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比我有主意。一九八七年患黄疸性肝炎住院的时候，每天都要输液。护士总是拖到十点以后才给她输，每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输不完，她就没法起来打饭。而我一般下午才到，她不得不经常麻烦病友。为此妈要求护士提前给她输液，以便赶在午饭前输完。
护士不理会妈的要求，她就来了个绝食。这才引起护士长的注意，那个护士不但提前了输液的时间，态度也好多了。
妈手背上的大块淤血，是不是说明她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我那时要是能预见这个信号带来的后果，就不会同意手术了。
所谓特护，并不是医院里专有一批干这个事情的人，而是护士们的第二职业，全靠自己挤时间干。白天不能耽误正常工作，晚上还要值特护的班，几乎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很辛苦的。
我们这位特护虽然不断冲盹儿，但都能及时清醒过来，给妈量体温、量脉搏、查看各方面的体征。尽管查下来的情况都很正常，我还是一点不敢懈怠，眼睛连眨也不敢眨地注视着妈的动静。
按理有了特护，我就可以大撒手了。可我觉得让她服侍妈的大小解总是不妥，还是由我亲自动手为好。
按照妈的脾气，我本以为她会拒绝他人，包括我在这方面的服务，没想到她什么异议也没有。大概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地步，也只好听人摆布了。
这一夜算平安地过去了。
特护交班以前，说是要给妈换上干净的被单，因为被单上沾了不少妈的血。我问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换？她说妈用不着起来。只见她一个人把妈翻过来又翻过去的就把被单换好了。真不愧“王牌护士”之称。
那个早晨，是我记忆中一个非常明媚的早晨。
九月二十五号换了一个特护，不可能老是“王牌”一个人盯着，她还有她的本职工作。
下午，我发现连接导尿管的口袋里尿量很少，心里一惊，以为妈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妈把导尿管蹬下来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这个特护是外院来进修的护士，怕是做不了什么主的，只好先在床上铺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垫上厚布垫。不过妈还是等于睡在尿坑里了。
这个晚上，妈的两只手还是像绕毛线似的在胸前绕来绕去，我们又用绷带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栏杆上。迷蒙中妈也曾想把手从绷带里挣出来，但我们总是给她绑了又绑。
这一夜，也算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白天没有给我们安排特护，护士长说抽不出人。完全由我这个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顶班。白天还好说，大夫护士全在病房。到了晚上怎么办？护士站又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我一再请求护士长晚上给我们安排一个特护。
这天，妈的神志渐渐恢复过来。我问她头疼不疼，她说不疼。
又问她头晕不晕，她说不晕。
又不断伸出手指考问她：“这是几个手指？”
妈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妈就不只是高兴，而是兴奋了。虽然她不说什么，我却看得出来。
比如手术后本应多睡，就是妈自己不想睡，她那经过大手术的身体也会自然调节她的睡眠。可她居然就睁着眼睛。她是舍不得睡呀，那等于是死而复生的体味，她一分钟也不想放过，更何况她做的本是别一番准备。
晚上，“王牌护士”又来护理妈了。
幸亏是她来了。
我立刻告诉她妈睡在尿坑里的事。她马上就找来干燥的褥子和干净的床单，甚至还有被套、枕套。为了大换卧具，我们把妈从床上抱起来，让她靠坐在太师椅上。这时我才看出这次手术对妈的影响之大。她力不能支地瘫靠在椅背上，颈子软软地歪着，全身都显出在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之后，生气丧失殆尽的颓唐和烦恼。
待卧具换完之后，妈才又睡在了一个舒适的床上。
由于前两夜都平安无事，我想第三夜更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何况还有“王牌”特护。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把折叠床撑在阳台上，想要休息一会儿。
我很快就被惊醒了。
妈不安地折腾起来。
