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刚入院时，我带她做过这项检查，医生就是根据病人的眼睛随着指挥棍的滑动，口述那指挥棍的位置来判断病人的视力、视野。我看着前面几个病人根本没接触过这种检查的样子，反应迟钝、所答非所问地走了过场。好在不过是视力检查，有些出入问题不大。幸亏我的态度谦卑，并善解医生的意图，使妈配合得算是默契，好歹把妈的视力查了个八九不离十。
这天妈有点怪，她对自己视力恢复得好坏似乎兴趣全无，而前不久她还在希望自己尽快恢复健康。就在早上，她还想尽快治好她的咳嗽。
不过妈催我快去检查室，说为她做过特护的护士正在那里，她可以根据这次检查的结果，给妈配副合乎目前视力的眼镜。
如果真是这样，不比去眼镜店配眼镜方便多了？我兴冲冲地跑到前楼找到那位护士。不知为什么，她的态度和当特护的时候大不一样，让我一下回想起妈入院那天，她正巧在高干门诊值班，也是如此的淡漠。她问我：“这个检查和配眼镜有什么关系？我们医院又不是眼镜店，怎么会给病人配眼镜！”
妈是怎么听的？
这可能是妈的误会。以为一查视力就和配眼镜有关，便向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人家跟她说不清楚，只好应对一番。
能这样应对妈，而不是一个钉子把她碰回去，我难道不该知足吗？
我虽然空手而归，倒也没有多沮丧。配眼镜的事情不急，出院以后再配也行。
复查既然失败，我倒要自己试试妈的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回到病房，我让妈先戴上她的眼镜，试着看看药盒上的字。她说看不见。
这个手术难道白做了不成？她手术后的当天，就能看清我一次又一次伸给她的手指头，怎么现在反倒后退了？想了想才恍然明白，妈戴的还是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配的那副眼镜。
那时妈的视力差得根本测不出度数了，我央告眼镜店的师傅，好歹给算个度数，配一副。那副眼镜的度数自然深得不能再深。即使那样，妈戴上以后还是看不清楚。现在视力恢复后再戴那副与视力不合的眼镜，当然不行。
我让妈戴上我的眼镜试试，妈不肯戴，说她的度数比我深，怎么能戴我的眼镜？我说她的度数并不深，不过是因为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
戴上我的眼镜以后，妈能认出“虫草鸡精”药盒上的“虫、草、鸡”三个字了。她似乎高兴起来，不过她就是高兴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喜形于色，比如我。
晚上回家的时候妈提醒我：“家里还有盒‘痰咳净’，明天你给我带来。”这难道不是说明，妈那时的意识还很清楚？
十月十八号，星期五。
遵妈的嘱咐，从家里带来她平时咳嗽时常吃的“痰咳净”喂她吃下。
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她坐在病房里的太师椅上，我站在她面前，用药盒里的小勺喂她吃药之前还说：“您先屏住气，拿嘴唇把药抿进嘴里去，把药在嘴里含湿了再咽，小心药面呛了您。别咬小勺，不然药面沾了唾沫就黏在小勺上了。”
妈还是咬了一下小勺，把药弄湿了一点，还有点呛咳。记得我的心立时为她小小的呛咳微微地紧了一下。
这盒“痰咳净”我还留着，特别是药盒里的小勺，上面还沾着被妈抿湿后又干结了的药面。
十月十九号，星期六。
妈这次感冒没拖多久，也没有服用什么特殊的药，不过就是“痰咳净”“感冒灵”之类的小药，到十九号就完全好了，似乎妈的体质还不错。可是，怎么十天以后妈就去了呢？
晚上回到家，照例往医院给小阿姨打个电话。凡是她陪妈过夜的时候，晚上我总要打个电话，问问我离开医院后的情况。
这天她接电话的时候，要带妈一起到电话室去。妈原说不去，小阿姨还是带她去了。她向我汇报了妈的情况以后，就让妈跟我说两句话。
妈接过话筒对我说：“你猜我是谁？”
我笑了，心想，这还用猜。“您是我妈呗！”
我听见她也笑了。
我问：“妈，您好吗？”
她说：“挺好的。”
想不到这就是我和妈这一世最后一次通电话了。
十八号或者是十九号上午，朱毅然主任找我谈话，他说等做手术的人很多，已经有三个病人等用我们那间病房，妈术后情况良好，可以准备出院了。
