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三号，星期三。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泡好的黄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机里粉碎，给妈磨豆浆喝。这个机器已买来多时，这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我又让小阿姨去买油饼。
妈吃得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没有在医院时好了。
服侍妈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癜，根据部位推测，显然是昨天我让她练习自己从马桶上起立未成，在马桶上久坐而致。
当时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时间长了一点，怎么就能坐出如此严重的一圈淤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有问题的可能性，心里想的总是妈手术后百病全无。要是我能往坏处想一想，肯定早就会想到问题的严重了。
也因为我们家的人，身上常常出现莫名的出血性紫癜，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妈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但这一次发展到后来，轻轻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发现，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从这一圈紫癜的发现到妈过世，只有五天时间。
如果说妈去世前有什么征兆，这就是最明显的征兆了。
回忆妈这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我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能及时发现妈各种不正常的体征，只是我没有医学常识，不了解这些不正常体征的严重后果，又没有及时地求救于医生。就是求救于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采取应有的措施。我更没有坚持将这些不正常体征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妈是白白地生养我了，她苦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误在我的手里。
我蹲在马桶一旁，等着帮妈从马桶上站起。
这时，妈伸出手来，一下，一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头顶，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立刻感到那声音里缠绕着非常陌生的一种情韵。那不是她讲了一辈子的、我几十年里听惯的那个声韵。我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忧伤。
我现在才悟到，那声音里散漫着从未有过的无奈和苍凉，以及欲言还休的惜别和伤感。
那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现在，我的耳朵里，已能清楚地回响起深藏在那句话后面的万千心绪，和没有说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
妈也许想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出来，可她没有说，咽回去了。
妈的手虽然一下一下抚摸着我的头顶，却又轻得似乎没有挨着我的头发。
虽然没有挨着我的头发，我却能感到妈心里尽流着的、而又流不尽的爱，绵软而又厚重地覆盖着我。
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妈的怀里。
虽然妈老了，再也抱不动我，甚至搂不住这么大的一个我了。可是，只要，不论我遇到什么危难，妈仍然会用她肌肉已经干瘪的双臂，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虽然妈的左肩已经歪斜得让她难以稳定地站立，她还是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的。
我一生爱恋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拥于怀，可我从不曾有过如母亲爱抚时的感动……也不曾有如母亲的爱抚，即使一个日子连着一个日子也不会觉得多余……
从妈手掌里流出的爱，我知道她已原谅了我。不论我怎样让她伤心，怎样让她跟着我受穷多年，怎样让她跟着我吃尽各种挂落……她都原谅了。
可是上帝不肯原谅我，为了惩罚我，“他”还是把妈带走了。
就在那一天，我对先生说，我要给妈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解决她的思想障碍问题。我觉得她手术后躺着坐不起、坐着站不起，是思想障碍的问题。
但那时最要紧的是忙着找关系，以便请到最好的医生为她做放疗，心理医生的事还没来得及落实，她就走了。如果这个问题早解决一点，妈的体力一定不会消耗那么大，这又是我的过错。
下午，妈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饺子。小阿姨告诉我，妈还擀了几个饺子皮。后来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你们两个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妈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
妈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往我的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的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所以它从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
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发上去。
妈坐下就站不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得相当厉害了。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
我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为了这个，妈也得拼上一拼。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说。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妈激发起来，反而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她的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越难恢复。
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我猜想，妈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作忘记了我们的号数，问妈：“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时候，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那位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效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做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
母亲的放射治疗预约单，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她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走了。
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作为下一步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周围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扛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妈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具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妈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的脚却很有劲儿，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疼。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妈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地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得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也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她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妈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已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妈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了，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因为各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吗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十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上午又和妈多次做坐下、起来的练习，妈没有任何进步。