特护又是给她量血压，又是给她量脉搏。我紧张地查看妈的全身，发现她的刀口出血了，而且越出越多，把包扎在头上的绷带都湿透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特护，她赶紧把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找来。王大夫打开头上的绷带，我看见妈左半边刀口对接得很好，缝得很光滑，针脚很小也很匀称。不过两天半的时间，已经长牢了。果然如妈所说：“我的皮子可合了，很容易长上。”
这半边刀口是甲大夫缝的。
右半边的刀口不但没有对接好，缝得也很马虎，以致刀口两边的头皮向外翻着。鲜血正是从这里的每一个针眼往外直冒。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吓得两腿发软，趴在床栏上哭了起来。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王集生大夫只好又在妈右半边的伤口上补缝了几针。
如果说妈最后是因为凝血机制紊乱，引起某个要害部位出血而造成猝死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凝血机制的紊乱呢？会不会是由于右边伤口没有缝好，再次出血的打击造成的？
也许不能这样说，但也不能不这样说。
但是我的心告诉我，这正是妈过世的原因。我不知Y大夫在得知母亲过世的消息后会怎么想，也许他什么都不会想。
我的朋友、人民医院的张主任说，这个晚上的刀口出血，无论如何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不祥的信号。
妈对王集生大夫在她头上的操作不但没有任何反应，反倒胡言乱语起来。
“你们要秉公办事！我就这一个后代……”是横下一条心血战到底的气势。听这话音，好像是我遭了什么难，妈正不惜牺牲地为我伸张正义。即使她在昏迷状态，为我而牺牲自己也是在所不辞。世上唯有这份真情，才是溶化在血液中的。
又说：“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哪，怎么就把我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大马路上，让那么多人站在两边看我……”
“你们这是骗婚……怎么扔给我一个红裤衩……”
…………
补完这几针，流血才止住了。但是王集生大夫很不放心，他担心血会回流脑膜，再从刀口进入颅内。嘱咐我明天一早一定去做一次CT检查，看看颅内有无血肿。
血虽然止住了，快天亮的时候妈的心率开始加快。快到多少，我不清楚。幸亏特护很有经验，又把内科的值班大夫请来了。值班大夫正好是内科主任。张主任听了妈的心脏，说没问题。护士们也说，张主任要是说没问题，那就真是没问题。我想既然护士这样说，说明张主任一定是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大夫，就没再把心率快的事放在心上。
比起妈对我的恩情，我对妈的关心太不够了。当时我为什么没再追问一句：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心率会快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当时最应该问清楚的问题吗？
如果当时我能追问一句，也许就会引起大夫更多的考虑，没准就能及早发现妈的问题，也许就不会酿成后来的大错。
可能真像人民医院张主任分析的，那一夜就是不幸的开始。
九月二十七号，星期五。一早就推妈到CT室去做检查。没有帮手，还是得求助于隔壁那个陪床的小伙子。可我们两个人还是没有力气按照大夫的要求，把妈的头送到指定的检查仪器的凹槽里去。我俯身抱着妈的头，又要使劲把妈往仪器里挪，又怕过于使劲把握不住平衡，哪只手不小心碰了妈的伤口，或哪只脚落空一个跟头摔下去，两手一奓摔了妈。所以特别注意保持平衡，并且由于这样努着劲儿而紧张得浑身发抖。
我仰起满是汗水的脸，恳求站在我身旁那个戴眼镜的，好像是姓W的大夫：“大夫，谢谢你了，请帮我们抬一抬吧。”
W大夫一动也不动，两只手潇洒地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眼睛直直地，连回避也不回避地看着我那满是汗水的脸。我甚至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快意，让我不得不检点自己：以前是不是在哪儿伤害过他？而他一直没有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我不敢说什么，更不敢埋怨他。我知道，要是我说点什么只能使妈更加倒霉。好比说妈脑子里明明有血肿，就冲我难成那个样子而他能一个手指头都不伸，他就敢说没有血肿，等等。
我只好拼却全力抱着妈的身子，一点一点把妈的头往仪器那个凹槽里挪。我担心位置不准确影响检查的效果，那就可能误了大事。可是我再也挪不动了。当时我的那个心哪，真是苦透了。
W大夫也就那样马马虎虎地拍了。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妈颅内没有血肿。王集生大夫说，幸亏妈出血的部位是在脑膜切口的另一侧。
