，不一会儿就长上了。”
我接受了妈的鼓励，因为我怯弱的心正需要这种支撑。
妈的皮子确实很合，可是我们都想得太简单了，在脑子上动刀子和在肉皮上拉口子怎么能同日而语。
九月二十二号星期日是中秋节。我和妈两个人难得地在一起过了这个节。要不是妈生病住院，我还不能这么名正言顺地和妈在一起，过上这么一个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节的中秋节。
自从再婚以后，每到年三十同先生和妈吃过年夜饭，就把妈一个人撂下，陪先生到他那边去住。
也设想过妈和我们一起到先生那边去，或先生在我们这里留下来。可是妈不肯到一个她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去和我团聚，先生也不愿意在一个他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留下来，我又不能劈做两半。
最后还是自己的妈做出牺牲：“你还是跟他到那边去吧。”
我只好陪着先生走了。并且自欺欺人地想，反正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会赶回妈这边来，好在妈对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还有兴趣……她该不会太寂寞吧？
我想妈懂得我的心，就是我不在她身边，她也知道我爱她胜过他人。
我终日为他人着想，却很少为自己的妈着想，老是觉得“来得及，来得及”，妈的日子还长着呢，好像妈会永远伴随着我……我甚至荒谬地觉得，妈还年轻着呢。虽然我知道谁也不会永远活着，但轮到妈身上却无法具体化。
所谓的为他人着想，不过是牺牲自己的妈，为自己经营一个无可挑剔的口碑。我现在甚至怀疑起一切能为他人牺牲自己亲人的人。
可是妈先走了，想到那许多本可以给妈无限慰藉、无限欢愉的，和妈单独相处的时光却被我白白地丢弃了，那悔恨对我的折磨是永远平息不了的。
更多的时候，我会怀疑起来。万一我想错了，万一妈不懂得我的心呢？我不敢想下去了。
我甚至想到鲁迅先生写的《阿金》。在强者面前微笑，在弱者面前逞强的势利、自私。
妈虽不是弱者，却因爱而弱。在这人世间，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
每逢佳节倍伤情，可能是我和妈的一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情结。
本来我家人丁就不兴旺，更没有三亲六故的往来。从幼年起，就跟着妈住她任教的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伙，连正经的炉灶都没有一套。馋急了眼，妈就用搪瓷缸子做点荤腥给我解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更加感到那许多盏灯火里没有一盏属于我们的凄凉，我们那个家就更显得家不成家。少不更事的我还体味不深，就是苦了妈了。
渐渐地就不再枉存，或说是妄存过节的想头。不管人家怎样热闹，我们则关起门来，早早上床，悄悄睡觉。
后来发展到三口人的三世同堂，还有了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像个家的样子了，也有了过节的兴头。可是，自从那年节真正的彩头、第一代人的心尖、第三代人唐棣出国以后，又剩下了两口。这比从来没有过三口人的鼎盛时光更让妈伤情。而我再婚以后，一到年节，简直连两口都不口了。妈一个人守着普天同庆、鞭炮齐鸣的年夜，该是什么滋味？！
我是陪着先生走了，可心里却连自己也不知道地给后来埋下许多解不开的情结。凡是妈为我做过的、牺牲过的一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
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一。
吃过晚饭，理发师来给妈做手术前的备皮。
我坐在灯的暗影下，看理发师给妈理去她从前世带到今世那千丝万缕的烦恼。不免想到，理去这千丝万缕的烦恼，手术前的事就全部结束了。好像所有的事也都跟着一了百了了。这景象何等的惨淡。
我示意理发师，妈脑后还有一缕没有理掉的头发。理发师说，明天清早他还要再给妈刮一次头皮。
