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公司的车在又窄又破的公路上不要命地颠簸了一天，叹了最后一口气后，在距卡塔赫纳半西班牙里的滩涂停下。一辆破车停在了死鱼遍地、臭气熏天的地方，还真是相配。记得外公说过：“坐汽车出门，死都不知道在哪儿死的。”暴晒六小时，再被鱼腥熏，我们仨没等放下扶梯，就拉着装母鸡的草筐、绑香蕉的绳和“座位”边各式各样待出售或待屠宰的货物跳下了车。司机跳出驾驶室，带着讥讽的语气广而告之：
“英雄之地到了！”
这是纪念这座城市辉煌历史的别称，卡塔赫纳到了。可从四月九日起就一直穿着那件黑呢外套的我透不过气来，两眼一抹黑。其他两件外套当掉了，和打字机一个下场。跟爸妈说的是一个体面的版本：打字机和其他身外之物，连同衣服，全部葬身火海。傲慢的司机路上就笑话我，说我打扮得像强盗。这会儿，他见我原地打转，找不着北，乐坏了：
“卡塔赫纳就在你屁股后头！”他冲我嚷嚷，所有人都听得见，“小心，那儿的傻瓜可多了！”
其实，四百年来，卡塔赫纳一直矗立在我身后，但是，隔着半西班牙里滩涂，围着传奇般的城墙，我很难想象出它的面貌。城墙建于辉煌年代，将异教徒和海盗拒之门外，如今早已淹没在疯长的树枝和长串的黄色风铃草之下。我和乱哄哄的乘客一起拖着箱子，穿行在灌木丛中。地上到处都是活蟹，踩上去噼里啪啦响，像是在放鞭炮。这时，我很可能会想起第一回出行途中被同学扔进马格莱纳河的铺盖卷，或是在国立男子中学念书头几年被我气急败坏地哭着拖过半个国家的那口棺材大小的箱子，中学毕业后我把它踹下了安第斯山悬崖。我总觉得，在那么沉的行李中——真不该那么沉——装着另一个人命运的什么东西。过了这么多年，我的想法依然没变。
暮霭中，教堂和修道院的穹顶依稀可见。一大群蝙蝠呼啸而来，贴着头顶飞过，亏得它们闪躲及时，才没有把我们撞倒。它们的翅膀呼呼作响，似滚滚惊雷，给所到之处蒙上一片死亡的阴影。我吓傻了，扔了箱子，抱头蹲下。一位老奶奶从我身边走过，冲我叫道：
“念《圣母马利亚颂》！”
就是那段神秘的驱魔祷文，教会并不认同，大牌无神论者却很推崇，特别是诅咒不管用时。老太太发现我不会念，拉起另一根皮带，帮我拖着箱子往前走。
“跟我念！”她对我说，“要虔诚！”
于是，她开始念《圣母马利亚颂》，一句一句念；我从来没这么虔诚过，一句一句大声跟着念。还没念完，那群蝙蝠就飞走了，耳边只剩惊涛拍岸的巨大声响，尽管时至今日，我依然难以相信。
我们来到宏伟的钟楼门前。一百年来，这里有座吊桥，连接老城和客西马尼的边远地区以及滩涂地区人口密集的贫民窟。但是，晚上九点到次日清晨，吊桥拉起，城里人不仅与世隔绝，还与史隔绝。据说西班牙殖民者建这座桥，是怕郊区贫民半夜进城，趁他们睡着，砍下他们的头。然而，卡塔赫纳依然是神赐之地。我在城里兜了一圈，在傍晚六点的紫霞中领略到它的壮丽，心中不禁升腾起重获新生之感。
情理之中。在那个礼拜的开端，我离开了血光泥沼中的波哥大——瓦砾堆中余烬未消，无名尸骨堆积如山。接着，我到了景象截然不同的卡塔赫纳，这里没有一丝生灵涂炭的战争痕迹。我很难相信，仅仅时隔一周，我会孤身一人、毫无痛苦地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萌生强烈的归属感。
出生以来，卡塔赫纳被人反复提起，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停靠马车和驴车的小广场，以及连拱柱廊下面贸易渐渐云集、人声鼎沸的市场。尽管官方不予承认，那里确是建城以来保留至今的最后一处闹市。殖民时期叫“商贩门廊”，以此处为基点，无形的手操纵奴隶贸易，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精神高涨起来。后来叫“代笔人门廊”，穿呢坎肩、戴护袖、寡言少语的抄写员替大字不识一个的穷人代写情书和各类文书。不少人私下卖廉价书，尤其是宗教裁判所的禁书，它们被认为是土生白人阴谋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神谕。二十世纪初，爸爸也曾端坐门廊，代写情书，借此抒发诗意。和别人不同，他根本不赚钱，有些精明的顾客——或许真的无助——不仅求他无偿代写书信，还管他讨五个里亚尔的邮资。
几年前，这里开始叫“甜品门廊”。有破破烂烂的帆布篷，有来吃市场上的残羹剩饭的乞丐，还有印第安人算命时的喊叫，你非得出高价，才能不让他吆喝出你大限的日期和时辰。加勒比海的船会专程在港口停靠，购买女人们自制的甜品，名字是她们在起劲的叫卖中信口胡编的：“梦幻奶油卷、励志巧克力糖、疯狂椰子糖、马努埃拉小甜饼！”门廊依旧是市民背着政府谈论国事的地方。世间独此一处，油炸食品女摊贩会先于共和国总统知晓下一届州长的人选。
这里的热闹喧嚷把我迷住了，我拖着箱子，碰碰撞撞地在傍晚六点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擦鞋匠的摊位那儿站着一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老人，眼神如鹰般冰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见我也在看他，猛地把我拦住，说要帮我提箱子。我谢谢他，他用母语开了个价：
“三十生太伏。”
绝对不行。我只有四比索，爸妈的救济下个礼拜才到。提个箱子就要三十生太伏，等于割了我一大块肉。
“箱子加上里头的东西也就值这么多。”我说。
更何况，旅馆应该没多远，波哥大那帮朋友也该到了。老人把搬运费降到三生太伏，扛起箱子就走。那把老骨头，力气大得吓人，赤着脚如田径运动员一般一路狂奔。地面崎岖不平，全是殖民时期的房子，几百年没人管，墙壁斑驳。老家伙时日无多，却健步如飞，二十一岁的我都快要把心喘出来了，才勉强没跟丢他。他跑过五个街区，迈进旅馆大门，两级一跨，爬上楼梯，气也不喘，把箱子往地上一搁，摊开巴掌：
“三十生太伏。”
钱明明付过了。我在门廊那儿已经付了他三生太伏，他非说没算爬台阶的钱。老板娘出门迎客，给老家伙帮腔，说爬台阶的钱是要另付。她的话让我终生受用：
“瞧，在卡塔赫纳，什么都不一样。”
还有另一个坏消息在等着我：波哥大寄宿公寓的同伴一个也没到，可房间预订的是四人同住，包括我在内。我和他们说好了当天下午六点前旅馆见。把公共汽车换成危险重重的邮政车让我晚到了三小时，可到头来我反而比他们先到。口袋里本就只剩四比索，又付了三十三生太伏的搬运费，什么也做不了了。老板娘性格开朗，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让步，我在那儿住了两个月，对这点深有体会。不预付一个月房租——四人住六人间，包三餐，共计十八比索——她就是不让我住。
爸妈的救济一周后到，朋友们不来救我，箱子就进不了门。可怜的我在车顶上暴晒了一天，大堂里的一把饰有大花图案的主教安乐椅好比上天的恩赐，我一屁股坐下来等。那些天，什么也不能保证，说好哪天几点在旅馆碰头，没法儿算数。我们都不敢说，甚至不敢告诉自己，半个国家都卷入了血淋淋的战争中。暗战几年前就在各省发端，明刀明枪、你死我活的战争一周前在各个城市打响。
八小时后，被困在卡塔赫纳那家旅馆里的我不知何塞·帕伦西亚和其他朋友情况如何。又等了一小时，还是没消息。于是，我去荒凉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四月，天黑得早，路灯已经亮了，灯光如豆，好似在树枝间眨眼的星星。我踩着铺石路面，在殖民区的大街小巷仅仅漫步了一刻钟后，便长舒了一口气：这座奇怪的城市和教科书上描绘的完全不同。
街上连个鬼魂都没有。清晨从郊外赶来干活儿的、卖东西的下午五点又成群结队地赶回了贫民窟；围城里的居民关上大门，吃过晚饭，打多米诺骨牌打到深更半夜。那时还没有用私家车的习惯，屈指可数的几辆租车全都停在城外。官做得再大，也会搭乘本地制造的公交车到达“汽车广场”，经过公交站台上的小摊，步行至办公室。那些年光景不好，连最摆谱的省长也要跟当年上学时一样，坐公共汽车从选区来到“汽车广场”。
不用车也是不得已，条件不允许。老城的街道弯曲狭窄，开不了车；到了晚上，只能听见马蹄声。瘦马，没打掌。三伏天，家家户户阳台大敞，好让公园的凉风吹进来，你也会突然听到别人家的悄悄话，在风里发出鬼魅般的回响。老人一边打盹儿，一边听铺石路面上偷偷摸摸的脚步声，不用睁眼，也能分辨，还会没好气地说：“何塞·安东尼奥又去找查贝拉了。”只有全城万户的骨牌声，逼得睡不着觉的人发狂。
对我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夜晚。教科书上的内容纯属官方杜撰，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我几乎对不上号。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古老的侯爵府就在眼前，有些破败，门厅里睡着乞丐；大教堂的钟被海盗弗兰西斯·德雷克抢去铸造大炮，零星几口躲过一劫，又被主教请来的驱魔人扔进火里，说钟声不吉利，会招来魔鬼；树木凋零，名人塑像不像易碎的大理石像，而是栩栩如生。在卡塔赫纳这座城市，万物无须抵御时间的腐蚀，相反，时间为万物停留，岁月变老，万物依旧。第一夜，每走一步，这座城市都在向我展露，它不是历史学家们用纸糊成的模型，它有血有肉；支撑它的不再是战功赫赫的历史，而是断壁残垣的尊严。
钟楼上的钟敲了十下，我兴冲冲地回到旅馆。睡意沉沉的门房告诉我同伴一个都没来，箱子在旅馆的储藏室里。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整整一天，我只在巴兰基亚胡乱吃了顿早餐，之后水米未进。我饿得腿软，要是老板娘既收容箱子，又收容我就好了，让我在旅馆里睡一晚，就一晚，哪怕是在大堂那把安乐椅上。门房笑我想得美。
“别犯傻了！”他一副加勒比口音，“老板娘手里有的是钱，她七点睡，第二天十一点才起！”
他说得有理，我只好去街对面的玻利瓦尔公园找了条长凳坐下，在这儿等人，不碍事。公园里的街灯只有周日和弥撒日才亮，连凋零的树木都看不清。大理石长凳上有文字的痕迹，厚脸皮的诗人常常写了擦，擦了又写。西班牙总督时期建造的宗教裁判所，面墙是用整石雕的，气势恢宏的大门后，有只病怏怏的鸟儿悲鸣不已，不像是这个世界的声音。烟瘾和书瘾同时袭来，气势汹汹，挥之不去，正因如此，年轻时我总是将这两种瘾混淆。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说《旋律的配合》——在飞机上害怕，没敢读——锁在箱子里了，于是，我带着一种轻松而又害怕的奇特感觉点上最后一根烟，吸了一半，掐了，留着吧，好挨过这漫漫长夜。
正打算在长凳上睡下，突然觉得树荫深处藏着什么。是西蒙·玻利瓦尔的骑像。就是他，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蒂西马·特立尼达·玻利瓦尔–帕拉西奥斯，外公命我崇拜的英雄。他一身戎装，鸽子们在他酷似罗马皇帝的脑袋上拉了一堆屎。
尽管玻利瓦尔身上有很多无法补救的自相矛盾之处，又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对他念念不忘。毕竟，他和外公不能相提并论。外公升到上校，在战场上不止一次舍生忘死，率领自由派与玻利瓦尔创建并支持的保守党作战。我正想得云里雾里，背后突然传来一声断喝，让我瞬间跌回地面：
“举起手来！”