下午，妈清醒了，说她晚上做了很多梦，并且一字不差地把梦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梦见有人把我拉进一个帐篷之后，又扔给她一个红裤衩，她觉得那种情况很像骗婚，就冲上去和那些人理论，并且上诉到有关部门……
又梦见我把她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马路上，大夫们在马路两旁站成两排，看着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马路的中央。这可能是手术给她的刺激。
我说：“做这样的手术都得把衣服脱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需要抢救的情况，说不定要在什么部位做应急的处理，到那时再给您扒衣服就来不及了。”
尽管做了这样的解释，妈对把她赤身裸体地放在手术台上还是很不高兴。她不是不高兴大夫，她是不高兴我。她觉得我作为她的亲生女儿，竟然让她出那样的丑，很有些伤心。
虽然她这时刚刚恢复神志，对进来照看她的大夫和护士，一律都能说声“谢谢”。
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妈的手术，和手术后的一切反应都太顺利、太正常了。一般人脑手术后常有的水肿、血肿、感染、发烧，妈一律全无，最高一次体温不过三十七度五，而且很快就降下去了。
我、大夫，包括妈自己都太乐观了，真正是乐极生悲。
要是妈手术后哪怕发点烧，也就会引起我和大夫的警惕了。
术后第五天，九月二十八号晚上，连在妈身上的管子、瓶子都拿掉了。
临睡觉的时候妈对我说，病床睡得很不舒服，她想睡我的折叠床。我就和她换了床。
见妈术后这些天一切正常，我以为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可是我刚睡着就惊醒了。
一醒就发现妈在折叠床上坐着，正要从床上站起来。我吓坏了，她要是摔倒问题就严重了。我庆幸自己及时醒来了。
我立刻让妈回到自己的病床上去，并且把病床两旁的栏杆也安上了。她一副痴呆的、木愣愣的样子。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谵妄”。这是她第一次“闹”，还不太严重，以后就愈演愈烈了。
现在回想，妈的“谵妄”也和别人的不大相同。一般说来，别人的“谵妄”术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她却发生在术后的第五天。
不过其他方面的情况很让人感到鼓舞。便结的现象消失了；手也不抖了；有了食欲；眼睛也清亮了；嗓子也不哑了；也不昏睡了……总之，手术前的一切病状似乎都消失了。
一撤了输液，妈马上就想吃东西。术后第一次正常吃饭，吃的是瑞芳送的广式稀粥。
那天瑞芳走后我问妈：“您想喝粥吗？”
她兴意盎然地说：“我早就想喝了。”
“那您怎么不早说？”妈有了食欲，就是恢复健康的征兆。我们苦尽甘来的时候到了。
“人家还在这里坐着，我怎么好意思就要吃人家送来的东西呢？”
妈，妈，您总是这样顾脸面，委屈自己。您还是个病人呢！
我赶紧从被窝底下掏出盛粥的瓶子给她倒粥。还好，粥还是温的，正好食用。在医院里这就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土保温法了。妈吃了两碗，差不多把瑞芳送来的粥全吃光了。
然后就是手术后第一次下地。我对妈说：“妈，不怕，您两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两手抱着您的腰，您的腿一蹬就站起来了。”
我的动员没有用，妈还是吓得大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粗气。两条腿软得像是煮烂的面条，无论如何挺不起来。她贴在我的身上，全靠我奋力后仰挺着身体支撑着她，两只胳膊往上提着她，才勉强站立。但是她的脚踩在我的脚上，却很有力。虽然很疼，我也没敢动窝，我怕一挪脚闪了妈，万一我抱不住她就糟了。
这时护士长恰巧走过。她严厉地说：“站起来，站起来。你的腿和手术一点关系也没有。”
妈果然噔的一下就站直了。
然后我和小阿姨扶着妈到走廊里去，她不愿意，可是她还不能自由行动，只好由我们搀扶着她慢慢向外走。在护士长的指挥下她虽然站起来了，但走起路来腿还打晃，每迈出一步膝盖就往前一拐。但她总算能迈步向前走了。
病房里的人见妈一下地就能走路，对妈以八十高龄战胜疾病的顽强精神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否则我为什么非要妈到走廊里去。这对妈的康复将是很大的鼓舞。
当然还有一些显摆。我和妈出生入死地奋斗到这个地步，难道不值得显摆一下吗？
下地的第二天，妈就不要我们搀扶，自己就能扶着病床周围的栏杆绕着病床走来走去，而且走得很利索了。
很快妈就行动自如了。
第三天，妈自己就能到处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相当复杂的功能她恢复得很好，而且好得出人意料；有些很低级的功能却恢复得很差，甚至丧失？比如说，自己从躺位上坐起。