从此以后到去世，妈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理完发以后，妈赶紧把前几天一再催我给她买的帽子戴上。我知道她不喜欢这种帽子，可是眼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帽子了，好在不用很久她的头发就会长出来。
她问我：“是不是很像你姥爷了？”
我说：“是。”
她说：“真糟糕。”
见过我们三代人的朋友都说，妈是我们三代人中间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我和唐棣老是埋怨妈：“瞧您嫁了那么一个人，把我们都拐带丑了。”
妈听了不但不生气，还显出受用的样子。
妈的漂亮是经得住考验的。一般人上了年纪就没法看了，可妈即使到了八十岁的高龄，眉还是眉，眼还是眼。嘴唇红润、皮肤细腻、鼻梁高耸。好些人问过妈：“您的眉毛怎么那么长，不是画的吧？”
或：“您抹口红了吧？”
一想到妈那么漂亮的一个人，没等头发长出来就光着脑袋去了，我就为她委屈得掉泪。
我想，妈直到去世再也不照镜子，可能是想为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自己吧。
理发师走后我把折叠床打开，和她的病床并排放在一起。我们躺下以后，我像往常一样拉着她的手，往往她就这样睡着了。
这天晚上，我以为妈一定睡不好。过去，芝麻大的小事都可能让她彻夜不眠。
可是妈的手，很快就从我的手里滑出去了。她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明天妈就要进手术室了。
可是妈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一句也没有。
这是一个空白的夜。
我和妈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在她交代后事的那个晚上，被她义无反顾地结束了。我觉得，我那连接在妈身上的脐带，那时才真正地切断了。
我为妈能安然地睡去松了一口气，也为她已经能这样淡然地对待生死、对待也许是和我的永诀而黯然神伤。
妈还是妈，可又好像不是妈了。
人到一定时辰，难道都会这样吗？
我尽力克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我怕一想，我的决心就崩溃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猜妈也犹豫过，也曾想过要改变主意。可她是个好强的人，从不做那出尔反尔的事。医院和大夫都做好了手术的准备，她若中途变卦，不就白白折腾了医院和大夫吗？
有其母必有其女，我是妈的女儿，何尝没有这种考虑呢？
那时妈要是有一点表示，我立刻就会改变主意。可是她一点这样的暗示也没有，矢口不再提手术的事。
母亲与她的猫在寒窑门前。一九五一年。
寒窑——四十五年前，这是我和母亲的家。张洁一九九一年重访故地。
张洁九岁
张洁五岁，在柳州。
母亲与张洁。一九五三年，西安。
为此，妈就把命搭进去了。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二。
清晨五点多钟的时候，妈坐起来了。我问她：“您要干吗？”
妈说：“我要收拾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了。”
我心里一惊，觉得这话很不吉利。便对妈说：“您上什么路！您是去做手术，什么东西也不用带。”
妈才又躺下了，像个幼小的、听话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理发师又来给妈净了一次头皮，留在妈脑后的那一缕头发最后地消失了。
七点多钟，那个姓周的护士来给妈插导尿管。我看见消毒包里有两根导尿管，就对护士说：“请给我妈插一根细的。”
因为有过插导尿管的经验，知道插细的要比插粗的痛苦少一点。可惜我只有这点经验，我要是能有更多的经验，妈就可以少受很多罪了。或者我要是能把妈将要经受的一切先经受一遍，也就知道哪些事该怎么做，而不会留下那许多的遗恨。
插过导尿管之后，又给妈打了一针镇静剂。
不论插导尿管或是打镇静剂，妈都很安静。直到进手术室，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
我又把妈满口的假牙摘下，包好。
七点四十五分，手术室的护士就推着推车来接人了。我一个人无法把妈抱上推车，只好求助于那些像我一样陪床的男士。