我放松地举起手，以为朋友们终于到了，却发现端着新枪指着我的是两个土里土气、破衣烂衫的警察。他们很纳闷，已经宵禁两小时了，我怎么还在街上。我压根不知道从上个周日起开始宵禁，还是听他们说的，我也没听见号角声、钟声或是其他信号，能让我明白为何街上空无一人。我出示证件，解释为什么在那儿。他们不是讲理，只是懒得看证件，直接还给了我，然后问我身上有多少钱，我说不到四比索。其中一个果断跟我讨烟抽，我把之前掐掉、打算睡前再抽的半根烟拿给他看。他一把抢去，抽得干干净净，差点儿把指甲烧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拖我上街，目的不在执法，而是为了看哪家商店开着，每人买一生太伏的散烟。皓月当空，夜晚凉爽清澈，寂静如空气般可以呼吸。突然，我明白了爸爸反复念叨、我们一直不信的那句话所表达的东西，他说，深夜在寂静的墓地里拉小提琴，感觉爱的华尔兹舞曲可以传遍整个加勒比。
找了一大圈，没买着烟，我们出了城墙，来到市场背后的沿海贸易港。这儿停泊着从库拉索、阿鲁巴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其他岛屿驶来的帆船，全城最有趣、最有用的人在这儿过夜生活。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可以在宵禁时间自由活动，在价钱公道、气氛友好的露天摊位吃喝到天亮。上夜班的人会去那儿，在别处都打了烊的时候想吃东西的人也会去那儿。它没有正式的名字，大家都叫它“洞穴”——相当名不副实。
警察们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显然，已经就座的食客们早已相熟，聚在一起十分开心，根本听不到任何姓氏，因为他们全都不以真名实姓相称，只叫上学时的绰号；他们同时大叫大嚷，谁也不看谁，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工作服，只有一位白发苍苍、风度翩翩的老者穿着旧时的燕尾服，身边跟着一个风韵犹存、满身首饰（全是真的）、穿着半旧亮片装的成熟女人。她的在场足以说明她在生活中的地位，毕竟被丈夫允许在这样的下等场合抛头露面的女人屈指可数。要不是见他们无拘无束、带土生白人口音、对谁都亲切，我会误以为他们是游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而是卡塔赫纳当地一对迷了路的老夫妻。夫妇俩总是找各种借口盛装出门吃饭。那晚，因为宵禁，领班们早早睡觉了，各大餐馆都关门了。
就是这对夫妇请我们吃的消夜。其他食客在长桌旁给我们腾出位子，我们仨惴惴不安、挤挤挨挨地坐下。他们也像对待仆人一样亲切地对待那两个警察：一个严肃，自信，在餐桌上表现出几分良好的教养；另一个心不在焉，只管吃饭、抽烟。而我不是客气，只是不好意思，点的比他们少，当我意识到那点儿东西不够我吃到半饱时，他们已经全吃完了。
“洞穴”的老板兼唯一的侍者名叫何塞·多洛雷斯，一个即将成年的黑人，貌美如花，让人心悸，裹着穆斯林一尘不染的白衣，耳边永远别着一朵鲜艳的康乃馨。最引人瞩目的是他超群的智慧，他无所顾忌地运用它为自己、为其他人谋求快乐。显然，他只差一丁点儿就能成为女人。他名声好，只跟丈夫们睡觉。从未有人嘲笑他的境况，他风度好，反应快，有恩必谢，有仇必报。他一个人里里外外全包，熟谙每位食客的喜好，一手炸青香蕉片，一手结账。唯一能帮他一点儿忙的是一个叫他“妈妈”的六岁男孩。告别时我为发现了这样一处地方而兴奋不已。不过，我没想到，这个供不正经的人消夜的地方会让我终生难忘。
吃完消夜，我陪两位警察完成耽搁已久的巡逻任务。一轮金色的圆盘挂在天上，轻风徐徐，从远处吹来恣意狂欢的阵阵乐声和叫喊声。警察明白，贫民窟里，没有人会因为宵禁早早上床，只会夜夜笙歌，不上街而已，今天在你家，明天在我家，天明方休。
半夜两点，我们去旅馆敲门，相信朋友们已经到了。这次，门房无故被吵醒，很不开心，直接撵我们滚蛋。警察这才发现，我没地方睡觉，决定把我带回警局。这玩笑开得太大，让我大为光火，说了句不中听的话。其中一个见我幼稚地乱发脾气，用枪顶着我肚子，让我乖乖听命。
“别傻了！”他乐坏了，“记住，你违反宵禁，已经被捕。”
于是，我在卡塔赫纳幸福的第一夜，住的是六人牢房，睡在一张散发着汗馊味的席子上。
适应这座城市比熬过第一天容易得多。我花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跟爸妈谈妥，他们举双手赞成我留在一座太平的城市生活。旅馆是一栋漂亮的殖民时期建筑，老板娘后悔让我蹲了一晚上监狱，安排我和其他二十多名学生住在她不久前在屋顶建的一间棚屋里。没什么好抱怨的，那是国立男子中学寝室的加勒比版，膳宿全包，比波哥大的膳宿公寓便宜。
参加时长一小时的入学考试就完成了法律系的入学注册，两名考官是伊格纳西奥·贝莱斯·马丁内斯秘书和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政治经济学老师。二年级学生依惯例，全体出席。听完开场白，我就发现两位老师思路清晰，用词精准。怪不得内地人都说，卡塔赫纳人出了名的好口才。抽签抽到的第一题是美国南北战争，我基本一窍不通。美国作家的新作陆续被介绍到哥伦比亚，遗憾的是，我还没来得及看。幸好贝莱斯·马丁内斯博士偶然提到《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我中学就已熟读，赶紧接过话茬。两位老师突然怀起旧来，六十分钟的考试时间，被我们用来声情并茂地分析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罪恶。说完，考完。就这样，本以为是俄罗斯轮盘赌的一场考试变成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分数自然不错，还赢得了一些掌声。
就这样，我进了卡塔赫纳大学，读法律系二年级，条件是补考在波哥大一年级没过的一两门课，只是后来一直没补。有些同学对我转移话题的能力颇感兴趣，在一所标榜学术严谨的大学，他们想争取一点儿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我从中学起就孤军奋战，做这样的白日梦，并非无故不守常规，而只是想不学习就通过考试。那些在课上宣扬观点独立的人最后也只能认命，将厚厚的殖民时期古籍烂熟于胸，奔赴刑场般的考场。幸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是周五舞会上的高手，尽管政府宣布戒严，方式越来越无耻，举办舞会的风险越来越大。左派和治安部门达成协议：宵禁时间，舞会继续。宵禁取消，大家热情更高。在阴郁恐怖的那几年里，特别是在托利塞斯、客西马尼和拉波帕山脚这些爱闹腾的地区，从窗口探个头，就能选出心仪的舞会，花五十生太伏，就能伴着加勒比地区最热情奔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跳到天明。受邀舞伴都是平时上学能在校门口看见的女生，只不过穿的是周日弥撒礼服，在开明的姨母或母亲的监视下，快乐地跳舞。客西马尼区在殖民时期是奴隶的聚居地，一天晚上，我正在那儿玩得尽兴，突然，有人重重地拍打我的背，加上一声熟悉的断喝：
“强盗来啦！”
是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利亚，他是玛拉–克里安撒街上的老住户，他家从祖辈起就住在那儿，曾祖来自非洲。那个混乱的四月九日，我们在波哥大见过，在卡塔赫纳重逢，彼此首先惊讶的是对方还活着。曼努埃尔除了免费为人看病，还是小说家、政治活动家、加勒比音乐推广人，他最大的抱负是帮所有人排忧解难。我们聊了聊那个可怕的周五各自的经历，以及未来的打算，他建议我去新闻界碰碰运气。一个月前，自由派领导人多明戈·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创办了《宇宙报》，主编是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这人我听说过，身份不是记者，是世界音乐专家和沉寂的共产党员。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坚持与我一起登门拜访，说主编正在寻觅新人，为的是办出一份具有创造力的报纸，与全国各地，尤其是卡塔赫纳随处可见的那种循规蹈矩、低眉顺眼的报纸相抗。在报界，卡塔赫纳属于落后城市。
我很清楚，新闻业不是我想从事的行业。我想成为与众不同的作家，却正试图通过模仿与我风格迥异的其他作家来实现这一理想。那段日子，我暂时搁笔，专心思考。在波哥大发表了三个短篇，被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和其他几位批评家，以及益友和损友大加褒奖后，我感觉自己进了死胡同。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反驳我，说新闻与文学从短期来看，殊途同归，我和《宇宙报》建立联系，实乃一举三得：体面地解决生计问题；投身重量级专业媒体；和业界最佳导师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共事。他说得简单，我听了胆怯。我还是不想去，免得碰壁。可萨帕塔·奥利维利亚永不言弃，嘱咐我第二天下午五点去圣胡安–德迪奥斯街381号《宇宙报》报社。
那晚，我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吃早饭时，我问老板娘圣胡安–德迪奥斯街在哪儿，她指指窗外：
“在那儿，”她说，“过两个街区。”
《宇宙报》报社正对着圣佩德罗·克拉韦尔教堂金碧辉煌的巨大石墙。圣佩德罗·克拉韦尔是美洲大陆第一个圣徒，遗体经防腐处理，一百多年来安放在主祭坛下。报社在一座殖民时期建造、共和国时期修缮的老楼里，透过两扇大门和若干扇窗户，整个报社一览无余。然而，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坐在距窗户大约三米、未经打磨的木栏杆后的一位中年男子，他独坐在故纸成堆的办公桌前，正用铅笔写着什么。他打着领带，穿着带坎肩的粗斜纹布西装，深褐色皮肤，长着印第安人似的又黑又硬的头发。我急切而又激动地走过去又走回来，又来回走了两趟，走到第四回，仍和第一回一样肯定，那人就是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但更让人望而生畏。我害怕极了，决定下午不去赴约。隔着窗户，就能看出这人对生活和各行各业知之甚多。我回到旅馆，爬上床，仰面一躺，捧起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烟不离手，打算像平日那样无怨无悔地再过一天。五点钟，宿舍门被敲得砰砰响，像挨了一梭子弹。
“他妈的！”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在门口冲我嚷嚷，“萨巴拉在等你，这个国家还没有人放过他鸽子。”
迈出第一步比噩梦中想象的还要艰难。萨巴拉接待了我，只是他不知该做些什么，天气热得闹心，他一个劲儿地抽烟。他带我们参观了整个报社：一边是社长办公室和经理办公室，另一边是编辑部和印刷室。时候还早，印刷室里的三张办公桌都还空着，最里头摆着劫后余生的一台轮转印刷机和两台铸排机。
最让我惊讶的是萨巴拉读过我那三个短篇，并认为萨拉梅亚所言不虚。
“我不觉得，”我说，“那三个短篇我并不喜欢，是我冲动之下无意识的创作。它们被印刷出来后，我读了，都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写了。”
萨巴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萨帕塔·奥利维利亚说：