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回家后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估计是星期二给妈洗澡时，暖气还没来，我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我就冻感冒了。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我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天，妈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兽之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妈、激励妈：“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妈生气地说：“我偏要练，偏要练。”
妈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这至少说明妈还有想活下去的愿望。
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有要事相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部分读者，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
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谷，感慨多多，所以我很晚才回到家。
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地陪伴她，一直跑进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于以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
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
妈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
小阿姨说：“当然能，您身体那么好。”
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
妈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自己感觉到不对，而想从别人那里找到这个希望的证明？
妈甚至提起我准备请美容师给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儿对我真好，我这么老了她还要给我剪一剪眼皮。”
妈还对小阿姨说：“唐棣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我已经没病了。我也是该抱重孙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学都做妈妈了，她还没有结婚呢。”
又说：“我们要是去参加唐棣的婚礼，你也别走，就给我们看着猫。”
“你阿姨说，等我们搬进新房子，要请给我手术的大夫聚一聚，还要我和大夫们一起拍照留念呢。”
“等我好了，我带你去北海公园玩。”
“等我好了，你阿姨说咱们五个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机），到饭店里好好庆祝一下。”
我想，妈说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疗吧。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妈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呀。
可也正是这个时期，妈越来越不想锻炼了。
记得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妈自己还说：“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得很快呀，人们给她鼓掌，她还说谢谢呢。
妈几次对小阿姨说：“活着真没意思，这么老了还得从头学起。”
又说：“我这么老了，就这么过就行了，还锻炼干什么？”
或是：“等你们到了我这么大年纪，就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不过是想尽办法让妈健康长寿。
我也奇怪，这些话妈为什么不对我说？也许是我老不在家，她没机会说？或是她以为我那样逼她锻炼是不同情她？
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就伤了我的心吗？
还有一天，妈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欲言又止地说：“这手术……嘁！”
我想，妈当然是对我说，但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呼应。我那时仍然认为她的感觉代替不了科学。正像我后来常听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一切等科学做出回答就晚了。
妈去世后我回想起她的这句话，觉得意味深长，有一种悔不该当初、说什么都晚了、只好罢手的苦绝之情。她肯定已然察觉，正是手术后，她的情况更见不妙。妈是一个有大英雄气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对手术的态度，不会这样出尔反尔。
这句话，妈又是只说了半句。
因为妈早就知道，她就是把这句话说完，可能还是这个下场：我不会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谓的科学，相信大夫说的，认为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会调侃她、抢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
而且，妈能说得过、争得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和“手术完美无憾”的现实吗？
…………
她说不过，也争不过。
既然她说不过、争不过，再说感觉不好就是她的荒谬。
有人相信吗？
也许她自己也没法相信吧？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六。
早上照料妈起床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我看着妈安详、宁静，看不出一丝病情，略显迟疑、迷惘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气壮的脸，想不出她说的特别不舒服是什么意思。
而那时我还满怀逃出劫难的喜悦，仍然固执地认为，手术以后妈什么病都没了，一切顺利、万事大吉。所以迟疑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怎样去做。
这时小阿姨在一旁说道：“她就是这样，等一会儿再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听小阿姨如是说，便想起手术后没几天，妈也对我说过：“发烧了。”给她量了一下体温，三十七度都不到。当时以为，她说的“发烧”就像她的“谵妄”一样，是手术后一种必然的、不正常的反应。其实正像医生预料的那样，妈果然没能经受住手术的打击，这个预料早就开始应验了。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还有一两次妈也对她说：“我觉得我病了。”过一会儿小阿姨再问她情况怎样，她又说她没病了。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小阿姨要是及早告诉我，或我时刻守在妈的身旁，可能就会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会及时反映给大夫。如果那样，还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妈的神情，猜测着妈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是在为不愿自理、不愿锻炼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话。
我只对妈说了一句：“胡容一会儿来看您。”
妈也就缄口不言了。
母亲。一九九〇年春，美国。
祖孙三代。一九九〇年春，美国。
唐棣和姥姥
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连对自己的女儿也不例外。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抱怨，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尤其是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号（也就是十月十三号我那番抱怨之后）妈咳嗽的时候还希望尽快得到治疗，但我还是觉得，她见我对她的“特别不舒服”没有丝毫反应之后，不但隐忍了病痛的折磨，还隐忍着更多的什么。
妈是否不忍再用她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给我添乱？
也许还有唯恐期待落空的恐惧和悲凉？彼时彼刻，她多么期待我的理解、我的呵护——她是真的“特别不舒服”，而不是我认为的“闹”；
也许还有在等待我对她的话做出判断的那一瞬间，唯恐得不到理解的忐忑；
是不是还藏着一丝祈求；
…………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告诉我，吃早饭的时候她又问过妈：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妈果然说她没有哪儿不舒服。那我也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就相信了小阿姨的话，不亲自问一句：妈，您到底哪儿不舒服？
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相信不相干的人，却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