大约一周前他就有让我们出院的意思，应我的请求又让我们多住了几天。
装修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马上就完工，马上就完工。我真以为过几天就会搬进新家，何不让妈出院就直接进新家去呢？甲大夫也是这个意思，并为我们进行了斡旋。可是左一个马上，右一个马上，一点搬进新家的影子也没有，我不好再赖着不走，便决定二十一号出院。
算下来，妈前前后后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零二十二天，也就是手术后二十八天出的院。
母亲在天坛医院住院的账单，一九九一年九月二日至十月二十一日。
关于出院后每天来医院放疗，还是不出院住在医院里放疗的问题，也和甲大夫进行过研究。
本来考虑住院放疗，后来得知，如果放疗就得住到前面的放射楼去，不能再住综合二病房。由于放疗的床位很紧，甲大夫还特地为我们到放射楼预定了一个床位。但那里没有单间病房，这就又面临没有一个可供妈方便使用的厕所，以及我陪住的难题，只好作罢。
甲大夫又向我推荐北京医院，认为他们那里的放疗水平较高，他也有熟人在那边，仍然可以多加照应。
妈一听说出院，就提出能不能住旅馆。
我倒不是怕花钱，找个花钱少，甚至通过关系找个不花钱的招待所也是找得到的。只要妈心里顺畅，花钱也是应该的。只是觉得住旅馆很不现实，不但饮食起居很不方便，特别是妈出院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诸如放疗、吃中药、熬中药等等。
我不加考虑地说不行。
见我那样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她的请求，妈只好忍住自己的惶恐。
我很理解妈的惶恐。她倒不是怕我的先生，她对他一无所需、一无所求。她只是不愿意住别人的家，可是不住先生那里又怎么办呢？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上午到病理切片室去拿妈的病理切片，以便作为日后放疗的参考。病理室的张大夫一面看切片一面问我：“你母亲最近是不是有一次大发作？”
我说：“是的。”
他又问：“你母亲平时是不是养尊处优？”
我说：“那倒不是，就是这几年年纪大了，手脚不便，请了个小阿姨，家务事才不让她干了。”
张大夫说：“你这是害了她了。你母亲的脑萎缩很严重，应该让她多动。她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让她自己做，不要替她做。你越不让她做就越是害了她。”
他甚至谈到对他所带的研究生的态度：“我就是要常常踢他们的屁股，只有这样严格要求他们，才能使他们成才，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
他这番好意，和我对如何安排妈安度晚年的某个意见不谋而合。
妈虽然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运动不多。为此我常批评妈：“您那是锻炼吗？跟演个角儿差不多，锻炼完了您那角儿也就跟着卸妆了，联系生活不多。”
那时我太不理解妈的苦心，她不是不联系实际，她是为了我而谨慎地活着。现在我才想起她常说的话：“我可得小心点，我要是摔断了哪儿，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看到妈越来越老态龙钟，我就越发相信“生命在于运动”那句话。特别是在多次给妈检查身体也没查出什么病以后，便以为只要多多运动，妈就能长寿。
到了现在，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求的？只要妈好好活着，多陪我几年，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所以逢到小阿姨不能陪她、我陪她走步的时候，我老觉得她那个速度起不到锻炼的作用，便拉着她疾走，比小阿姨陪她走步的速度快多了。妈就狠狠地瞪我，可我还是拉着她疾走。她哪儿挣得过我？只好吃力地跟着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一走就走出一身汗。我觉得只有这样对妈才好，对她说，出汗好，出汗是新陈代谢。可是我一不在，她又和小阿姨慢慢腾腾地走步了。