“好现象。”
曼努埃尔借此机会接过话茬，说我正在念大学，课余时间可以来报社帮忙。萨巴拉说，曼努埃尔约他和我见面时，他也正有此意。他把我引见给社长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博士，说我就是他前一天晚上提到的那个有可能给报社撰稿的人。
“太棒了！”社长如老牌绅士，永远面带微笑。
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过，萨巴拉老师请我第二天再去，要把我引见给诗人、一流画家兼专栏作家明星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我不明白当时为何那般羞怯，没说他是我在圣若瑟中学的美术老师。走出报社，曼努埃尔在海关广场——位于圣佩德罗·克拉韦尔教堂恢宏的大门前——一蹦三丈高，过早地欢呼道：
“瞧，老虎，事办成了！”
对前途疑虑重重的我不想扫他的兴，和他热情相拥。他问我对萨巴拉印象如何，我坦言他是位心灵捕手。也许，正因如此，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才会从他的谨慎和理智中汲取营养。我又少年老成地胡乱评价说，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无法成为重量级的国家公知。
晚上，曼努埃尔笑着给我打电话，说他跟萨巴拉聊了聊，后者对我很感兴趣，一再强调，我将是社论版的一员大将，社长也这么认为。不过，他打电话过来是想告诉我，过分腼腆是人生一大障碍，这也是萨巴拉老师唯一的担心。
我在最后一刻终于决定再去报社，是因为第二天一早，室友打开浴室门给我看《宇宙报》社论版，上面刊登了一则可怕的启事，说我已经抵达卡塔赫纳；头一回进报社，不到二十四小时，便被提前赋予作家和新晋记者的名号。曼努埃尔第一时间向我电话道贺，我怒火中烧，怪他先斩后奏，写东西毫不负责任。当我得知此稿出自萨巴拉老师之手时，想法有变，也许是彻底改变了。我穿好衣服，去编辑部当面道谢。他没说什么，把我引见给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昔日的美术老师穿着卡其布裤子，亚马孙大花衬衫，扯着大嗓门，说话像机关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然，他没认出我是巴兰基亚圣若瑟中学的学生。
萨巴拉老师——大家都这么叫——提到两三个我们都认识的人和几个我应该认识的人，之后扔下我们，回去拿起他的红色铅笔和紧急稿件，继续浴血奋战，就好像从来没和我们有过任何联系一样。埃克托尔在铸排机发出的绵绵细雨声中跟我继续聊，仿佛他也从未和萨巴拉有过任何联系。他谈兴甚浓，妙语连珠，令人倾倒；他天马行空，虚构出一些神乎其神、连他自己都信了的事情。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聊活着和死去的朋友，聊不该写出来的书，聊忘记我们和我们无法忘记的女人，聊他的出生地托卢天堂般恬静怡人的加勒比海岸、阿拉卡塔卡言出必中的巫师和只能在《圣经》里找到的悲惨遭遇，总之，聊所有已经发生的和应该发生的事。我们不喝水，不喘气，只抽烟，人生苦短，只怕来不及畅所欲言。
晚上十点，报社关门。萨巴拉老师穿上外套，打上领带，迈着芭蕾步——他还能抓住一点儿青春的尾巴——邀我们去吃饭。当然是去“洞穴”。他们很惊讶，何塞·多洛雷斯和好几个晚来的食客都视我为常客。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我第一晚遇到的警察中的一个也在那儿，他拿我打趣，笑我倒霉，蹲了一晚警局，还抢走了我一包刚开封的香烟。埃克托尔与何塞·多洛雷斯开启了一场双关语比赛，笑翻了食客，萨巴拉老师则笑而不语。我也斗胆接了一句，虽然没那么有趣，好歹也让我成为何塞·多洛雷斯为数甚少的贵客之一，可以一个月赊四次账。
吃完饭，埃克托尔和我接着在港湾边的烈士路上边走边聊。公共市场的垃圾堆在那儿，味道很不好闻。那晚月色清亮，我们宛如身处世界中心，从库拉索驶来的第一批小船正悄然停泊。那晚，埃克托尔开始向我讲述卡塔赫纳不为人知的血泪史，或许要比御用文人投其所好的杜撰更真实。道路两旁矗立着十位烈士的大理石半身像，作为对他们的英雄事迹的缅怀，埃克托尔向我讲述他们的生平。民间说法——似乎是他的说法——是雕像完工时，雕刻家们把对应的姓名和日期刻在了基座而非雕像上。百年纪念那会儿，雕像被搬走，做清理养护，姓名和日期全乱了，无人分得清，只好随便摆。这个故事被当作笑话，流传多年。相反地，我觉得，那是一种彰显历史公正的行为，纪念没有名字的英雄们，纪念的不是他们活过的人生，而是他们共同的命运。
住在卡塔赫纳的那几年，彻夜长谈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聊了两三晚，我发现埃克托尔具有瞬间散发个人魅力的能力，而他对友谊的认知错综复杂，只有深爱他的人才能完全理解。他极度情绪化，既会大发雷霆——有时简直雷霆万钧——转眼又会温顺无比。然后你就明白了他是怎样一个人，也明白了萨巴拉老师为何想方设法让我们和他一样深爱他。第一晚，就像之后的许多个夜晚，我们在烈士路上聊到天明。身为记者，无须理会宵禁。当埃克托尔看见海平线上发出新一天的光亮，他的声音依然洪亮，记忆依然清晰：
“但愿今晚能有《卡萨布兰卡》式的结局。”
他没再说别的。他的话让我想起亨弗莱·鲍嘉与克劳德·雷恩斯在晨曦中并肩前行的辉煌画面。地平线上光芒四射，传奇般的台词勾勒出既悲情又幸福的结局：“这是一场伟大友谊的开始。”
三小时后，萨巴拉老师的电话把我吵醒。他不太高兴：
“大作进展如何？”
愣了几分钟，我才明白，他指的是要登在第二天报纸上的我的文章。我不记得和他有过任何约定，也不记得他让我写稿时，我答没答应。不过，有了前一天晚上高屋建瓴的谈话，那天上午，我自认为无所不能。萨巴拉也有同感，提了几个热点话题，我也提了一个，就是眼下正在发生的宵禁。
没有具体要求，我想写在卡塔赫纳第一晚的经历。编辑部里的古董打字机我压根不会用，只能用纸笔写，花了近四小时才完成，由萨巴拉老师面批。他面无表情，看不出在想什么。终于，他委婉地说：
“还行，就是不能发。”
我并没有惊讶。相反地，我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而且有那么几分钟，我还从做记者不快的负担中解脱了。但真正的原因——当时我并不知情——没有商量余地：从四月九日起，政府向全国每家报社各派驻一名新闻审查官，下午六点进驻编辑部，严防死守，有碍公共秩序的文字一律不许见报。
对我而言，萨巴拉老师的理由比官方理由分量更重。我写的不是新闻评论，只是个人经历的主观描述，没有任何社论的味道。此外，我没有把宵禁视为政府的合法权力，而是视为几个粗野警察找点儿小钱买烟抽的借口。还好，他在判我死刑之前，把稿子退还给我，让我从头到尾重写，不为他，为审查官。他还好心好意地宽慰了我两句。
“当然，有文学价值！”他对我说，“这点改天再谈。”
这就是他。从第一天进报社起，我就注意到，他跟我和萨帕塔·奥利维利亚谈话时的方式很不寻常：跟这个人说话，却看着那个人的脸，指甲差点儿被烟烧着。开始，我很不自在，很没自信。腼腆的我想了个不太笨的主意：饶有兴趣地听他说话时，也不看他，而看曼努埃尔，听一个，看一个，综合得出结论。后来，我们一起跟罗哈斯·埃拉索说过话，跟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说过话，跟许多别的人说过话，我这才发现，这是萨巴拉和两个以上的人说话时特有的方法。有了这样的理解，我就可以通过毫无防备的同谋和单纯的中间人与他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有了多年的彼此信任后，我壮着胆子跟他提过，他一点儿也不吃惊，向我解释，说他之所以侧着脸，是因为不想把烟喷到别人脸上。我从没见过如此温和、安静、有教养的人，他始终懂得如何做他想做的人：一个站在阴影里的智者。
其实，除了家书——妈妈改完拼写后寄回，我当作家后依然如此——我只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写过演讲稿和几首不成熟的诗，写过爱国宣言和抗议伙食差的请愿书，以及少量其他文章。最终刊登在社论版上的文章和初稿差之千里。萨巴拉老师和审查官改内容，校对改语法，最后只剩下几段无观点、无风格的抒情散文。最后，我们说好设每日专栏，也许希望文责自负，署我全名，专栏名为“句号，另起一段”。
每天绞尽脑汁写文章，萨巴拉和罗哈斯·埃拉索对此习以为常。我好不容易憋出的第一篇下场惨烈，他们都来安慰我。于是，我壮着胆，憋出第二篇、第三篇，写得却并不比第一篇好。我在编辑部待了近两年，每天少则一篇，多则两篇，署名也好，不署名也罢，都能通过审查，还差点儿娶了审查官的侄女。
扪心自问：如果没有萨巴拉老师的铅笔和挑战创造力的审查制度，我当年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有受迫害妄想症的审查官活得更是一惊一乍，引用名家名言，他都疑神疑鬼，觉得是坑，往往也的确是坑。他捕风捉影，跟塞万提斯比想象力。有一晚，他遇灾星，每隔十五分钟跑趟厕所，最后居然说是被我们吓的，说他快疯了。
“他妈的！”他嚷嚷道，“再这么跑下去，屁股都跑掉了！”
政府采取政治暴力，全国血流成河，警察被军事化就是另一明证。大西洋沿岸的局势稍好些。可五月初，在距卡塔赫纳二十多西班牙里的卡门–德玻利瓦尔的街头，警察无故开枪扫射圣周游行队伍。我对卡门–德玻利瓦尔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嫲嫲在那儿长大，外公尼古拉斯在那儿发明了他远近闻名的小金鱼。萨巴拉老师出生在邻城圣哈辛托，他一反常态，痛下决心，让我无视审查制度，照实写，把前因后果都写上。这是我在社论版刊登的第一篇不署名的社论，责成政府彻查，严惩凶手。结尾是个问句：“卡门–德玻利瓦尔发生了什么事？”面对政府的不屑一顾，我们向审查制度公然开战，同一版面，每日一问，言辞越来越激烈，打算逼已然恼羞成怒的政府暴跳如雷。三天后，社长问萨巴拉，是否征求过编辑部全体同仁的意见，而他本人的意见是：同意继续深究。于是，我们继续追问。与此同时，通过内线打探来的唯一消息是：政府下令，随我们闹去，一帮疯子，疯够了完事儿。没那么容易！每日一问已经在街头流传，成了问候语：“你好，兄弟，卡门–德玻利瓦尔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有天晚上，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封锁了圣胡安–德迪奥斯街，武装警察海梅·波拉尼亚·普约上校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宇宙报》报社的大门。他身着隆重场合才穿的蛋白色军装，漆皮鞋，军刀用一根丝绸绳系着，扣子和徽章金光闪闪，不枉他英俊潇洒的名声。不过，我们都知道，他是战场上的孤胆英雄，多年以后，他在朝鲜战场上指挥哥伦比亚军队，将这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上校和社长关起门来，聊了整整两个小时，所有人紧张得一动不动。两人均无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而是喝了二十二杯黑咖啡。上校出门时很轻松，跟我们一一告别。他跟我多磨蹭了一会儿，目光锐利地盯着我说：
