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诚实远近闻名。据传,全系教师大会时,赛斯总安静坐在角落里。等到报告人完成发言,他就立刻毫不留情地指出这项研究的漏洞一二三四五六。去国家博物馆参观时,他在交互体验大屏幕前认真地手舞足蹈,路人无不侧目,他却好似一无所觉。学生们本以为他也会直白地拒绝给成绩稍差的人写入读研究生院的推荐信,谁知赛斯来者不拒,还专门开了一门课教学生写申请文书。他把一半的课时用来跟每个人单独谈话,总是绕着那栋曾经做过电梯实验的第六教学楼走了一圈又一圈。赛斯很少评价自己的某位学生是否适合或是否应该做科研,但只要他们开口管他要推荐信,他总是写一封好的。

后来我又同他吃过很多顿饭,每次都是从学校东门出发,骑着车,不一会儿就混入五道口的人群。第一次自行车被偷以后,赛斯决定买一辆能运转的车里看起来最破的,那辆车果然到现在都安全地在他楼下锁着。每次吃饭我总免不了迟到,只要超过约定时间三十秒,电话便应声而响。他也不抱怨,只是问我现在在哪里,还有几分钟能到。

有天我突然感到,我们都是赛斯·罗伯茨人生方程中的一个个变量。他精准计算每日摄入卡路里,他洞察周围环境里一切变化,他有用不完的好奇心,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是爱他还是恨他。于是我开始猜测,只是猜测,他终身未婚的原因并不一定藏着我们都想听的痴男怨女故事。比这要简单得多。或许他只是更喜欢一个人生活,不让“终身伴侣”这座巨大的未知变量源,对自我实验造成无关误差。

终于有次他迟到了。雪还没化开的傍晚,穿着牛仔裤和洞洞鞋的赛斯,戴一顶黑色毛线帽,沿草坪远远走来。我从未见他笑得如此开心过。

“你知道吗,我今天单腿在踏步机上站了二十五分钟!”在他身后,夕阳正沉入西山。

“我特别惊讶!我也不确定为什么能达到二十五分钟,一定跟我的食谱有关。或许我应该尝试不再吃豆制品……”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说实话,我对饮食、心情、睡眠几乎毫无兴趣。它们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而我就同其他人一样,等着它们发生。偶尔我追求美食,或者好心情,要么一夜饱睡。可它们不过是一剂调味,远非我生活的目的本身。

赛斯对健康心理学的热爱明显由来已久。他说他从大学一年级起,梦想就是当教授。后来成了博士生,他原本研究的是小白鼠的睡眠节律。这种哺乳动物由于基因序列与人类相近、个体间差异极小而被广泛应用于科研。直到成为动物认知领域的教授,他偶然读到一篇以小白鼠为被试的研究报告,结论指出糖精有明显的增重作用。赛斯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减肥”理论:食用低血糖指数(食物分解后增加血糖浓度的能力)的食物外加常吃寿司。通过自我实验减重二十磅之后,他对这一食谱建立起了足够的信心。2004年,赛斯又在游览巴黎期间意外发现一种当地软饮料的新异味道能够明显抑制食欲。他将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灵感收集起来,然后一一在自己身上检验。

2006年,他的《香格里拉饮食论》(TheShangri-laDiet)问世。这本书提倡在每日三餐期间额外摄取100至400卡路里的无味食物(flavorlessfood),例如极淡的橄榄油,从而达到降低体重的效果。摄取无味食物的时间必须严格控制在进餐后一小时与下次进餐前一小时之间。《香格里拉饮食论》在同年五月登上NewYorkTimes杂志畅销书榜,作者本人也受邀出现在《早安美国》节目中,并接受了ABC新闻、《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采访。与此同时,批评声不绝于耳。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约翰·福德就指出,《香格里拉饮食论》尚未经受大样本科学研究的检验。赛斯对此的反应是:“你不需要花上一个超级大样本的实验去证明一件显而易见的事。”

更新博客是赛斯生活中的重要常规。世界各地的人们试用着他通过自我实验法提出的健康建议,并与他分析自己的数据,共同验证它们是否安全、有效。在他的中国学生中也有不少人试验了他发明的减肥法,结果是所有人都抱怨自己又胖了。赛斯愣了愣,回应道:“你吃得太多了。”

或许真有得天独厚的自控能力,他一生严于律己——尽管这份人生态度听上去与他一贯追求趣味的性格简直是两极。2013年圣诞节,赛斯特意打车到三里屯,寻找一间上过杂志版面的餐厅。两个澳洲人在这五平方米大的店面里烤着派,墙上贴满了剪报和狂热食客的留言。赛斯点了一份牛肉派,浇肉汁,配豌豆跟土豆。吃下第一口,他说:“我决定再吃一个。”

“这就对了!今天可是圣诞节啊!”我问他:“你打算怎么庆祝?”