后来我常想，要是妈第一次从躺位坐起的时候，护士长也能在旁边这么吆喝她一嗓子就好了。
妈一到走廊里去，病房里的人就对她鼓掌，表示他们的祝贺、敬意和鼓励。这时，妈就笑眯眯地向人家挥挥手，说：“谢谢，谢谢！”
那时妈对自己的身体还充满了信心：“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
那时妈还有闲心和我研究：“你说对面病房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在搞婚外恋？有两个女的老来看他，可是还不一起来，而是分别来。他在走廊里碰见我的时候，指着搀扶他的女人挺得意地对我说，‘你看，我自己能走她还非要扶着我不可。’”
我想妈既然有这份闲心，就说明她身体恢复得不错。
后来病理切片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瘤子是良性的。
这是我们最感幸福的一段时间。
我常志得意满地对妈说：“妈，我真高兴我签了字，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妈也多次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要是不签字，她会后悔一辈子。”
连甲大夫也对我说：“你决定手术还是对了。”
现在想想这句话，真觉得是上天对我的鞭笞。
胡容来看望妈的时候，见她脸色又红又白气色极好，就说：“姥姥年轻多了。从今以后，您的年龄应该从一岁算起。以后谁再问您多大年纪，您就说：‘一岁。’”
手术后妈确实显得年轻了，因为手术在头上横切一刀，又经过缝线，头皮相应拉紧，额上的皱纹自然见少。
剩下的遗憾就是妈那双眼睛。
妈年轻时压倒群芳、风光一时，这双眼睛功不可没。那不仅是双眼皮，简直是三眼皮。
可是到了老年，三眼皮一耷拉，就比一般的双眼皮厉害得多了。妈的一双眼睛，竟让那眼皮遮得不见庐山真面目。
今后妈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好日子，何不请美容师把眼睑的松垂部分剪去，虽不能完全恢复妈那双眼睛的风貌，至少也能让妈精神精神。
我对妈说：“等您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我把美容师请到家，把您上下眼皮松垂多余的部分剪掉，您再精精神神过几年。您没见咱们的领导人某某某和某某某，不都剪了眼皮、染了头发吗？立时精神多了。”
如果躺在床上养息，妈就半合着眼睛看我在房间里做这做那。我走到哪儿，她的眼睛就跟着我转到哪儿，舍不得睡去。
我们这样朝夕相伴的机会不多，妈早年是为生计奔波，等到退了下来，我又进入了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两下总难凑齐。
母亲与唐棣。一九八六年夏。
长城。一九九〇年秋。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有一次访问法国的机会，妈住院后我想都没再想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妈也不会记住这件顺口一说的事，没想到这时她突然问我：“你还到法国去吗？”
“不去，您住着医院我怎么能离开您。”
这是妈唯一一次婉转地表示了对我老是离开她的不安。过去她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示，不管我走多远、走多久，她都默默地忍受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的恐惧。
过了危险期，在妈的抵抗力相对增强以后，就让小阿姨到医院来助我一臂之力。她一进病房妈就对她说：“小月，几天没见你了，我真想你。”也许她表达的是对健康、正常生活的向往。
可是小阿姨一来就干了一件让我感到晦气的事。她刚一洗碗，就把唐棣送给妈八十大寿（我们在美国按照过九不过十的风俗，当然也是趁着大家都在一起的机会，提前给妈过了八十岁的生日）的生日礼物，一个陶瓷口杯打碎了。我洗了那么多次都没出问题，她怎么一来就打碎了呢？我心里别扭极了，可是也没有办法补救了。只好想，她经常打碎东西，我还曾让她到医院检查过，看看是否有神经方面的问题。这次打碎妈的口杯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是我的多虑。
但是不要说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经过这次大难，我感到凡事可能都有先兆。
见妈手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才把不手术的恶果告诉她。妈说：“实际上手术前几天眼睛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不过我不大信。妈常受心理作用的支配。我给她买过法国一种叫做“都可喜”的药，针对她常受心理作用支配的特点，我特意告诉她，这药是法国造，每瓶三十九元，很有效。妈果然说她服药以后，眼睛清楚多了。其实按照她的病情，吃什么药都不行了。