“您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的心咯噔一下：他恐怕对我了如指掌，不可限量或许就是死路一条。社长把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萨巴拉，说每篇文章由谁执笔，上校心知肚明。社长亮出颇具个性的姿态，对上校说，文章都是遵照他的命令写的，报社如军营，必须服从命令。不管怎样，上校建议社长别把事闹那么大，免得哪个地痞流氓打着政府的旗号来伸张什么正义。社长听懂了，我们也听懂了，包括未尽之言，弦外之音。社长最诧异的是，上校对报社内部的运作门儿清，仿佛他就住在这里。都说审查官是内鬼，可他赌咒发誓，死不承认。上校登门答疑解惑，只差没有答复每日一问。社长向来睿智英明，他让我们相信一切被告知的话，因为真相可能更糟。
自从公然对抗审查制度，我就没顾过学业，也没写过短篇。好在老师上课基本不点名，正好逃课。自由派老师见我跟审查制度玩猫腻，比我还急，想方设法帮我通过考试。如今，我想把那段时光记录下来，记忆中却无迹可寻，也好，走到今天，我更信任遗忘。
自从告诉爸妈我在报社赚钱，足以维持生计，他们就睡起了安稳觉。其实不然。在报社当学徒，一个月挣的还不够一星期花。不到三个月，我就搬出了旅馆，欠了老板娘一屁股债。后来，她孙女过十五岁生日，我在社会版写了篇文章，以文抵债。可惜这种交易，她只肯做一回。
尽管还在宵禁，全城最热闹、最凉快的住处依然是烈士路。深夜聚谈会结束后，我就坐着小憩一会儿。有时，我会睡在报社仓库的纸卷上，或自带吊床，在法律系同学那儿蹭一晚，只要他们能受得了我说梦话、做噩梦。就这样，我胡乱吃，胡乱睡，过一天，算一天，直到佛朗哥·穆聂拉人道主义协会让我象征性地交点儿钱，给我提供一日两餐。协会主席玻利瓦尔·佛朗哥·帕雷哈是位小学历史老师，全家热情开朗，崇拜作家和艺术家，总逼我多吃点儿，免得脑细胞枯竭。多少次，我付不起饭钱，他们说没事，吃完饭，表演个诗朗诵吧！这种买卖只赚不赔，我朗诵的往往是堂豪尔赫·曼里克写的悼念亡父的诗作中的八音节混四音节诗和加西亚·洛尔卡的《吉卜赛谣曲》。
特斯卡海滩的露天妓院远离城墙外可怕的寂静，比海滩边的旅馆更好客。我们五六个大学生从第一晚起，就在天鹅妓院舞池炫目的灯光下备战期末考。加勒比海岸的铜管乐震耳欲聋；姑娘们不穿内裤，翩翩起舞，裙子又宽又大，海风一吹，春光乍泄，撩人心神；清晨的海风和汽笛声有安神醒脑之妙用。有时，某个有恋父情结的小妞的爱尚未尽情释放，会来邀我们同枕共眠。其中一个喜欢听我说梦话，她的名字和身材我记得十分真切。多亏她，我没有作弊，老老实实地通过了罗马法考试，还在警察禁止在公园里睡觉的时候躲过了几次围捕。我们像小两口那样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不仅在床上，早晨我还帮她做点儿家务，好让她多睡几个小时。
当时，我逐渐适应了报社的工作，自觉身在文学界，而非新闻界。海拔两千多米、离卡塔赫纳两百西班牙里的波哥大，是昔日的一场噩梦，回忆中只有四月九日灰烬散发出的臭味。我依然酷爱文学和艺术，对深夜聚谈乐此不疲。可是，当作家的心慢慢淡了。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三个短篇后，我就再也没写过短篇，沉寂了六个月。七月初，爱德华多·萨拉梅亚通过萨巴拉老师跟我约稿。他开口，我无法拒绝，从过去的草稿中淘出些灵感，创作了《死神的另一根肋骨》，风格较之前没有多大变化。我记得很清楚，没打腹稿，现写现编，依然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观察家报》的周末文学增刊上。再写短篇，已是来年，我的生活有了重大改变，就差放弃很少的几门法律课了，我偶尔还去听听，为实现爸妈的愿望尽最后一份力。
置身于古斯塔沃·伊瓦拉·梅尔拉诺的书房，我毫不怀疑自己将会成为一名前所未有的好学生。他是萨巴拉和罗哈斯·埃拉索兴致勃勃介绍给我的新朋友，刚在波哥大读完高等师范，回来后第一时间加入了《宇宙报》聚谈会和深夜烈士路上的漫谈。埃克托尔滔滔不绝，萨巴拉总有极具创造性的质疑，古斯塔沃体系严谨，正好弥补我随意性强、东拉西扯、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聊天时，气氛总是刚柔并济，张弛有度。
第二天，古斯塔沃·伊瓦拉·梅尔拉诺就邀请我去他父母位于马尔贝亚海滩、面朝大海的家做客。一面十二米长、整齐簇新的书墙，只收藏此生不读枉来一世的书。古希腊、古罗马、西班牙的名家名作，新得就像没人读过一样，空白处的点评虽然潦草，却很精辟，有些还是拉丁文。提到这些点评，古斯塔沃的脸会红到脖子根，自嘲后避而不谈。认识他之前，一位朋友对我说：“那家伙是个神父。”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为何容易给人这种印象；和他相熟之后，更是难以相信他竟然不是神父。
我第一次跟他聊通宵时，发现他读书既多又杂，对我闻所未闻的当代天主教知识分子知之甚多；他对诗歌领域无所不知，特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名篇，读的都是原文；他对我们共同的朋友了解透彻，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趣闻轶事，让我更爱他们。罗哈斯·埃拉索和萨巴拉老师对我反复提起三位巴兰基亚记者：塞佩达、巴尔加斯和富恩马约尔，他强调一定要认识。我注意到，他不但具备卓越的公民和知识分子素养，而且得益于先天条件加后天训练，游泳水平堪比奥运冠军。他最发愁的是我对希腊和拉丁语经典不屑一顾，觉得它们既无趣，又无用，除了中学断断续续、反反复复读过的《奥德赛》。分手前，他在书房里找了本皮面精装书，郑重其事地递给我说：“你可以成为一位好作家。但是，不熟读希腊经典，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位非常好的作家。”那是一本《索福克勒斯全集》。从那一刻起，古斯塔沃成为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人之一。《俄狄浦斯王》第一遍读下来，我就感觉它完美无缺。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夜晚，我同时发现了古斯塔沃·伊瓦拉和索福克勒斯，几小时后，又差点儿惨死在天鹅妓院秘密女友的房间里。一切宛如昨日：女友的一个旧相好——她以为他已经死了一年多了——踹门进来，大呼小叫，骂骂咧咧。我一眼认出他是我在阿拉卡塔卡的小学同学。他过去和我关系不错，如今气呼呼地回来收复失地。我们后来再没见过面，当他发现赤身裸体、在床上吓得瑟瑟发抖的我时，机敏地假装没有认出来。
那年，我还认识了拉米罗和奥斯卡·德拉埃斯普列亚兄弟。两人能说会道，滔滔不绝，尤其是置身于基督教道德禁地的时候。他们和父母住在离卡塔赫纳一小时车程的图尔巴克，几乎天天出现在美洲冷饮店里，参加作家和艺术家聚谈。拉米罗是波哥大法律系毕业生，和《宇宙报》那帮人混得特别熟，自然而然地在报纸上开设专栏。他父亲是位不讲情面的律师，也是位不受约束的自由派人士；他母亲妩媚迷人，心直口快。夫妇俩都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我们在图尔巴克枝繁叶茂的白蜡树下长谈，他们给我提供了有关“千日战争”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外公去世后，对我而言，“千日战争”的文学源泉一度枯竭。他们对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的描述在我听来最为可信，从他令人敬仰的高雅风度到他手腕的尺寸。
对于那些日子里我和拉米罗的样子最好的见证，是画家塞西莉亚·波拉斯创作在布上的一幅油画。塞西莉亚无视社会舆论，扎在男人堆里嘻嘻哈哈，十分惬意。那是一幅肖像画，我们两个坐在咖啡馆桌旁，那个咖啡馆就是我们和她以及其他朋友一天两次会面的地方。拉米罗和我一拍两散、分道扬镳时，为这幅画争得不可开交。塞西莉亚学所罗门王，拿起修枝剪，将画一剪两半，一人一半。多年以后，我的那一半卷成卷留在了加拉加斯一栋公寓的壁橱里，再也没能找回来。
和国内其他地方不同，政府暴力到那年年初才给卡塔赫纳造成巨大危害。我们的朋友卡洛斯·阿莱曼代表著名的蒙波斯区当选为众议员，他是一名律师，初出茅庐，天性开朗，只可惜时运不济。众议院正式会议那天，敌对党之间发生枪战，流弹打中了他的垫肩。阿莱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像哥伦比亚这种没用的立法机构不值得他去送命，还不如提前和朋友们一起把议员津贴花完拉倒。
奥斯卡·德拉埃斯普列亚是个极爱大唱大闹的人，他赞同威廉·福克纳的说法：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和警察关系和睦。众议员阿莱曼说到做到，全天候为我们买单。然而，有一晚，我后悔做了福克纳那样的美梦。妓院老板娘玛丽·雷耶斯的一个旧相好踢翻大门，要把和母亲一起生活的他们的五岁儿子带走。老板娘的新相好是个警察，他穿着内裤冲出卧室，举着佩枪，号称要保护妓院的财产和名誉。旧相好嗒嗒嗒一梭子弹过去，舞厅里轰隆隆像被炮击，警察吓得躲了回去。等我衣冠不整地走出房间时，当天的嫖客们都从房门口看见男孩在过道尽头撒尿，父亲左手为他梳头，右手枪管冒烟的场景。妓院里只能听见玛丽在破口大骂，骂新相好是孬种。
那些天里，有个高个子男人不请自来，在《宇宙报》编辑部充满表演感地脱去衬衫，走来走去，他背上、手臂上全是疤，硬得像石头，我们都看呆了。他很满意，扯大嗓门解释这些疤是怎么来的：
“狮子挠的！”
他叫埃米利奥·拉索莱，刚到卡塔赫纳，为他闻名世界的家族马戏团打前站。马戏团搭乘西班牙大西洋游轮“巴斯克号”，前一周离开哈瓦那，将于下个周六在卡塔赫纳登台演出。拉索莱自诩出生前就已随马戏团游走四方。不用表演，人们就能看出他是大型猛兽驯兽师。猛兽们各有名字，叫起来就像称呼家人，而它们的回应方式既亲热又粗鲁。他毫无防护地走进狮虎笼，亲手喂它们吃的。他心爱的熊给过他一个爱的拥抱，害得他一个春天都在住院。不过，马戏团的台柱不是他，也不是吞火人，而是那个拧断脖子后用胳膊夹着脑袋绕场一周的人。百折不挠是他最令人难忘的品质。我心驰神往地听他聊了很久，写了篇社论，发表在《宇宙报》上，斗胆称他为“我所认识的最有人味儿的人”。当年我二十一岁，认识的人不多，但我相信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成立。我们和报社同仁在“洞穴”吃饭，那些被呵护、通人性的猛兽的故事大受欢迎。一天晚上，我想了很久，鼓足勇气请他带我进马戏团，哪怕是趁老虎不在，帮它刷刷笼子。他一言不发，默默地向我伸出手。我相信这是马戏团专用手势，就当他答应了。我只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萨尔瓦多·梅萨·尼科尔斯，他是一位来自安蒂奥基亚的诗人，疯狂迷恋马戏，以拉索莱家族马戏团本地合伙人的身份刚来到卡塔赫纳。他在我那个年纪也跟马戏团跑过，他提醒我，第一次看见小丑流泪的人都想跟小丑走，但不久就会后悔。可是，他不仅同意我去马戏团，还让驯兽师保守秘密，免得消息走漏，过早成为新闻。翘首以盼马戏团的日子本就让人心潮澎湃，此时几乎让我不能自已。
