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星云大师来京，与文坛一些朋友会面，并送在座的每位朋友“西铁城”手表一只。因为来得珍贵，我特地送给妈戴。妈说它老是停摆，我不信。星云大师送的表怎么可能停摆？在她多次催促下，我只好送去修理。一次不行，又修了一次，每次修回来我都特别强调地对她说：“人家可是用电脑检修的。”言下之意她不能再说不好，再说不好简直就是和科学作对，无事生非。在我这样强调之后，妈果然不再提停摆的事了。妈去世后，我开始穿她穿过的一些衣服，当然也戴起了她戴过的这只表，这才发现，妈没有错，它果然常常停摆。我冤枉了妈。
有时我还冷不丁地想：吃早饭的时候小阿姨果真问过妈“您哪儿不舒服”吗？妈真说的是她没有什么不舒服吗？
小阿姨是不是怕我追究，便拿这些假话哄我？
又是不是怕我自谴自责地折磨自己，干脆断了我的念想？
…………
如果不是这样，小阿姨又何必多此一举，这一举对她又有什么好处？
就算小阿姨见我那时劳累过度，也不敢因此隐瞒妈的病情，她是聪明人，什么事大、什么事小，心里应该有数；
…………
这真是“死无对证”了。
可是现在，就算我能得到证明又有什么用？
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证？想来想去，都是我自己的错！
当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而小阿姨在一旁说“她就是这样，等一会儿再问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穷追不舍，弄个一清二楚？
我为什么就固执地认为，妈这样说来说去是她的错觉、是手术后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她不想自理、不想锻炼的伏笔。而不去设想，即使手术成功，难道不会再添新的病？
…………
可是妈，您自己为什么也不坚持和我探个究竟？这种忽而不适、忽而没事的微妙变化只有您才体会至深。
妈去世后小阿姨还对我说，就是出院那几天妈还对她说过：“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做手术。”
这样，什么样呢？
妈后悔了，肯定后悔了。她原以为这场大难很容易对付吧？这是不是和我在她手术前，始终对手术危险性的轻描淡写有关？
…………
我再没有机会问妈了。
我也没法责怪小阿姨，这些事为什么在妈去世后才对我说？现在人都不在了，再说什么也白搭。
回忆她来我家不久妈就每况愈下，妈去世两个多月后她又离开的事实，好像她就是为了给妈送葬才来到我家。
我又何必怪罪别人，难道不是我自己对妈有成见，把妈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她的固执和心理障碍？
妈是带着许多不白之冤走的，我就是想给妈平反，想对妈说我错了，她也听不见了。
妈用死亡为自己做了证明。
我只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妈是含冤而死的，而且是我害了她！
我常常瞪着双眼固执地盯视着空中，十月二十六号早晨她那安详、平和、没有一丝病痛的脸就出现在眼前。
对着那张永远不会消失的脸，我一遍又一遍、无穷又无尽地猜测着那张脸后面所隐忍的，和安详、平和以及没有一丝病痛完全南辕北辙的，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切。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那是妈对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我却没有回应，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面对妈的呼救，我的一言不发对她是多么残酷！我说的是对妈。我的罪过多少，可以留待余生不断地反省，而妈的身心在这场劫难里所遭受的一切摧残，无时不在撕咬着我的心。最痛苦难当的是我再也无法替妈多担哪怕是一点点痛苦。
我只好不断地猜想，妈在这段日子里想过、感受过什么？即使我不能替她经受这场劫难，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这段日子里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这种猜想出来的感受里经受一遍，也算为她分担了一些。
妈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情。
可我怎能一丝不差、原样原味地想出妈的苦情？明知这努力的无望，却还是禁不住地去想。我想妈的感受，更还有，她那悲惨的一生。
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来自人生的不可能性？
九点多钟，胡容来了。
那天的风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门，可不知为什么觉得非要来看妈不可。看来也是天意。
妈一见她就说：“我就想你要来了，我正盼你来呢。”好像有满肚子话等着对她说。
妈去世后胡容对我说，那天她一看见妈，就觉得妈不好了。妈眼睛里的神全散了，还有一种不胜重负的感觉。可她没敢把这不祥之感告诉我。