为此我对小阿姨们很有意见，认为她们顺着妈的意思得懒且懒，不好好完成任务，对付我。
我对妈也有意见，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对她没什么好，不也就是敷衍我吗？
张大夫强调的不过是老年人多活动的好处，但是到了我这里就矫枉过正，何况还有脑萎缩的恐惧在威胁着我。
从病理切片室回来后，我就对妈夸大其词地说：“妈，大夫一看您的切片就说您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这对您一点好处也没有，今后您可得好好锻炼身体了。”我希望借大夫的话，再往前推推妈。
妈当然不理解我编造这些假话的苦心，对这种说法很不高兴。她一辈子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哪儿来的养尊处优？脑萎缩并不见得就是脑满肠肥、寄生生活的结果。
中午我去附近的理发店理了一个发，买了一个铜的枝形烛台，想要装点一下我和妈的新房子。我多么急切地想要进入我为妈和我筹划已久的日子。我还买了两斤妈爱吃的糖炒栗子，回到医院给妈剥了一些。我看出妈吃得很勉强，因为她不吃几个就辜负了我的一片心。可是我并没有深想，妈为什么对平时很喜欢吃的栗子失去了兴趣？
下午出院以前，甲大夫和手术室的郭大夫、谢阿姨都来和妈告别。妈只对甲大夫说了一句：“甲大夫，欢迎你有空到我家来玩，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不会表示热情。”
我不明白妈说这些话的时候为什么神情惨淡，嘴角上勉强牵出一丝苦苦的笑。眼睛也不看着甲大夫，而是看着别处。我回想起她从十五号脸色变得晦暗以后，和人谈话时就常常不看着对方的脸，而是低头看着地面，或是看着别处。
和甲大夫说完这句话，妈不但不再和特地前来与她告别的人们应酬，反而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病房，扶着走廊里的把杆在走廊里站着。
妈还悄悄地对小阿姨说：“真烦，他们怎么还不走。”
这很不像妈了。过去不论谁给她一点帮助、好处，她总是感恩戴德、想方设法地报答人家还来不及，哪儿会这样对待为她进行过精心治疗的大夫，以及照看、陪伴过她的谢阿姨。
妈那时肯定已觉难以支撑，哪儿还有心气顾及唯有欢蹦乱跳活下去的人才会顾及的凡尘琐事？
或许妈已心存疑惑和怨尤，人们不但没有把她的病治好，反倒可能把她送上了绝路……
甲大夫和谢阿姨送我们上电梯的时候，我悄悄叮嘱妈：“跟甲大夫、谢阿姨说个谢谢，说声再见。”
妈的眼睛里带着绝望到底的神情，直直地望着前面的虚空，没理会我的话，更没按着我的话去做。
谢阿姨拉着妈的手说：“你不会忘记我吧？你还喜欢我吗？你不是最喜欢我唱歌给你听了吗？”
不论谢阿姨说什么，妈都好像不认识她似的不予理睬。我不由在心里检讨，是否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让妈不高兴了。
我又想，您担心一睡着就“谵妄”，便索性不睡，老拉着谢阿姨的手不让人家走，让人家半宿半宿地陪您熬夜、唱歌给您听，现在，您这是怎么了？
谢阿姨热情地把妈一直送进了电梯，似乎还有说不完的话，差点没跟着电梯一起下了楼。
妈这种心烦气躁的情况，在瑞芳第三次来看望她的时候已见端倪。当时妈睡在床上，我和瑞芳坐在沙发上小声谈话。妈先是在床上动来动去，可能就是心烦又不好说，后来还是忍不住地说：“你们小声点好吗？”我以为她不过就是想睡觉而已，便把声音放得更小，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干脆不客气地提出：“你们别说了吧！”
这在妈都是非常反常的现象。
下了楼，先生的司机一眼就看出妈的气色不好，说：“姥姥的脸怎么黑了？”他多日不见妈，这个感觉自然就更加突出。
我仍然不醒悟地答道：“大夫说淤血还没有吸收完呢。”
妈却先和他打了招呼，不过叫错了他的姓。这也不够正常。妈记性极好，从美国回来后，看到电视中一个说书的名角，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妈却脱口而出：“田连成。”
回到先生家，我领着妈四处参观了一下。她还显出星点兴致，扶着阳台的墙，往外看了看说：“还有个小花园呢。”