“巴斯克号”没有如期到达，船只失联。又过了一周，我们通过报社，请无线电爱好者帮忙追踪加勒比海的天气状况。报社、电台纷纷开始做最坏的打算。那几天，梅萨·尼科尔斯和我神经紧绷地陪埃米利奥·拉索莱待在旅馆房间里，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无休止地等待，见他消沉、消瘦，直到所有人心知肚明：“巴斯克号”永远也靠不了岸了，且将音信全无。驯兽师又独自在房间里关了一天，第二天，他来报社找我，说百年基业不能毁于一旦，他要去迈阿密单打独斗，白手起家，聚沙成塔，重建马戏团。他遭此大难，却有如此决心，让我动容。我陪他去巴兰基亚，把他送上飞往佛罗里达的班机。登机前，他感谢我决定加入马戏团，答应有进展就来找我。他令人心碎地跟我相拥告别，我深深明白，那个拥抱里有狮子们对他的爱，此后，我再也没听说过他的消息。
那天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飞往迈阿密的班机十点起飞，我撰写的有关拉索莱的社论也在那天见报。当天下午，我原打算回卡塔赫纳，突然灵光一闪，想去朋友的朋友赫尔曼·巴尔加斯和阿尔瓦罗·塞佩达共事的《民族报》晚报社走一趟。编辑部在老城一栋年久失修的大楼里，长长的大厅空空荡荡，中间隔着一道木栏杆。大厅最里面坐着一个穿着衬衫的金发小伙子，正坐在一台机器前打字，在空落落的编辑部里，键盘声像爆竹声。我怕地板发出疹人的嘎吱声，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在栏杆边等。他终于回头看我，突然发问，嗓音像专业主持人一样悦耳动听：
“请问有何贵干？”
他短发，颧骨坚实，眼睛明亮，目光锐利，对我的打扰有些不快。我尽可能吐字清晰，告诉他：
“我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就这么斩钉截铁地报上大名，说出口才意识到，赫尔曼·巴尔加斯很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尽管在卡塔赫纳，朋友们说自从读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就常跟巴兰基亚的朋友聊起我，《民族报》还登过赫尔曼·巴尔加斯为我的短篇写的一篇热情洋溢的短评。提到新文学，他可不好糊弄。不过，瞧他欢迎我的那股热乎劲儿，我就确信他对我知根知底，其情感真挚，胜于耳闻。几小时后，我在世界书店认识了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和阿尔瓦罗·塞佩达。我们去哥伦比亚咖啡馆吃点心，我既想认识又怕认识的加泰罗尼亚智者堂拉蒙·宾耶斯当天下午没有参加六点钟聚谈会。五杯酒下肚，从哥伦比亚咖啡馆出来，我们已是莫逆之交。
那是个漫长而纯真的夜晚。阿尔瓦罗是个天才司机，酒喝得越多，开车越安全谨慎，大日子负责开车。“巴旦杏”是一家开在花团锦簇的巴旦杏树下的露天酒馆，只接待巴兰基亚青年队球迷。几名顾客发生口角，差点儿动手，我想劝他们消消气，阿方索让我别管，说球迷的地盘不欢迎和平主义者。总之，那晚的巴兰基亚截然不同，不是爸妈早年居住的城市，不是妈妈受穷的城市，也不是圣若瑟中学所在的城市。成年后我第一次来，这里有天堂般的妓院。
红灯区包括四个街区，金属乐震得大地战战兢兢，但也有接近福利机构、洋溢着家庭氛围的角落。家庭妓院的老板偕妻儿招待熟客时，恪守堂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卡雷尼奥的天主教徒道德和礼仪规范。有些愿当保人，允许熟客分期付款，跟新人上床。马蒂娜·阿尔瓦拉多在这行做得最久，偷偷地将入错行的教士放进来，人性化地收取一点点费用。没有欺诈性消费，没有如意算盘，也不会染上脏病。一战最后一批法国夫人，身体赢弱、神情忧伤地从傍晚起就坐在家门口的红灯下，等着仍然相信她们那些撩人的避孕套的孙辈前来。有的妓院房间里装了冷气，密谋者可在此碰头，从妻子身边逃走的市长也可在此暂避。
黑猫妓院的舞池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这家妓院被一位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瓜希拉女郎买下，成为商船水手的天堂。老板娘会唱英文歌，私下里也贩毒。在黑猫妓院大事记中，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夜晚：十二个挪威水手全拥在唯一一个黑人妓女的房前排长队，十六个白人妓女全坐在院子里打瞌睡。赤裸裸的种族歧视，阿尔瓦罗·塞佩达和基克·思科佩尔实在看不下去，用拳头教训了那帮水手。两个人赤手空拳，居然把十二个人打得落花流水。白人姑娘们幸福地醒来，抄起椅子，上前助阵。最后，他们语无伦次地赔礼道歉，封那个赤条条的黑人妓女为“挪威王后”。
红灯区外也有合法妓院或地下妓院，全部都有警察撑腰。其中一家位于贫民区，院子里有大株繁花盛开的巴旦杏树和一爿破破烂烂的小店，店里只有一间卧室和两张帆布床，安排邻家的贫血女孩陪不可救药的醉汉睡觉，好歹能挣一个比索。阿尔瓦罗·塞佩达偶然发现了这里。十月的一天下午，他闯进店里躲雨。老板娘请他喝啤酒，一下子给他两个女孩，让他轮流玩到雨停。阿尔瓦罗继续请朋友们来这儿喝冰啤酒，不是来找乐子，而是来教女孩们读书识字。他帮用功读书的女孩争取奖学金，送她们进公立学校，其中一个女孩在仁爱医院做了好多年护士。他还把房子买下来，送给了老板娘。这家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自然消失前，一直有个诱人的名字：“为糊口上床的女孩之家”。
为了陪我在巴兰基亚度过第一个历史性的夜晚，他们选择了黑人艾乌菲米亚妓院。那里庭院宽敞，水泥地面，可以在郁郁葱葱的罗望子树间尽情跳舞。茅屋多间，每小时五比索。桌椅颜色鲜亮，石鸻鸟悠闲地漫步其中。艾乌菲米亚丰腴动人，快一百岁了，在门口亲自坐镇，挑客迎客。桌上只有一件物品——简直不可思议——一枚教堂里的大装饰钉。姑娘们都是她亲手挑来的，天生丽质，知书达理，自己给自己起名字。喜欢墨西哥电影的阿尔瓦罗·塞佩达叫她们“坏女人伊尔玛”、“邪恶的女人苏珊娜”、“午夜圣女”什么的，很中某些姑娘的心意。
为了抹去伤痛的记忆，加勒比乐队无比陶醉地超高分贝演奏佩雷斯·普拉多的曼波新曲和博莱罗。在这里似乎根本没办法聊天，但我们都习惯扯着嗓子吼。当晚的话题由赫尔曼和阿尔瓦罗提议，有关小说和新闻报道的共性。他们津津乐道于约翰·黑塞有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新作，而我则推崇新闻纪实作品《瘟疫年纪事》。后来我才知道，丹尼尔·笛福写的是他五六岁时伦敦发生的一场瘟疫。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聊到了《基督山伯爵》。他们三个早就讨论过：大仲马如何让一个天真、无知、贫穷、蹲冤狱的水手逃出铜墙铁壁的城堡，成为当世最富有、最有教养的人？对小说家们来说这是个谜。谜底是：当埃德蒙·唐戴斯被关进伊夫堡时，里面早已关着法里亚神父。神父在狱中向他传授智慧，告诉他新生活的起点：藏宝图和越狱方式。换言之，大仲马塑造了两个不同的人物，让他们彼此交换了命运。唐戴斯越狱时，早已脱胎换骨，唯一不变的是他游泳健将的身体。
赫尔曼认为，很显然，大仲马将人物设定为水手，他才能被扔下海，从裹尸袋里钻出，游泳逃生。阿方索博学，却无疑牙尖嘴利。他反驳道：这提供不了任何保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麾下百分之六十的水手都是旱鸭子。见别人卖弄，他去撒点儿胡椒面，比什么都开心。我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讨论文学之谜，柠檬朗姆酒，别人小口品，我大口喝起来。三人得出结论：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甚或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表现出的才华和驾驭信息的能力，使他不像小说家，更像记者。
最后，我总算明白，新友们无论读克维多、詹姆斯·乔伊斯还是柯南·道尔，都有收获。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幽默感，能整夜整夜地唱博莱罗和巴耶纳托，或将黄金世纪的名篇倒背如流。我们通过不同的路径达成共识，认为世界诗歌的巅峰是豪尔赫·曼里克的《悼亡父》。那晚我过得十分愉快，消除了对博学狂人的最后偏见，和他们成为朋友。喝着带劲儿的甘蔗酒，有他们陪伴左右，我不再腼腆拘束，感觉舒坦极了。那年三月在狂欢节舞蹈比赛中夺冠的“邪恶的女人苏珊娜”拉我去跳舞。他们赶走了舞池中的母鸡和石鸻鸟，围着我们喝彩。
舞曲是达马索·佩雷斯·普拉多的《曼波五号》系列。跳完舞，我用仅剩的力气，抓起热带组合表演台上的沙球，打着拍子，又唱了一个多小时丹尼尔·桑托斯、阿古斯丁·拉腊和别恩维尼多·格兰达的博莱罗。纵情歌唱时，我感觉轻风拂来，身心舒畅。我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三个是为我自豪还是为我害臊，不过，当我回到桌边时，他们像自己人那样欢迎我。
当时，阿尔瓦罗又发起一个其他人从未与他讨论过的话题：电影，这是我的意外收获。我一向以为电影是一门子艺术，脱胎于戏剧而非小说。阿尔瓦罗不以为然，电影于他相当于音乐于我，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黎明时分，阿尔瓦罗又醉又困，摆出大师级出租车司机风范，把车开得稳稳当当，车上装的全是新书和《纽约时报》文学增刊。他把赫尔曼和阿方索送回家后，执意要带我回家，去见识他的书房。他的书房有三面书柜，从地到顶。他指着书，转了一圈，对我说：
“世上会写书的人就这么多。”
我很兴奋，忘了昨天又饿又困。酒精还在体内发酵，让我醺醺然。阿尔瓦罗给我看他的最爱，西语和英语的都有。他声音嘶哑、头发蓬乱、眼神无比癫狂地逐一道来，有阿索林和萨罗扬——他的两个软肋——以及别的一些作家，他对他们的生平如数家珍。我第一次听到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个名字，他称她为老女士伍尔夫，还有老先生福克纳。我的惊讶更让他不能自已，他抓起那一摞向我展示的最爱，一股脑地放在我手里。
“别傻了，”他对我说，“这些全拿走，看完我去取。”
对我而言，这是一摞难以想象的宝贝，可我连个狗窝都没有，书没处放，不敢冒这个险。最后，他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西班牙语版《达洛维夫人》送给我，不由分说地断言：你会将它倒背如流。
天渐渐亮了。我想坐头班车回卡塔赫纳，阿尔瓦罗非让我在房里的另一张床上睡下。
“去他妈的！”他用最后一点儿力气说，“就在这儿住下。明天，我们给你找一份好工作。”
我和衣躺下，这才感觉到身子无比沉重，人还活着。阿尔瓦罗也和衣躺下，我们俩一直睡到了上午十一点。他母亲是既可敬又可怕的萨拉·萨穆迪奥，她以为独生子死了，用拳头擂门。
“甭理她，大师。”阿尔瓦罗从睡梦深处对我说，“她天天早上这么说，糟糕的是总有一天会言中。”