我一见到胡容就对她说到妈的“心理障碍”，希望借助她的力量来开导开导妈。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低着头，一言不发。
胡容对妈说，她自己手术后由于心理障碍，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
这时王蒙来访，我就把妈交给了胡容。
我一走出客厅，妈就对胡容说：“我不是心理障碍，就是难，做不到。”可是刚才当着我的面她既不承认，也不辩解。她一定觉得和我说什么也是白搭。寒心之后，只好对胡容一诉衷肠。
胡容试着帮妈练习从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她只用一个手指扶着妈，妈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妈就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依托。
胡容说：“您看，我一个手指扶着您，有什么力量？这就是您的思想上的问题。”
妈说：“那就再练练吧。”
胡容见她每次落座时膝盖也不打弯，与椅子距离还很高就咚的一声跌坐下去，便说：“您看，您咚的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说明您身子骨还很好。可是您不能离椅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往下跌坐，这样跌坐下去是很危险的。”
妈就说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弯了。
然后又对胡容说：“小月势利眼，她对我和张洁的态度不一样。我叫她扶我起来，她就是不扶。”
胡容说：“您别想那么多，别怪她。是张洁不让她扶您，为的是让您自己多锻炼锻炼。”
妈说：“我只是跟你讲讲。”
胡容又帮助她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地锻炼了一会儿。
这时妈突然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张洁也累了。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岁还好说，她也是到了关键的年龄了。像你，不是也得了那么重的病吗？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着操心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张洁。”
好像妈那时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场（妈去世后不久，我就查出丙型肝炎），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为了我能安心治病，免得我再为她去四处奔波、求医、找药，为她受累，她毅然决然地决定走了。
胡容一听她这样说就慌了。忙问她：“您哪儿累？”
妈又说不出。
胡容又问：“您的腿累吗？”
妈说不累。
胡容又问：“您这样起来、坐下累，是不是？”
妈也说不是。可她还是说，她累了。
胡容着急地劝妈：“您怎么能这么说，您得好好活下去。您手术做得这么好，还能活好长时间呢。”
妈说：“是啊，谁不愿意好好活着、活得长，可是我不行了，力不从心了。我这样张洁多着急。她也累了，我帮不了她的忙，还给她添乱。”
胡容说：“这是她当女儿应尽的责任。咱们不是还要一起到美国去吗，我去看女儿，您去看唐棣。”
妈说：“不啦，不行啦。去过了，也看过了。我的腿硬了。”
不论胡容说什么，似乎都拉不住、留不住妈了，妈突然就像修炼到了四大皆空的境地。
可是过了一会儿妈又要求胡容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
胡容让她休息一会儿再练。
她说：“我要练，不然张洁又着急了。张洁对我很好，可是她的脾气让人受不了。”
妈在美国的时候也对唐棣说过：“你妈是很孝顺，可是她的脾气太犟、太急，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她的心情太坏了。”
确实像妈自己说的那样，她嘴上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心里什么都清楚。
曾几何时，我难道不是一个老是笑呵呵的傻姑娘？
不论与多么刁钻、阴暗、狷介的人相处，都能相安无事。倒不是我有多么宽宏大度，而是天生的没心没肺、浑然一片、轻信于人。不论谁坑了我，甚至卖了我，不要说以牙还牙，就是觉悟也难。偶尔品出些滋味，也是转眼就忘，从不知道记恨。
曾经有个长我许多，清华一九五二届的追求者，对我的评价即是“浑然一片”。在我林林总总的候选人中，那是妈看中的两个中的一个。
他品行极好、忠厚老成，却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遭了大难，从此心灰意懒，最后丢弃学业，跟着儿子到日本去了，自食其力地在一家公司看大门。说，“即便老死他乡，我也不会回去了。”
我在婚嫁方面，从没有听过妈的话，这当然是她这辈子最伤心劳神的事。