我安排妈住在客厅里。那房子朝南，在暖气没来之前比较暖和。又让她睡在长沙发上，因为沙发比较矮，这样便于她的起坐。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这两天开始，妈连在椅子上站起、坐下也有些困难了。在医院里每每坐到桌前吃饭的时候，她的身子要紧贴着桌子，两手用力把着桌沿才敢往太师椅上坐。以前不过是躺着的时候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坐起。
考虑到妈是睡在沙发上，特别又是先生家里的沙发，她可能会有所顾虑。比如担心自己像在医院那样该上厕所的时候醒不过来，弄脏沙发，便索性不睡；或不停地上厕所睡不安稳。我又赶到和平里商场，给她买了一个“尿不湿”，免得她担心弄脏沙发不能安心养息。
妈问小阿姨：“买‘尿不湿’干吗？”
“您就是不能起夜也不用担心了。”
妈还是说：“要是尿在上面多不好。”
所以，虽然有了“尿不湿”，妈还是照样起夜多次，她从来是一点享受都不会贪的人。只在她即将远行，不能自制的情况下用了一次“尿不湿”，也是她此生唯一的一次、最后的一次。
晚饭以前，先生开了电视，我领着妈坐到电视机前，想等新闻联播结束后，让她看看她最关心的天气预报。可是她只坐了几分钟，没等新闻联播结束就回客厅去了。不知是身体不适，还是不愿和先生无言相对。
在这一切安排好之后，我又去赴《吉林日报》的聚会。
然后，又到老家去取妈心爱的猫。
妈住院期间，我搬了半个家。因为新房子是用我的两套两居室房子换的，机关又把这两套两居室的房子分给了两家。其中一家非逼着我腾房子不可。那时我要在医院照顾妈，根本没有精力去操心装修公司装修新房子的工作，他们干了几个月之久，我还是搬不进新家。只好把一部分东西，诸如家具炉灶、小阿姨、我和猫，挤进另一套房子。床也拆了，家具摞家具，连下脚的地方都难找。好在我和小阿姨那时是以医院为家，就是其中一个回到家里，也是就地一躺。这就是妈出院后根本无法住进不论老家或是新家的原因。一部分东西（主要是书籍和衣物），塞进新家最小的一间屋子，因此堆放得非常满，几十个纸箱一直摞到屋顶。这也是妈过世时，根本无法取出她喜爱的衣服的原因。
妈出院的这一天，我、小阿姨和猫，自然也要随妈过到先生这边来。
原打算第二天再去取猫，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可是我们都住到先生这边以后，晚上谁喂它呢？它饿肚子怎么办？更主要的是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它，非常想念。
自从唐棣远离我们，我又经常在外奔波，我们都不能经常伴随在妈的左右，猫就成了妈的另一个孩子，陪伴她度过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日子。
有一次邻居问妈：“你外孙女和闺女都不在家，我还老听见你在说话，你们家还有一口人哪？”
妈说：“没有，我是和猫说话。”
不过就是说我们家还有一口人也不为过。
它难道不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吗？不但可以替我们安慰妈于一二，妈也可以在照顾它的生活中，消磨一些人到老年就不知如何排遣的时光。
不要小看这只猫，它的力气其实很大。单是把它装进纸盒，再把纸盒用绳子捆上，就费了我不少力气。
一路上它更是鬼哭狼嚎。
我一手扶着自行车的车把，一手背过去不断拍打着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纸盒，口中还不断喊着“咪咪、咪咪”地安抚它。
它在纸盒里乱蹬乱踹，弄得自行车摇摇晃晃很不好骑，又赶上修路，不时还得绕行或下车来推行。到了先生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在十月下旬的天气，我竟汗流如雨。
刚把它放进客厅，我注意到，妈没让人扶，一下就坐起来了。
我马上想，妈真是躺下就不会坐起来吗？
我看见妈欣喜地笑了。妈，我为的不就是您这一笑吗？
母亲（右一）去美国探望唐棣，在旧金山机场。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母亲的护照