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回到卡塔赫纳，佛朗哥·穆聂拉家中的饭后朗诵不再是黄金世纪诗歌和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而是《达洛维夫人》选段，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的胡言乱语。我性情大变，变得急不可耐、令人费解，埃克托尔和萨巴拉老师说我在刻意模仿阿尔瓦罗·塞佩达。古斯塔沃·伊瓦拉对我报以加勒比式的同情，觉得我讲述的巴兰基亚之夜很有趣。他推荐的古希腊作家越来越多，还故意漏掉了欧里庇得斯，却从未向我解释理由。他带我发现了梅尔维尔：莫比·迪克的壮举，那段在鲸鱼肋骨组成的庞然穹顶下，对世界各海域资深捕鲸人有关约纳的振聋发聩的训诫。他借给我纳撒尼尔·霍桑的《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曾一起试图在尤利西斯·奥德修斯的流浪中寻找一种有关乡愁之致命性的理论，结果晕头转向，不得其所。半个世纪后，我在米兰·昆德拉的一篇大作中找到了答案。
同一时期，我只见过大诗人路易斯·卡洛斯·洛佩斯，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独眼人”。他创造了一种安逸的生活方式：似死未死，似埋未埋，最重要的是无声无息。他住在古城中心古塔布隆街一栋古色古香的房子里，生于斯，长于斯，不扰人，鲜会客——几位老友除外，而他大诗人的名气在他的一生中持续增长，唯有身后名才能如此只涨不退。
人们都叫他“独眼人”，其实他仅仅是斜视而已，只不过方式特别，难以描述。《宇宙报》社长多明戈·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是他的兄弟，别人问起“独眼人”，他总是回答：
“他就在那儿。”
听起来像敷衍，却是真话：他就在那儿。比谁活得都好，更妙的是，还是鲜为人知的活着。他洞察一切，决意走向自己的葬礼。人们说起他像说起一件文物，尤其是那些没读过他作品的人。事实上，自从来到卡塔赫纳，出于对他隐士生活的尊重，我并没有想着去见他。那年他六十八岁，是古往今来了不起的西班牙语诗人之一，对此无人质疑，尽管大多数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的作品风格怪异，获此声名，殊难理解。
他的诗装在萨巴拉、罗哈斯·埃拉索、古斯塔沃·伊瓦拉和我的脑子里。我们总是不假思索、自然而然、准确无误地背出，为聊天助兴。他不孤僻，只是腼腆。我至今没见过他任何一幅画像（如果有的话），只见过出版物上替代画像的简笔漫画。老见不到，我们就忘了他还活着。一天晚上，我正在给当天的稿子收尾，听见萨巴拉老师压着嗓门惊呼一声：
“妈的，是‘独眼人’！”
我从打字机上抬起头，见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怪的男人。他比我想象中矮很多，头发白得发蓝，极不服帖，像借来的。他的左眼没瞎，但正如他的绰号所说的那样：有点儿歪斜。他穿着随意，深色粗斜纹布裤子加条纹衬衫，右手举到肩膀那么高，银质烟嘴里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没在吸，烟灰兀自往下掉着。
他径直走进他兄弟的办公室，两小时后才出来。当时，编辑部里只剩下萨巴拉和我，等着跟他打声招呼。两年后，他去世了，在忠实读者心里激起巨大震荡，但那似乎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他复活了。他躺在棺材里，看上去不如生前那样像个死者。
同一时期，西班牙作家达马索·阿隆索和小说家妻子欧拉利亚·加尔瓦里亚托在大学礼堂举办了两场讲座。向来不愿打扰他人生活的萨巴拉老师破例请求与两位见面，古斯塔沃·伊瓦拉、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与我陪他同行，一见面便情投意合，交谈甚欢。我们在加勒比酒店的一间私人会客室里聊了四个小时，他们聊拉美初行之印象，我们聊作家梦。埃克托尔带去一本诗集，我带去发表在《观察家报》上的一个短篇的复印件。他们坦诚地表达了保留意见，我们两个对此都很看重，因为那是一种间接的肯定和夸赞。
十月，我在《宇宙报》报社看见贡萨洛·马利亚里诺给我的留言，说和诗人阿尔瓦罗·穆蒂斯在郁金香客栈等我。那是位于博卡格兰德海滨的一家令人难忘的膳宿公寓，距约二十年前查尔斯·林德伯格的着陆点只有几米。在大学里跟我一起吟诵诗歌的贡萨洛已是一名开业律师。穆蒂斯在一家由飞行员创建的国有航空公司任公关部经理，邀请他去看海。
穆蒂斯的诗和我的短篇至少有一次登在同一期增刊《周末》上，这已足够开启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全世界无数的地方，我们每次见面都开始聊的那仍旧没结束的话题。起初是子女，然后是孙辈，他们常问：你们在聊什么，聊得这么起劲？我们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一直在聊同样的事儿。
我和文艺界人士的神奇友情给了我勇气，使我熬过了如今想来依然是人生中最没把握的那几年。七月十日，我在《宇宙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句号，另起一段”——熬了三个月，没能熬过初学者那道坎儿，不如把专栏停了，及时抽身。我转去写不用担责的社论，不署名，除非必要。就这样，我天天按部就班地熬着，直到一九五〇年九月，装腔作势地写了篇文章评埃德加·爱伦·坡，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是我这时期写得最差的。
那年一整年，我一直缠着萨巴拉老师，请他教我写专题文章。他脾气古怪，迟迟不做决定。不过，他给我丢下一个谜团，让我辗转反侧。圣克拉拉修道院里埋着个十二岁的姑娘，死后两百年间，头发长到了二十二米多长。没想到四十多年后，我会把这个谜团写进一本有着许多不祥暗示的浪漫小说。那段日子，我状态不佳，无心思考，乱发脾气，无故旷工，直到萨巴拉老师派人前来规劝。我运气好，通过了法律系二年级期末考，只挂了两科，可以升三年级。不过，有传闻说是报社向学校施加了政治压力，我才如此顺利。有人持假军官证在电影院门口拦住我，招募我去执行旨在破坏公共秩序的报复性任务，也是靠社长出面摆平的。
那些天，我对政治局势一头雾水，连公共秩序不断恶化导致又戒严了都不知道。新闻审查严格了好几倍，社会环境糟糕透顶，普通罪犯加政治警察害得农村人人自危。暴力迫使自由派人士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达里奥·埃昌迪亚是民法专家中的专家，天生的怀疑论者，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的忠实读者，适合做自由派候选人的他支持自由派在选举中弃权，为劳雷亚诺·戈麦斯的当选扫清了道路。戈麦斯人在纽约，遥控执政。
当时，我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不幸不仅揭露了保守派的恶劣行径，更表明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恶劣的变化。我们常去“洞穴”，一天晚上，我一时兴起，炫耀起自己的为所欲为。萨巴拉老师正想喝汤，勺子停在了半空，目光从镜框上方射下来，冷冷地将我打断：
“告诉我，加夫列尔，你做这些混账事的同时，有没有意识到国将不国？”
他一针见血。烂醉如泥的我大清早在烈士路的一把长椅上躺倒就睡，被瓢泼大雨浇成了落汤鸡，患肺炎，住院两周。第一代抗生素压根不管用，还恶名在外，传言有可怕的副作用，容易导致性功能早失。我瘦成了一把骨头，面色苍白。爸妈来信，说我工作太累，让我回苏克雷休养。《宇宙报》更夸张，登告别社论，誉我为“大师级记者兼作家”；另一篇文章说我创作了子虚乌有的小说《切干草》，连书名都不是我起的。何况，当时的我根本没想再去搞文学创作。那个莫名其妙的书名是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信手胡编的。为了激发论战，丰富观点，他还杜撰过一个地道的拉丁美洲作家，名叫塞萨尔·格拉·巴尔德斯，在《宇宙报》上发布他抵达卡塔赫纳的消息，我也在专栏“句号，另起一段”中向他致以问候，希望能一扫尘埃，唤醒真正意义上的拉丁美洲叙事文学。多年以后，那部埃克托尔给起了个漂亮名字的子虚乌有的小说不知为何出现在一篇书评中，说它是新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
就我那些日子的心境而言，苏克雷的环境令人满意。我给赫尔曼·巴尔加斯写信，让他给我多寄些名家名作来，休养的半年，我想一头扎进书堆里。苏克雷遭遇洪水，爸爸不再为药店所累，在镇子入口盖了栋房子，所有孩子都能住下。十六个月前，埃利希奥出生，算上我总共十一个兄弟姐妹。房子面积大，采光好，会客用的露台对着一条浑水河，窗户敞开，一月的轻风徐徐吹入。共六间卧室，通风良好，一人一张床，不像过去，两人一张。挂吊床的铁环高高低低，连过道里都有。院子没有铁丝栅栏，与山相连，山上栽着属于公共财产的果树，自家和别家的动物在卧室里散步。妈妈怀念童年在巴兰卡斯和阿拉卡塔卡的院子，于是把新家当养殖场，鸡鸭散养，为所欲为的猪拱进厨房吃午饭。我们仍旧能趁夏天开着窗睡觉，听母鸡在鸡架上喘气，闻到熟透的刺果番荔枝的香味，清晨，它们从树上簌簌掉落，发出一阵密集的声响。妈妈总说：“听上去像孩子们弄出的声音。”爸爸只有早上工作，为几个顺势疗法的忠实信徒看病，然后在两棵树间挂张吊床，躺着读一切印成铅字的东西。他爱上了打台球，说是能抚平暮日的忧伤。他形象大变，上街不再打领带、穿白色粗斜纹布西装，只穿青春洋溢的短袖衬衫。
两个月前，外婆特兰基利娜·伊瓜兰去世了。她眼睛瞎了，脑子锈了，弥留之际回光返照，一个劲儿地唠叨，家人的秘密一说一个准。咽气前，她成天挂在嘴边的是外公的退伍金。爸爸在棺材里铺了石灰，往她身上抹了防腐的芦荟汁，以减缓尸体的腐烂速度。外婆一生钟爱红玫瑰，妈妈也深受感染，她在院子深处辟出一方花园，专门种红玫瑰送到外婆坟前。红玫瑰开得异常绚烂，连外地人也会慕名而来，想知道如此瑰丽的玫瑰究竟是上帝造化还是魔鬼弄人。
家中时过境迁，我的生活和脾性也随之改变。每次回家，我都感到异样：爸妈从内到外都变了，弟弟妹妹出生了，长大了，彼此很像，容易搞混。十岁的海梅是六个月的早产儿，最晚离开妈妈的怀抱；埃尔南多（南奇）出生时，他还没断奶。三年后，阿尔弗雷多·里卡多（库奇）出生。又过了一年半，最后一个孩子埃利希奥（伊约）出生。那年假期，伊约开始满地乱爬。
算上爸爸婚前婚后的私生子——圣马可斯的卡门·罗萨和阿维拉多，来苏克雷跟我们住过；赫尔迈内·哈纳伊（艾米），妈妈对她视同己出，兄弟姐妹也都欢迎她；安东尼奥·马里亚·克拉雷特（托尼奥），在辛塞由他母亲抚养成人，经常来看我们——总共有十五个孩子，只要有吃的，随便一坐，吃起来就像有三十个孩子。
我那几个年纪稍大的妹妹的描述可以让人对那些年家里的状况有个确切的印象：一个还没长大，另一个又出生了。妈妈也意识到她自己的疏忽大意，求女儿们帮着带更小的孩子。玛尔戈特见妈妈又怀孕了，吓得要死，她知道妈妈一个人带不过来，去蒙特里亚住校前，一本正经地求妈妈生完这个，别再生了。妈妈为了让她开心，又一口答应。妈妈坚信，智慧无边的上帝定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吃饭时总是一团糟，人永远都叫不齐。妈妈和大一点儿的妹妹们不停地给陆续到的人上菜，等到该吃饭后甜点了，又冒出一个嗷嗷待哺的娃，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到了晚上，小宝贝们一个个往爸爸妈妈的床上爬，说睡不着，因为太冷、太热、牙疼、怕死人、爱爸妈、忌妒兄弟姐妹。天亮时，所有人挤在一张床上。埃利希奥之后，家里再没有孩子出生，这要感谢玛尔戈特。她从寄宿学校回来，说不让生就不让生。妈妈说到做到，再也没生。