可我就是听了妈的话选择其中的一个，我就能幸福吗？
婚姻可能是人生最难，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破译的谜。
记得中学时代有个女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是笑，你真是那么无忧无虑吗？”
是的，那时候我只会笑。甚至十几年前我也笑得不少，即使在因所谓生活作风不好而饱受世人耻笑的时候；即使在穷困潦倒、因贫血晕倒在地、衣衫补了又补的时候……
就是这几年我的脾气才坏起来。
也许因为我不得不抛却幻想，面对人生的种种缺憾；可又无法回避这缺憾的伤害……
觉得自己对人人都有一份应尽的责任，既要尽孝道，又要尽妇道，以及朋友之道，还要挣钱养家，又件件都想做好。结果不但没有本事将这包揽天下的角色演好，反而累得七窍生烟、六欲全无……
但是又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把这神圣的角色死心塌地、任劳任怨地扮演下去，便只好自艾自怜、心生怨气……
我被做人的重担压迫得失去了耐性。
…………
我自作自受地选择了这种生活，并且没有本事解脱不说，还把这种种缺陷的伤害转嫁给妈，让她成为这种生活的受害者。
我在生人面前还能做个谦谦君子，忍而不发。在妈面前却忍不下去，也不忍了。
知道不论跟谁都得进入角色，只有跟自己妈才不必着意“关系”，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干脆说，母亲就是每个孩子的出气筒。
只要妈多说我几句，或是不听我的安排，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来说去，我就来火了。即使为了她好，也做得穷凶极恶。
其实八十高龄的妈并没有给我多大负担，很少需要我的照顾，尤其我在先生那边恪尽妇道的时候，她不但自己做饭，还要张罗我们的日子……更不要说她前前后后带大了我、又带大了唐棣，我们两代人都是她千辛万苦，东刨一口食、西拣一块布养大的。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让我尽了一点所谓的孝道，最后还不落忍地匆匆结束了这种依赖我的，前后不过两个多月的日子。
妈从没累过我，倒是我把妈累了一辈子，是我把妈累死了。
一九九一年五月初我出访三周，知道妈舍不得花钱吃水果，特地把买水果的钱留给小阿姨，让她必须定时去给妈买水果。回家一看，妈还是把这笔买水果的钱收回了。
见我急了眼，妈分辩说她天天都按我的要求吃水果了。
我打开冰箱一看，那是水果吗？都是些烂橘子！
五月，在中国这种不注重保鲜技术的地方，是吃橘子的季节吗？那些橘子干得成了橘子渣，而且越吃越上火，妈的便结就会更严重。我大发脾气，把那一兜橘子哐的一声扔到了墙角，还把妈的手杖摔断了。
我说：“妈，我真是累死了。您要是疼我，就让我少操些心，我让您吃什么您就吃什么，我就会少磨几次嘴皮子、少受许多累是不是？您看，为了这样的事，我们三天两头就得吵一次。”
一见我发了火，妈就摩挲着我的头和我的脸说：“好孩子，别生气了，妈改了，妈一定改。”
可是过不了几天，妈又不听招呼了。我又非得大发一次脾气不可。
我知道妈是为了给我省钱，哪怕省一分也好，她总觉得为我省一分钱是一分钱。她省一分，我不就少挣一分、少累一分吗？
我急扯白脸地说：“妈，您再省，我也发不了财。您就是不吃不喝，一个钱不花，钱也剩不下。”妈完全不懂我的劝导，更不肯和我合作。她就是不明白，我的钱怎么也得花光，与其在别处花光，不如让妈花光。可妈就是不开窍。
再不我就给妈磕头、下跪，求她吃，求她喝。那种磕头、那种下跪，是好受的吗？
我不但不感恩于妈，甚至把妈这份苦心、爱心，当做是农民的固执。有时为了达到我的目的，甚至说出让妈伤心至极的话：“您的脾气可太拧了，怎么劝都不行，怪不得人家和您离婚，谁和您在一起也受不了。”
…………
这期间妈还问了问做过放疗的胡容，放疗疼不疼。胡容说，什么感觉也没有。
其实放疗的副作用还是很大的。比如恶心、低烧、脱发、消瘦、食欲减退等等。虽然我为妈准备了预防这些副作用的药，但效果不会很大，她一定还会感到痛苦。先生说，即使妈能闯过手术关，也不见得闯过放疗关，毕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
但是妈对胡容说的这些话，胡容也是在妈去世以后才对我说。我问她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她说，那天在我家门口告别的时候，几次都忍不住要对我说了，可是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她不忍心再说这些令我大恸、大受惊吓的话。同时又觉得妈那些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妈看上去虽然不好，但也不至于像她说的那样，说走就走了。哪儿想到果然就成了真。
我为你好、你为她好、她为她好……结果是事与愿违。
这就是命！
吃过午饭不久，妈说要上厕所。我没有扶她，还是要求她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
可是我眼前突然一暗，就像落下了一道沉甸甸的黑幕，一件意想不到，让我感到毁灭的事情发生了。