母亲七十九岁生日。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美国。
我们送给母亲的生日贺卡
可是我突然发现，我的背包忘在门户不严、等于是废屋的老家了。那里面有我全部的钱财细软，只好返回去取。等再回到先生家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我一头扎在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刚睡了几十分钟，我突然醒了。然后就睡不安稳了。虽然有小阿姨陪妈睡在客厅里，我还是不断起身到客厅里看望她，见她安详地睡着，便有了很实在的安慰。
当然，大功告成的兴奋也使我无法入睡，我长久地注视着妈，就像欣赏自己的一个杰作。我怎能知道，那其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而妈就要离我而去？
十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我很早起身，说是给大家做早饭，其实真是为妈。
煎蛋和“培根”。国产的“培根”质量不太好，只能拣最好的几块给妈，余下的是先生和我、小阿姨平分秋色。
妈的手又不大好使了。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从她筷子里掉了下来，妈像犯了过错，轻轻地“哎呀”了一声。
我说：“没事。”
妈懊恼的也许是惋惜那块煎得不错的“培根”，更懊恼的也许是我为她的劳作让她白白掉在了地下。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我现在仍然能清楚地记起，我想它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地在我心里留下了痕迹。
对，我懊丧那么好的一块“培根”妈没有吃到嘴里去。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那么容易得到？要以为那仅仅是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错了。
还有，妈那像是犯了过错的神态让我心痛。妈，您就是把什么都毁了，谁也不能说个什么。这个家能有今天，难道不是您的功劳？
后来妈要上厕所，我有意要她锻炼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没有去扶她，也不让小阿姨去扶。
妈先是抓着马桶旁的放物架，企图靠着臂力把自己拉起来。我把放物架拿开了，迫使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可妈就是不肯自己站起来。
我那时真是钻了牛角尖，认为站得起站不起，对她脑萎缩的病情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从这样小的事情上就倒退下去，以后的倒退就更快了。
为了让妈自己站起来，我实在用尽了心机。
我先是假装要把她抱起来，然后又装作力不胜任、歪歪扭扭像要摔倒的样子，嘴里还发出一惊一乍的惊叫。心想，妈那么爱我、疼我，见我摔倒还不着急？这一急说不定就站起来了。
可是不行。
我又推高动员的档次，打出唐棣这张王牌：“唐棣年底就回来了，她不是说要带您去吃遍北京的好馆子吗？您自己要是站不起来，她怎么带您出去呢？”
还是没用。
深知妈盼望着一九九二年我带她到美国去和唐棣团聚，又说：“您也知道，飞机上的厕所很小，根本进不去两个人。您又爱上厕所，要是您自己站不起来，我又进不去，怎么办呢？”
这样说也没用。
又知道妈极爱脸面，在先生面前更是十分拘谨，便故意打开厕所的门，明知先生不过在卧室呆着，却做出他就在厕所外面的样子，说：“你看，妈就是不肯站起来。”
妈着急地说：“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就是这样，她还是站不起来。
我发现，妈起立时脚后跟不着地，全身重量只靠脚尖支撑，腿上的肌肉根本不做伸屈之举，自然就不能出劲，不能出劲怎么能自己站起？
我立刻蹲在地上，把妈的脚后跟按在地上，又用自己的两只脚顶住她的两个脚尖，免得她的脚尖向前滑动，以为这就可以让她脚掌着地。但她还是全身前倾，把全身重量放在脚尖上。而且我一松手，她的脚后跟又抬起来了。这样反复多次，靠她自己始终站不起来。