然后我一个人推着推车向电梯走去。这情景可以说是罕见的。哪一个去手术的病人，不是满堂亲属，或是机关领导、同事前呼后拥？
有两个病人的陪床家属动了恻隐之心，不但送我一兜食品和饮料，说万一手术时间过长，让我饮用，还帮我推车。
我看了看那一兜有备无患的食品，才明白我是多么没有经验。可是，这种时候我还会有饥渴之感吗？
我那时谁也不需要，我只想单独和妈在一起。此时此刻，只有我和她。
不论在这之前我考虑了多少，事到临头，还是觉得手忙脚乱，心里没底，什么也没准备好。可就是再给我多少时间，我照样会感到没有准备好，照样会感到：为什么这样匆忙？
不过，我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又“什么”是这样的匆忙？
似乎有一种我不能理喻的力量，将我一分为二，又将我合二为一。那一个我看着这一个我，这一个我看着那一个我。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救不了谁，谁都觉得谁不是真的。
唯一正常的感觉是我的心在慌乱地跳着。
我一面推着车一面对妈微笑着，一再对她说：“别担心，您最喜欢的甲大夫会一直守在您身边。”明明是危机四伏，为什么我却要满脸堆笑地这样说？那可不就像骗妈去送死一样？
我还自以为是地叮嘱妈：“如果感到有些疼，尽量忍住。可不敢喊，一喊大夫也许就慌神了，那对手术不利。万一大夫以为您忍受不了，再给您加麻醉药就不好了。”
我不知世上有无探测眼底神色的仪器？如果有，我相信这时我的眼底深处，一定让人惨不忍睹。
到了手术室门口，手术室的护士就接过了我手里的推车，车子很快就拐进去了。当推车就要从我视野里消失的时候，我鼓足力气发出信心十足，但愿妈听了也会信心大增的喊叫：“妈，您放心！”
可听上去却是那么有气无力，像从远处传来的一个回声的飘浮的尾音。
妈没有回答，手术室的门跟着就关上了。我的眼泪一涌而出，就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手术室外两个和我同样角色的女人，好意走上前来劝慰我：“没事，没事。”
但愿妈能借上她们的吉言。可是一切全看上帝的旨意了。
我潜下心来祈祷。
妈进手术室不久，瑞芳就到了。她是特意来陪我的。那天要帮忙的朋友还有几个，我想来想去，还是请了瑞芳。她是儿女双全、家庭和睦的有福之人，我希望妈能借上她的福气，平平安安渡过这一关。
手术期间，承蒙手术室文学爱好者郭小明大夫的关照，我和瑞芳可以进入手术室的大夫休息室里等候消息。
郭小明大夫本不上妈那台手术，可是每到关键时刻，他就来报一次平安。“对病人家属来说，早一分钟知道手术安全也是好的。”他说。
幸亏瑞芳来了。我总不能撂着瑞芳自己愣怔，便和她拉些家常挨时光。一拉家常，人就不得不回到实际生活之中。
没想到罗主任请出了全国两个最好的麻醉师之一，天坛医院的麻醉室主任王恩贞给妈做麻醉。
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几乎没有出血。我曾对大夫说，万一需要输血，千万别输血库里的血，输我的。我怕血库里的血不干净，再给妈传染上别的病。
因为要动手术，给妈测了血型，这才发现妈也是O型血。
我听见妈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几遍：“咱们家都是O型血。”
自言自语。
妈在慢慢地咀嚼这份验证。这种咀嚼显然让她深感慰藉。这是她可以和她引以自豪的女儿、外孙女之间不可改变的共同之处，我们的确是妈的骨血，这种验证再有多少次也不嫌多。
像我暗中祈祷的那样，瘤子很软。只用管子吸就把瘤子吸出来了，免除了用手术刀刮可能出现的险情。
当郭小明大夫来告诉我们手术顺利结束的时候，瑞芳高兴地哭了。而我却感到茫然：这是真的吗？
我至今记得罗主任从手术室出来后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他的白外套敞开着，行走时一路飘拂着掩盖不住的高兴，眉宇间也洋溢着手术成功的自得。
一个八十老人的手术，毕竟是外科手术的禁忌。
妈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神志是清楚的，眼睛是张开的。我急不可待地问妈：“您看得见我吗？”