不幸的是，命运对玛尔戈特和阿依达另有安排，她们终生未嫁。阿依达像爱情小说里描绘的那样，进修道院规规矩矩地待了二十二年，再也不可能找到拉斐尔或其他男人后，她才离开了修道院。玛尔戈特脾气不饶人，跟她的拉斐尔分了，双方都有责任。姐姐们命不好，妹妹们则不然。丽塔嫁给了初恋，有五个孩子、九个孙子，生活美满幸福。其余两个，莉西亚和艾米，也嫁给了意中人。当时，爸妈已经懒得再跟现实叫板。
家庭烦恼似乎与国家危机息息相关。政局不稳，经济起伏。危机像倒霉天气一般蔓延到苏克雷，蹑手蹑脚但步伐坚定地潜入了我们家。当时，我们靠所剩无几的存粮勉强度日，跟搬来苏克雷前，在巴兰基亚过的日子一样穷。可是，妈妈一点儿也不慌，多年的经验使她坚信，每个孩子胳膊底下都夹着他自己的那块面包。我得了肺病，从卡塔赫纳回来养病时，家里就是这种境况，还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苏克雷居民疯传我们的朋友卡耶塔诺·亨蒂雷和附近查帕拉尔村的小学教师关系暧昧。那位小学教师年轻漂亮，不轻浮，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和卡耶塔诺属不同社会阶层。这并不奇怪，卡耶塔诺是个风流浪子，总是在追女孩子，不仅在苏克雷，在卡塔赫纳也是如此，在那里读完中学的他开始主攻医科。不过，我们此前没听说他在苏克雷交了新女朋友，甚或舞场上的心仪舞伴。
一天晚上，我们见他骑着高头大马从庄园来。女教师坐在马鞍上，握着缰绳；他坐在后面，搂着纤纤细腰。镇上的人那么爱嚼舌根，他们竟胆大包天，在人流高峰期如此亲密地进入中心广场，让人大跌眼镜。无论是谁打问，他都解释，说天晚了，她站在校门口，想搭车来镇上，正好被他撞见。我跟他打趣，说小心一觉睡醒，匿名帖找上门。他酷酷地耸耸肩，还是那句俏皮话：
“对有钱人，他们不敢。”
确实，匿名帖来得快，去得也快，或许那只是国民宣泄政治不满的一种方式，惧怕匿名帖的人终于又能睡上安稳觉了。另一方面，回来没几天，我感觉爸爸的党内伙伴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原因是我在《宇宙报》上发表反保守派政府的文章。其实不然。自从报社决定不再追问“卡门–德玻利瓦尔发生了什么事？”，即使迫不得已写政治文章，我也无须署名，责任由报社负；而我署名的专栏则无疑立场明确，对国家悲惨的现状表示不满，反对暴力与不公正，绝无党派色彩。其实，当年乃至以后，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他们的指控让爸妈惴惴不安，妈妈开始给圣徒们点蜡烛，求他们保佑，尤其当我迟迟不归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周围气氛压抑，决定少出门为妙。
在那段糟糕的日子里，一个模样怪异的男人来到爸爸的诊所。他就像自己的鬼魂，皮肤透明，骨头清晰可见，肚子肿大紧绷，像一面鼓，只需一句话，便令人难忘：
“医生，他们害我肚子里长了只猴子，麻烦您帮我取出来。”
爸爸检查完，发现这个病他治不了，介绍那人去看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没找到病人口中的猴子，而是找到一个无定形、有生命的庞然怪物。我在意的不是他肚子里的野兽，而是病人口中神奇的“蛇村”。那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在苏克雷境内，要到达那里只能穿过烟雾弥漫的沼泽地区。受到冒犯时用伤害报复，比如让魔鬼幼子长在人肚子里，这类事在“蛇村”司空见惯。
“蛇村”村民笃信天主教，但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信，凡事都有咒语；他们信上帝、圣女和三位一体，此外，任何展现神之能力的事物都是他们敬奉的对象。肚子里长邪恶的野兽，居然请外科医生行旁门左道，他们会觉得匪夷所思。
很快，我惊讶地发现，在苏克雷，人人都知道有个“蛇村”，只是去一趟，就要冲破所有地理障碍和心理障碍。最后，我偶然发现“蛇村”专家就是我朋友安赫尔·卡西。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四月九日，我们在他的护送下穿过臭气熏天的瓦砾堆，用无线电给家人报了平安。我找到他，他说起几进“蛇村”的离奇遭遇，头脑比那天更清晰。于是，我知道了那片广袤王国的主人和首领马尔科西塔的所有事。她懂得行善或施恶的咒语，只需描绘患者的体型体貌和具体方位，就能让奄奄一息的患者下床，也能派一条蛇穿过沼泽，六天后直取敌人性命。
她做不到的只有起死回生，那是上帝的特权。她想活多久就活多久，据说她活到了两百三十三岁，不过六十六岁后便停止衰老。临死前，她召集她数量惊人的羊群，让它们围着房子转了两天两夜，直到形成了“蛇村”沼泽。那是一片无边的水潭，覆盖着磷光闪闪的银莲花。据说，沼泽中央有棵金葫芦树。每年十一月二日亡人节，树干上系着一只独木舟，无人掌舵，在白色鳄鱼和金色响尾蛇的守护下，驶向彼岸，马尔科西塔在那儿埋下了无尽的宝藏。
自从安赫尔·卡西跟我说了这个神奇的故事，拜访人间天堂“蛇村”就成为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愿望。我们准备了灵符护身的马、隐身独木舟和神奇的向导，总之，万事俱备，只待出发，即可撰写一篇超自然现实主义报道。
骡子连鞍鞯都套好了。可是，我的肺病恢复缓慢，一同在广场上跳舞的朋友取笑我，年长的朋友大惊失色地教训我，迫使我将行期延后，终未成行。如今想来，福祸相依，没有了神奇的马尔科西塔，我沉下心来，从第二天起，埋首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最后只剩下书名：《家》。
我想写一部发生在哥伦比亚加勒比地区的有关“千日战争”的故事。去卡塔赫纳前，我跟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利亚聊过这场战争，不过，那次会面和我的写作计划毫无关系。他送了我一本他父亲撰写的有关“千日战争”老兵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他父亲的照片，身着加勒比西装，胡子上沾着火药，多少让我回忆起我的外公。我忘了他父亲的名字，永远伴随我的是他的姓：布恩迪亚。因此，我认为我会写一本小说，取名《家》，讲述一段家族传奇，类似于我所在的家族，背景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几乎白打的那些仗。
起这个书名，是因为我不想让情节离开那个家。我写了若干个开头，设计了部分人物，起的全是家人的名字，后来还用到了其他书里。我对同一句话中邻近两个单词押韵这个弱点十分敏感，哪怕是元音韵。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宁愿不发表。我多次想过废掉布恩迪亚这个姓，它不可避免地会跟过去未完成时押韵，但我已经为这个姓设定好了具有说服力的身份，使它最终得以保留。
我正沉浸其中，一天早晨，苏克雷家中出现了一只无标识、无说明的木箱，由妹妹玛尔戈特签收，寄件人不详。她以为是卖了药店遗留下的物品。我也这么想，安心地在家吃早餐。爸爸也没打开，以为是我留在别处的行李，他忘了，我在这世上早已别无他物。十三岁就又是钉又是撬的弟弟古斯塔沃，不管三七二十一，撬开来再说。几分钟后，他大叫一声：
“是书！”
我的心先飞了过去。的确是书，没写寄件人，专业打包，满满一箱书。内附天书一封，是赫尔曼·巴尔加斯执笔的“象形文字”，行文倒是滴水不漏：“大师，寄书一箱，敬请学习。”签名的还有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外加一个鬼画符，经仔细辨认，出自我尚未相识的堂拉蒙·宾耶斯。他们只叮嘱了一件事：千万别剽窃得太明显。阿尔瓦罗·塞佩达的字条夹在福克纳的一本书里，笔画错综复杂，落笔匆忙，说他接下来那周要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一年。
在妈妈把餐具收走的同时，我先把书摆上餐桌。我挥舞着扫帚，才把举着修枝剪来剪插图的弟弟妹妹和呼哧呼哧嗅着书香、以为那是一顿美餐的野狗赶走。我也把鼻子凑上去闻，新书在手，我总要闻闻书香。我随便拿，翻翻这本，看看那本，趁机读上两段。晚上看书，地方挪了三四次，要么不清静，要么就是灯熄了——通向院子的过道里的那盏灯，本来就像鬼火——黎明时分腰酸背痛。天上掉下这么一大块馅饼，能从中汲取哪些营养，尚不清楚。
共二十三本书，全是西班牙语版当代名家名作，而选书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先读，再学着写。有刚刚面世的译本：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五十年后，我已回忆不出完整的书单，而知情的那三位毕生挚友人已不在。其中只有两本是我读过的：伍尔夫女士的《达洛维夫人》和阿道司·赫胥黎的《旋律的配合》。印象最深的是福克纳的《村子》、《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野棕榈》。还有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好像还有他的另外一本；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罗伯特·内森的《珍妮的画像》和欧斯金·考德威尔的《烟草路》。隔了半个世纪，有些书名我忘了，至少有一本海明威的，好像是短篇小说集，在他的作品中，巴兰基亚那三位最爱的就是那本；一本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无疑也是短篇小说集。好像还有一本是不同凡响的乌拉圭短篇小说家菲利斯伯特·埃尔南德斯的，他刚被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发掘出来。接下来几个月，我把这些书通读了一遍，有些读得很仔细，有些则不然。就这样，我终于走出了文学创作的瓶颈。
得了肺炎，医生不让我抽烟，我就自己骗自己，躲在厕所抽。医生发现后，很严肃地找我谈，可我就是不听。在苏克雷，我试图不停歇地读收到的那些书的时候，就已经是拿前一根烟点后一根烟，抽到抽不动为止了。越想戒，抽得越凶，到后来一天四包，连吃饭时都要停下来抽烟；抽着烟睡着了，烟头点着了床单；对死亡的恐惧会在夜里随时把我惊醒，而只有靠抽烟才能承受那种恐惧。后来我决定：宁死不戒烟。
二十多年后，我成了家，有了孩子，还在抽烟。医生看过我的肺部X光片，吓坏了，告诉我，再过两三年，我将不能呼吸。我也吓坏了，枯坐好几个小时，啥也干不了。不抽烟，我看不了书，听不了音乐，说不了话——无论对方是敌是友。一天晚上，在巴塞罗那吃一顿闲散的晚餐期间，一位精神科医生对其他人说，烟瘾也许在所有瘾中最难戒。我斗胆问他是何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却让人不寒而栗：
“因为对你而言，戒烟就像谋杀至亲。”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知为何——我也不想知道——我把刚点燃的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不急不躁，无怨无悔，余生再未沾染。