妈不但没从椅子上站起来，反而从沙发上出溜到地下，如鱼得水地在地上爬了起来。她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已进入无意识状态，有一种大撒手的解脱和魂游已远的渺然。
那一瞬间，我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有一切都完了，再怎么努力都不行了的直觉。
我的头一下就蒙了。
接着是气急败坏，甚至是愤怒。
那不是一般的气愤。
妈这样做，简直是对我对她的爱的背叛；
是对我自她生病以来，唯恐丧失她而饱受煎熬、担惊受怕的背叛；
是对我们共同的苦难、艰辛的背叛……
我的大爱，那时一下变成了大恨。
我恨妈的心理障碍；
我恨妈的固执。这固执不但是她自己的仇敌，也是我的仇敌；
我恨妈不再、不能和我配合起来，为迎战越来越近的脑萎缩、为她能好好地活下去而决一死战。
我恨妈这样做不但对不起我，也对不起她自己。我们最艰苦的阶段都熬过来了，冒那么大风险、受那么大惊吓，情感上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现在却这样自暴自弃。我和妈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难道都救不了她吗？
我恨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安排；
…………
接着这愤怒，是无底的恐惧。
妈一旦知道这样滑下去的轻松，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一滑，可真是一滑而不可收了。如果截不住这个滑坡，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我就别再指望她今后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了。我真怕她就此丧失了求生的意志，从而也就丧失了战胜疾病的勇气……
一直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我的，脑萎缩的后期症状，难道这么快就来了吗？
这简直就是往深渊里坠。我决不允许！
妈非得活下去不可！那时，我要她活下去的愿望，可能胜过她自己。
我没有扶妈，反而冷酷地说：“好吧，就当这是床，就此练练怎么从床上坐起来。”
妈在地上爬来爬去，翻来翻去，连从地上坐起来都不会了。爬到长茶几前就用两条胳膊撑着茶几，两条腿软软地斜蹬在地上，一点劲也不使。仅仅靠着胳膊上的力气，把上半身撑了起来。这怎么能站起来呢？要想站起来必须两条腿使劲才行。
不一会儿妈的劲就使光了，浑身累得发抖，像一匹跌倒在地驾不动辕的老马，不论驾车的车夫怎么拿鞭子抽它，它也爬不起来了。
此后，我再不忍看路上那些驾不动辕的老马，那会使我历历在目地想起此情此景。记得母亲去世不久，当我见到一匹滑倒在地的老马，不论怎样挣扎，也难以从结冰的路上爬起来的时候，甚至站在大街上就不能自已地痛哭失声。
妈一定精疲力竭，魂魄都出了窍。动物对此有非常的感应——对妈感情极深的猫咪这时冲了过来，厉声地嚎着，用它的小脑袋一抵一抵地抵着妈的两条胳膊，好像为她受这样的折磨心痛不已；又像要保护妈；又像要助妈一臂之力……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发出丝毫恻隐之心去扶妈一把。我连畜生都不如了。
最后还是妈渐渐收拢了两条腿，两腿这时才能用上一点劲，然后站了起来。
可我还是不肯就此罢休。见妈的腿好不容易懂得了使劲，就想趁此机会让妈再巩固巩固腿上的感觉。
结果是适得其反。
妈又出溜到地上爬了起来，一直爬到靠窗的沙发前，面朝南跪坐在地上不动了。
那时妈只要一扒面前的沙发就能坐到沙发上去。所以我还是逼她自己爬起来，坐到沙发上去。
可是妈不，她说：“咱们协商协商。”她的意思是让我把她搀起来。
我狠着心说：“不协商。”
刚说完这句话，电话铃响了。是谌容来的电话，其实我何尝放心让妈老是跪在地上？三言两语说完电话又赶紧回到客厅，希望这一会儿能发生奇迹，妈已安坐在沙发上。
没有，妈还在地上跪着。
妈可能跪累了，两条胳膊全杵在身体左侧的地上，上半身的重量也就全倾泻在那两条杵地的胳膊上了。因为上半身向一边倾斜，臀部也就翘起并向左侧扭去，这样，她连坐直自己的身体也不会了。
我说：“您把身体侧过来，屁股放平挨着地。屁股一挨地您就能坐直了。”她照着我说的试了试，果然坐直了。
我说：“您看，多容易啊。不过一秒钟的时间，您就会了。一切您都能做到。”
妈自己也说：“连一秒钟也没用。”
可妈就是不能自己起来坐到沙发上去。
最后，我看时间拖得太久，她又实在不肯起来，只好把她搀起来。
妈刚在沙发上坐好，就用颤抖的手把歪斜了的帽子戴正，像所有遭了凌虐而又无可应对的弱者那样，只能自艾自怜、下意识地整整自己凌乱的衣着。
这时妈又要上厕所，我不再逼她自理，搀着她去了厕所。
为妈整衣的时候，我看到她身上的紫癜更多了。
联想到几天前就出现的淤血情况，这才猜想妈可能又添了什么新病。我想，一定要带妈到医院去了。但那时已是星期六的下午，医生护士都下班了，即使到了医院，妈既无高烧又无痛苦，也不一定会引起值班医生的重视。妈虽然添了新病，却并不一定是大病，等到星期一再上医院也不迟。
可是我错了，那正是大病，而且是要命的大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