十月一号，星期二。小阿姨开始替我陪床，我可以回家休息一下了。也不光是休整，还想浏览一下饮食市场，看看能不能给妈调配点花样。
我陪床住院期间，无法分身回家，只能是小阿姨做什么吃什么，妈在营养方面的需要，主要靠保健食品补充，对促进食欲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也曾在医院附近的餐馆买过小炒，只要对妈有好处，价格贵贱好说。可是现在的餐馆差不多是徒有虚名，卫生和菜蔬的新鲜程度很成问题，口味也难让人恭维。只有一次，那个红烧海参还算差强人意。我虽然也不会做，但总有那份为妈尽力而为的心意。
我先乘54路公共汽车到王府井，打算在王府井给妈买罐“力多精”。我知道和平里的一家食品店有卖原装的“力多精”，但趁换车之便能在王府井买到最好。
因为是节日，车上很挤。我只能紧贴车门，站在最下一层踏板上。站在上面一层踏板的人，把他们鞋上、手上的脏物，实实在在地蹭在我的身上。下车以后就着街灯一看，我那深蓝色的裙裤上，沾满了灰白色的、可疑的黏液。
装满空饭盒、空瓶子的口袋挂在我的肩上，我不紧不慢，甚至是逍遥自在地走在华灯齐放的大街上，走在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中。
我知道我再也不必着急，妈的危险已经过去，让我们心惊肉跳的生死之谜已经揭晓。我不必再为了妈的等待往医院迅跑，也不必为了给妈送菜，或送别的什么赶往医院，或提心吊胆地等待医生宣告有关母亲的生死存亡……
无声的细雨滋润着我。我没有打伞，体味着只有经过拼搏才能体味到的那份风息浪止后的疲倦的宁静，享受着上帝赐给我们母女的这份恩泽。
行人熙熙攘攘，周遭的世界繁闹而虚空。我肩负着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沉重和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轻松，走着、走着。明白了除了血肉相连的妈，不管你活、你死、你乐、你哭……你和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其实毫无干系。
没有。走遍王府井的食品商店都没有原装的“力多精”。香港造的口感和原装的口感就是不一样，没有那么爽口，也没那么容易冲化。看来还得到和平里去。在我办得到的情况下，我愿尽力给妈提供最好的服务。
我怕日后脱销，一下买了两大罐，每罐一公斤，够妈吃些日子了。可是妈终于没有吃完。
十月二号，星期三。下午给妈擦洗的时候，发现她肛门周围有几小块溃疡。肯定是昨天没有擦洗干净所致。平时每日给她洗两遍，我一回家休整，晚上那遍则由小阿姨代劳。这样的事外人哪能完全彻底。我想，一点操心不到都不行，以后再也不敢依赖他人，一点也不能依赖。哪怕时间再晚，也要给她洗完再走。
回家时经过东单，在东单中药店买了一管马应龙痔疮膏。这种药膏对过敏和溃疡也很有效。本想第二天去医院时再带给妈，因为还在节假期间，公共汽车很不好乘。可是想到这一夜妈会很不舒服，就又挤上汽车回到医院，给妈洗净患处，又涂上药膏，才安心回家睡觉。
一般手术后第三天或第五天就拆线了。妈的伤口因为有了那一番周折，是第八天拆的线。她的伤口长得很好，很平滑。
就是一到晚上，妈就不是妈了。
妈的“谵妄”越闹越厉害。手术后已然消失的尿频，到了晚上又变成几分钟一次，我整夜整夜无法休息。我不是没有经济能力再请一个阿姨来照顾妈，我总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时时刻刻伺候在妈的身边，否则就太对不起她的养育之恩。
再说看护病人的阿姨不容易请到，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阿姨，我愿每月给她三百元的工资，她倒是很愿意，但她要长期的合作关系，而我只能在妈住院期间雇用她，因为妈并不是瘫痪在床、长期不能行动的病人，此事只好作罢。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照顾好妈，反而让我犯下不堪回首的过错。
好比服侍妈的大小解。医院的便盆个个摔得残破不全，分到我们名下那个，也是病房里的最后一个。偏偏与身体接触的部位不但摔掉了搪瓷，还凹凸着高低不平的烂铁皮。我始终不明白谁能把便盆上的铁皮造就成这般模样。让小阿姨到医药商店买个新的，她说找不到门。而我又离不开医院去买，只好先凑合使用医院里的便盆。如此这般，我不但要一手托着妈的下半身，一手把便盆放在她身下一个合适的位置，还要在她身体接触那些高低不平的烂铁皮之前，赶快把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地垫在高低不平的铁皮上，免得那硬铁皮硌疼了妈。
每当这时，妈又一再说起那句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这么沉啊。”