妈点点头。眼睛里满是对她还能生还，还能看到已经告别过的这个世界的感激和难以置信，以及生怕一不小心眼前的一切就会消失的谨慎。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妈的眼睛看上去清澈多了。不像手术前那样混混浊浊、老泪涟涟。眼睛周围那一圈暗紫色的红晕也淡下去了。虽然大夫说过，只要对视神经的压迫一解除，视力马上就能恢复，一旦这种情况真的出现，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喜出望外。但是她的眼睛里却平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魂未定的神色。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们回到了病房。这次是病房里的护士和隔壁陪床的小伙子把妈从手术室的推车抬上病床的。我不敢碰妈，老怕碰伤了术后的她。
当时就来了特护，不过她没做什么，因为妈一直在昏睡。
妈的刀口没有全部缝上，头上还留有一个连接塑料袋的排液孔，用以排除术后脑中的积液。我看了又看那个已然接收了半袋鲜红积液的塑料袋，心里想，怎么一下子就是半口袋了？虽说需要排除积液，可这样流下去行吗？接着就移开自己的眼睛，不忍，也不敢多看那个接收积液的塑料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从妈体内流出的积液，在我看来就是妈的血。我身体里流动着的不正是它么？当时真有一种难言的切肤之痛。
妈躺下不久，罗主任就来查房了。他立刻把放在枕下的塑料袋挪到了枕上，说：“口袋的位置不能太低，否则积液就排得太多了。”
我想我大概有点特异功能，凡是让我心里别扭的事，最后一定有问题。
罗主任还提醒我把手术前给妈摘下的假牙戴好。
把妈安顿好以后，我就开始给妈服用“片仔癀”。手术前胡容给了一丸，我又托她买了两丸。每丸分五次服用，一日三次。胡容介绍说，她做乳腺癌切除手术后，吃的就是这种药。对惊厥、疼痛、发炎、感染等症状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
不过服了两丸之后妈就说：“那个药还是别吃了吧。”她这样说，想必有她的切身体会，便马上给她停服了。
但我觉得这药可能不错，妈吃了它，排出很多膜状的、韧性很强的东西。我猜想那可能都是妈多年便结，沉积在肠壁上的有害物质。
下午先生来医院告知，唐棣的汇款已到。和先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将支票所有权转让他人，以期尽快兑换到现钞。
晚上，医院的“王牌护士”来值特护的班。我初到医院就了解了她的能力，早已私下和她约谈，也特别向护士长提出请她特护的要求。见她能在妈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值班，放心多了。
妈还在昏睡之中，一夜平安无事。就是双手老在胸前缓缓地、不停地绕着圈子，双脚也在被子里乱蹬乱踹。我们怕她乱抓手背上的输液针头，不断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按她乱动的手，最后只好把她的手用绷带固定在床栏上。可她还是蹬掉了脚背上的输液针头，也拧下了手背上的针头，蹭得被单上都是血。幸亏特护的技术高超，没让妈受什么痛苦，又把针头扎进了静脉血管。
仅仅为了这个，除去规定的酬劳我又多加给她一百块钱。
妈的血管本来就细，特别是肘关节内侧，正是静脉注射的常规部位。年轻时做静脉注射就很不容易，上了年纪血管发脆以后做起来就更难了。常常会把静脉血管扎穿，注射的部位就会红肿淤血。
刚进医院的时候，周护士给妈做静脉注射，在肘关节内侧找不到清楚的血管，只好改用手背上的血管，但还是扎穿了。妈的手背不但肿起很高，还大面积地淤血。当时我不在医院，事后隔壁陪床的大姐十分郑重地提醒我注意。
我明白那位大姐的好意，可是我没敢追询，这是经验使然。这种无关宏旨的事如果件件纠缠起来，到头来还是妈身受其害。何况周护士还有些内疚，以后再来发药、量体温、打针什么的，总是找些话来搭讪。
都以为妈受病的影响，糊里糊涂地分不清什么，护士们对妈说话，难免像对弱智儿童。有一次周护士也这样问妈：“你还认识我吗？”
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可等周护士走了以后妈就爆了个冷门：“我还能不认识她！”
反过来说，要是我的手臂被人扎成这个样子，不管后果如何，妈非先就这件事情表个态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