现在回想，这可能又是我的错。
妈手术后第一次坐马桶的时候，突然气急败坏地喊道：“快，快！我不行了！”我吓得以为出了什么事，奔进厕所一看，原来她上身前倾，两脚悬空，自然有一种要摔向前去的不安全感，难怪她要恐惧地呼叫。
那时我要是善于引导，将妈整个身体前移，使她两脚着地，并告诉她坐的时候重心应该稍稍往后，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以后的问题可能都不会有了。
我却不体谅妈大病初愈，在正常生活前需要有个恢复过程，反而觉得她的小题大做让人受惊，根本不研究她为什么害怕，就气哼哼、矫枉过正地把她的身体往后一挪。她倒是稳稳地坐在马桶上了，可是两只脚离地面更远了，如果不懂得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使两个脚掌着地，再想从马桶上站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对于一个本来就有脑萎缩、又经过脑手术的老人来说，手术后的一切活动等于从头学起，第一次接受的是什么、就永远认定那个办法了。以后，没有我的帮助，妈自己再也不能从马桶上站起来了。
人生实在脆弱，不知何时何地何等的小事，就会酿成无可估量的大错。
也许妈的敏感、妈对这个手术的一知半解也害了她，她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受了伤害的暗示，认为既然是脑手术，自然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大脑的功能既然受到伤害，手脚自然应该不灵。
这时妈又叫小阿姨扶她起来，我因为急着到装修公司去，就嘱咐小阿姨别扶妈，还是让妈自己站起来。
在装修公司忙了一天，回家时一进胡同，恰好看见妈和小阿姨从农贸市场回来。小阿姨没有搀扶她，而是离她几步远地跟在身后。她连手杖也没拿，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这时她看见了我，就在大门口停下，等我走近。
我搀扶着妈走上台阶，她的脚在台阶上磕绊了一下。我想，好险，幸好我扶着她，就回头对小阿姨说：“走路的时候你可以不扶她，但要紧跟在她的身边，万一她走不稳，你得保证一伸手就能抓住她。上台阶的时候可得用劲搀扶着她，不然会出事的。”
妈还买了半斤五香花生米。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街，最后一次买东西了。不过半斤五香花生米。
晚上我问小阿姨，妈是不是自己站起来的。我是多么想要听到这样的消息，那会比什么都让我高兴。
小阿姨说不是，还是她扶妈起来的。
我感到无奈而又失望。
她说，妈还对她说：“你干吗不帮助我？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助我的，你怎么不听我的，尽听你阿姨的呢？你别听你阿姨的。”
妈不但过于敏感，且取向颇为极端。
妈之所以这样讲，一定是又为她自己制造了一份寄人篱下的苦情。诸如，因为她是靠我生活，自然在这个家里说话不算数，自然指挥不动小阿姨，保姆自然势利，谁给她开工资她就听谁的……等等。
妈是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苦心了。她不理解我倒没什么，让我不忍的是她会从自己制造的这份苦情里，遭受莫大的折磨。
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后，我还是不断到客厅里去看妈。妈似睡非睡地躺着，猫咪亲昵地偎依在她的怀里。它把脑袋枕在妈的肩头，鼻子杵在妈的左颊下面。我在沙发前蹲下，也把头靠在妈的脸颊上，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妈没有说话，一直半合着眼睛。
那是我们少有的天伦之乐。我当时想，妈的病好了，我们还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几年。
为了不影响妈休息，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