但我这时的心情，比之八月份她做核磁共振这样说的时候轻松多了。毕竟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沉不沉的事就没再往心里去。其实这都不是好兆头。
我终因为不胜任扭伤了腰，而这个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得动腰上的劲。
我只好让妈在我放便盆的时候配合一下，两只脚尽量往大腿根部靠拢，接着两脚一蹬，身子再往上一撑，臀部就能抬起一些，那就会省我好大的劲。我说：“这一点也不难，您的两只脚靠大腿的根部越近，您也就越省劲。”
可妈就是配合不了。我看出她不是不肯这样做，她好像是力不从心，无法把脚靠拢至大腿根部的合适位置，当然也就无法撑起她的身子。有时靠拢一点，也是有其形而无其实。我照旧还是难得不行。
负荷超过极限就要失控。
妈几分钟就要小解一次，可是根本就没几滴。我想，都没病了怎么还这样折腾人呢？难道就不能多憋一会儿，把排尿的周期延长一点？那就会减轻我很大的负担。这样一想之后，手就会重重地拿起她的脚，又重重地往她大腿根部一摆。妈就生气地白我一眼，她一定想到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老话。
新便盆终于买来以后，有时妈用完了我也不拿开，就放在她的身下。心想，反正过不了几分钟还得用，便盆又是新的，很光滑，放在身下不会有什么不适。这时，妈却又能撑起身子，把身下的便盆扒拉到一边。
这能不能说明妈本来可以配合我？
当然也说明便盆放在身下还是不舒服。可我却心怀恶意地把她好不容易扒拉到一边的便盆再给她放回身下，企图用这种办法刺激她将排尿周期延长一些。
妈到底清醒还是不清醒？
要是清醒，为什么不懂得心疼我？
要是不清醒，为什么知道把便盆从身子底下挪开呢？
现在我明白了，我是冤枉妈了。她能不心疼我吗？她要是不心疼我，她能坚决要求手术吗？她就怕她成为我的累赘，她就怕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地折腾我。这不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吗？我都看见了、经历了，怎么还能这样冤枉妈呢！她之所以这样折腾，肯定还是神志不大清醒的表现；她的两脚不听指挥，肯定和术后没完全恢复有关；她几分钟一次的排尿，也许是和插导尿管的刺激有关……
又比如，逢到妈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几分钟就让我给她改变一次体位的时候，我也认为她过于随心所欲，不大为疲劳的我考虑。累急了眼，在扶她坐起的时候，我难免气哼哼地用力把她往前一。她也总是恨恨地“哎呀”一声，那就是对我如此待她的最严厉的批评了。
或是刚把被套服服帖帖地套在棉胎上，一会儿棉胎就让她起来躺下、躺下起来，弄得滚到被套一头去了。我就会急歪歪地把着她的手说：“妈，您拽被子的时候光拽被套不行，您得这样，被套棉胎一起拽着才行。”这不是强妈所难吗？她那时哪还能顾得了这些！
那时妈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说的那样，瘤子虽然切除了，可是瘤子周围的垂体细胞经过长年的挤压已然受损，不能正常供应身体各部系统赖以运转的“内分泌”了。如果说妈是因为凝血机制紊乱，最后猝死于某一重要血管的堵塞破裂（如心肌梗死，或脑桥那根主要血管的破裂），那正是由于凝血机制失去“内分泌”的精密调节所致。她认为，就是妈不手术，也无可挽救了。手术前的一切病状，正是身体各系统失去“内分泌”的调节，走向全面崩溃的表现。手术后的一段时间看上去虽好，那是过去体内储存的“内分泌”还没有完全耗尽，一旦那点储存消耗净尽，妈就会走向终结。因为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所以妈无法说出某种具体的不适，只能感到日渐衰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么呆着都不舒服，慢慢地走向消亡。
这就是说，我们那时的欢乐，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的欢乐。
而我竟然没心肝地认为身体日渐衰竭，在不可名状的难耐中饱受熬煎的妈是在随心所欲、不体恤我的劳累。不但没有对她更加爱护、没有见微知著地探析她如此表现的根由，反而心生怨气态度粗暴。
如果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号北大医院那位大夫能对我这样说到“内分泌”对人体的影响，妈就是再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也会逼着她去检查的。如果那时就采取果断措施，效果会怎样呢？肯定比七个月以后手术好。对一个老人来说，分秒之间的差异，影响都会非常悬殊，这七个月的时间绝对至关重要。不要说身体的承受能力，就是她储存已然不多的“内分泌”，那时恐怕也还能满足调节凝血机制的需要。
怎么想，怎么想都是我害了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