另一种瘾也不好戒。一天下午，邻家女佣过来串门，和大家聊完，来到露台上，十分礼貌地告诉我有话跟我说。我只顾埋头看书，不予理睬，直到她问我：
“还记得玛蒂尔德吗？”
我不记得，但她不信。
“别装傻，加比托先生。”她特意拼给我听，“妮——格——洛——曼——塔。”
难怪，原来是她。“女巫”已是自由身，她的警察丈夫死了，留了个儿子。她还跟母亲和其他家人同住在原来那栋房子里，但卧室是隔开的，有独立的门通向墓地后方。我去看她，久别重逢，我们厮混了一个多月，回卡塔赫纳的日子一拖再拖，我想一辈子留在苏克雷算了。直到一天早晨，我从她家出来，天气跟玩俄罗斯轮盘赌那晚一样，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我顺着屋檐，一路躲雨，实在躲不了，就一头冲到街上，水没过了膝盖。我运气不错，妈妈一个人在厨房，她带我从花园小径绕回房间，免得让爸爸看见。一进屋，她就帮我把湿淋淋的衬衫脱下，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伸直胳膊，很嫌弃的样子，气呼呼地往屋角一扔。
“你又去找那个女人了。”她说。
我顿时傻了，问她：
“您怎么知道？”
“跟上次的味儿一样。”她不动声色，“幸好她男人死了。”
我很惊讶，妈妈第一次这么冷血。她也感觉到了，不假思索地表明立场：
“这是我第一回为某人的死幸灾乐祸。”
我大惑不解地问：
“您怎么知道她是谁？”
“唉，儿子！”她叹了口气，“你们的事，上帝自然会告诉我。”
最后，她帮我把湿淋淋的裤子也脱了，和其他衣服一块儿扔在了屋角。“你们呀，全都跟你爸爸一个德行。”突然，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用短麻屑毛巾帮我把背擦干，由衷地加上一句：
“上帝保佑，但愿你们跟他一样，做个好丈夫。”
妈妈严阵以待，细心呵护，效果很明显，我的肺炎没有复发。后来我发现，她故意细心再细心，是怕我再回到“女巫”电闪雷鸣的床上。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完全康复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卡塔赫纳，号称在写《家》，明明刚开了个头，却说得煞有其事，仿佛已经大功告成。萨巴拉和埃克托尔当我是回头浪子，好心肠的大学老师们对我则已无可奈何。与此同时，我继续十分偶然地给《宇宙报》写稿，报酬按工作量付。我作为短篇小说家的生涯几近中断，几乎是为了让萨巴拉老师高兴才写下寥寥几篇：《镜子的对话》和《三个梦游者的苦痛》刊登在《观察家报》上。这两篇虽然不像头四篇那样注重辞藻华丽，终究没有多大长进。
哥伦比亚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到卡塔赫纳，预示着重大事件即将发生。年底，自由派遭到野蛮的政治迫害，宣布从整个选举中弃权，但没有放弃旨在推翻政府的地下斗争。农村暴力横行，农民逃往城市，可是，审查制度逼迫新闻媒体颠倒黑白。众所周知，被追捕的自由派在全国各地组织游击队，东部平原地区——占国土面积超过四分之一，堪称汪洋草场——的游击队已经成为传奇。总司令瓜达卢佩·萨尔塞多被传为神话人物——甚至是被军队——人们成百上千地秘密印制并分发其照片，将其奉上神坛，焚香膜拜。
德拉埃斯普列亚兄弟的消息似乎更灵通，城里人都特别自然地说起迫在眉睫的反保守派军事政变，但细节不明。萨巴拉老师嘱咐我：街上一有骚乱，立即回报社。下午三点，当我走进美洲冷饮店去赴约时，那种紧张伸手可触。于是，我找了张偏僻的桌子坐下，边看书，边等人。一位老同学经过时——我没跟他聊过政治——目不斜视地撂下一句话：
“回报社，要出事了。”
我偏偏反其道而行：与其关在编辑部，不如待在市中心看个究竟。几分钟后，一位跟我相熟的省政府新闻官在我桌边坐下。我不觉得他是奉命来稳住我的，毫无防备地跟他聊了半小时。他起身要走时，我才发现不知不觉间，偌大的冷饮店已变得空空荡荡。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又看了看时间：一点十分。
“别担心，”他故作镇定，“没事。”
事实上，自由派最高层对政府暴力感到绝望，和支持民主执政的军队最高层达成协议，决定结束保守派为保政权不惜代价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大屠杀。在四月九日与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达成和平协议的多数自由派领袖，过了二十个月才幡然醒悟，大呼上当。那天受挫的行动由自由党主席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首肯，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执行。前自由派政府战争部长门多萨·内拉与武装部队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全国各地自由派杰出领袖的秘密支持下，他指挥的行动本应于当天黎明时分以空军轰炸总统府拉开序幕。支持该次行动的有卡塔赫纳和阿皮亚伊海军基地、全国大部分驻军和贸易协会，他们决定夺取政权，建立国民政府，达成全民和解。
行动失败后，人们才得知，距预定执行日期剩两天的时候，前总统爱德华多·桑托斯将自由派领袖和政变领袖召集到波哥大家中，进行了最后一次讨论。有人按惯例问：
“会不会流血？”
谁也不会天真或无耻地回答“不会”，只说做了最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由派领导层被自己的惊天阴谋吓坏了，不由分说，一致决定收回成命。许多相关人员没有及时收到通知，要么被捕，要么被杀。有人劝门多萨单干夺权，他出于道德而非政治考虑没有接受，何况，也没时间、没办法通知所有人。门多萨最后躲进委内瑞拉大使馆，后来在加拉加斯流亡了四年，躲避牢狱之灾：战争法庭缺席宣判他因犯暴乱罪入狱二十五年。五十二年后，尽管未经他允准，但我敢断言，流亡加拉加斯，让他抱恨终生。保守派政府疯狂反扑，至少有三十万人死于非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也是我的一个关键时刻。不到两个月后，我没有通过法律系三年级的考试，且不再给《宇宙报》撰稿。无论在法律系还是《宇宙报》，我都看不到未来。我的借口是腾出时间，完成刚开头的小说，尽管我深深明白，这既非实话也非谎言。这个写作计划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空泛的托词，福克纳让我望尘莫及，我的写作经验也远远不够。不久，我掌握了一个构思和写作故事的好方法：笔下写的是一个故事，讲给别人听的则是另一个故事，两者平行，不剧透实质内涵。但开始时，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压根就没写，只好口头现编一个，自欺欺人，以飨听众。
这种想法迫使我将写作计划推翻重来，写来写去，从来没超过四十页。可是，报纸杂志上都提到这本书——我也提到过，想象力丰富的读者甚至提前出炉了极具真知灼见的书评。说到底，养成“写一个、讲一个”这种习惯是有苦衷的，不应被指责，而应受到同情：动笔和不动笔一样让人恐惧，让人难以忍受。何况，我坚信提前揭晓故事不吉利。不过，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有时候，口述的故事比写出来的故事更精彩。而且，不知不觉间，或许创造出了一种为文学所亟需的新体裁：虚构的虚构。
真实的真实是我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在苏克雷养病期间，我得以意识到自己混沌的人生状态。可是，我没有方向，也找不到新的理由去劝服爸妈：我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于是，我揣着回卡塔赫纳前妈妈从家用里挪出的两百比索，动身前往巴兰基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五点，我走进世界书店，去等五月一别——那晚，送走令人难忘的拉索莱先生，我也离开了——便未曾谋面的朋友。我只带了个海滩包，装了一套换洗衣服、几本书和装草稿的皮文件夹。几分钟后，他们陆续前来，大呼小叫地对我表示欢迎。除了阿尔瓦罗·塞佩达，他还在纽约。人齐了，我们去吃点心，没去书店旁的哥伦比亚咖啡馆，去了街对面新开张的哈皮咖啡馆，他们和那儿的朋友走得更近。
无论当晚还是其他时候，我的人生永远都缺少方向。奇怪的是，我从未想过，巴兰基亚可能就是我的目的地。我去那儿，只是去聊文学，也是为了当面感谢他们寄书到苏克雷。聊文学聊得很过瘾，谢却没谢成，尽管我好几次想开口，原因是大家都对彼此之间谢来谢去深感恐惧。
当晚，赫尔曼·巴尔加斯临时凑起了十二个人共进晚餐，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记者、画家、公证员，甚至包括巴兰基亚典型的保守派人士，即思维和执政方式都很独特的市长。午夜过后，大部分人都走了，其余的也慢慢散去，最后只剩下阿方索、赫尔曼和我，还有市长。年轻时熬个通宵，神志多少还算清醒。
彻夜长谈，市长给我们上了一课，关于动荡年代如何管理城市，让我们大开眼界。他估计，野蛮政策之下，最遭殃的是数目惊人的难民，逃往城市的他们无家可归、饥肠辘辘。
“照此下去，”他断言，“我党有枪杆子撑腰，下次大选必无敌手，绝对专制。”
唯一例外的是巴兰基亚，当地保守派愿意在政治上和平共处，使这座城市成为飓风眼里的一处避难所。我想跟他谈道德，他手一挥，完全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对不起。”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游离于大局之外。相反，正因为我们奉行和平主义政策，社会动荡才会从后门悄悄渗入，如今早已登堂入室。”
我这才知道，城里有五千多从内地逃来的穷苦难民，政府不知该如何安置他们，或把他们藏在哪儿才能不让问题暴露于众。巴兰基亚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军事巡逻，在要害处设岗。市民们看在眼里，政府偏要否认，审查制度也严禁新闻媒体披露真相。
天亮了，我们几乎是把市长先生拖上车的，然后去了专门给起大早的人提供早餐的李鸿章杂碎馆。阿方索在街角报亭买了三份《先驱报》，社论版有篇署名“冰球”的文章——冰球是他不定期专栏的笔名——向我的到来表示欢迎。赫尔曼看完恼了，因为文章说我是来非正式度假的。
“应该写他来这儿定居，省得先写欢迎稿，再写送别稿，”赫尔曼冷嘲热讽，“对《先驱报》这么抠门的报纸来说，能省点儿钱。”
阿方索确实想过在他的社论版增加一个专栏，可赫尔曼大清早犟得像头牛：
“已经有四个专栏作家了，他将是第五个。”
谁也没征求过我的意见，好歹应该问我一下，让我说声“行”。没人再聊这个话题，也没那个必要，因为当晚，阿方索就告诉我，他跟报社领导谈过了，他们同意再添一名专栏作家，只要文章好，别太自以为是就行。无论如何，任何事情都要等到新年后才能有下文。于是，我以工作为由留下了，即使二月份报社有可能拒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