“我回去之后要跟家人Skype通话。”

“还有呢?”

“就这个,Skype通话。”

赛斯吃完了第二个派,表示他以后还要再来。他着迷于影碟店的纪录片柜台,以及橱窗后面制作水果硬糖的手艺人,也很喜欢购物广场的圣诞灯光,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竟比加州伯克利的圣诞更加热闹——在那里,商店通常关门歇业,人们各自回家团聚。

驶离圣诞欢歌的出租车上,赛斯·罗伯茨说自己目前的人生目标是写一本书来帮助美国人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

或许是觉得这个理想听上去近乎抽象,他又补充了一句:“让人们学会自己帮助自己,而不是总去找医生。美国的医疗太贵了,而很多时候人们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使自己变得更健康的。”

这本书并没有写完。连同一些原始数据和待校对的采访稿,都留在了他踏步机支架上的电脑里。墙上的中国字已经又换了一拨,他的中文水平还是不足够点上一盘野菜煎饺。

2014年4月末,赛斯·罗伯茨在加州伯克利山中徒步时昏倒,当天晚间去世。家人公布的遗愿只有一句,他希望所有想赠予他纪念物的亲友们将它们转而捐献给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成立于1961年的国际人权观察组织。

在伯克利市班克罗夫特酒店的追悼会上,赛斯的家人友好而幽默。他们毫不介怀我对老师那十分片面的、近乎无礼的评价。但我想赛斯还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他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也一定会因朋友们揭发他的蠢事而笑出声。

有人说他从小就格格不入,是《间谍》杂志的忠实粉丝。有人说他的好奇简直像十万个为什么,连室友都觉得他太奇怪。有人说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初次当研究助理的第一天就被辞退,原因他本人至今未知。偶尔也有人提及赛斯的善良、乐于助人,但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品质总会迅速淹没在其他奇葩事迹里。

就连他的家人,也选出他的日记复印了几页,与他从小到大的照片贴在同一块纸板上。日记中歪歪扭扭的蓝色水笔小字,一行记着今日若干实验灵感,另一行则写着:“今天天气很好,想去游泳。泳池,漂亮姑娘,夏天。”旁边,博士毕业黑白照片上的那人半扬起头,微微皱眉,像刚从海底两万里的冒险跃出水面困惑地迎接朝阳,还挂着满脸骄傲。

全是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倒没有人特意展示赛斯·罗伯茨学术上的成就。但在追悼会前一天,与他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们自发组织起五小时长的专题纪念报告会,分享了动物认知和健康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

家人们多少得到宽慰。事发突然,没有人知道赛斯一直患有冠状动脉疾病,北京和伯克利两地的医疗记录显示在过去多年中他甚至从未看过医生——他似乎并不信任他们。他的身体一直状态良好,还保持着自认为是最健康的食谱。以至于当他妹妹在博客上公布了死讯,至少一半读者在默哀的同时希望家人公布发病情况。他们把他的死因当作自我实验法的最后一组数据,一锤定音地质疑他的食谱可能并非他相信的那样完美。

但他的确是我们当中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超过二十五年日复一日地记录各项生理与心理指标固然令人讶异,但更离奇的是他好像永远能随心所欲:收集《间谍》杂志、研究小白鼠、试验新食谱、搬离美国……每到岔路,他的选择总是最不委屈自己的那个。

心理学上有很多量表测量幸福,而赛斯只是简练地回答:“我在大部分日子里处于平均值以上的幸福。是的,我相当快乐。你呢?”

我不确定我敢这么说。我想起我们最后一两回见面,我正拼命申请一所西海岸大学的实习项目,我想接到录用通知那天我大概就能幸福了。

后来我接到通知,幸福了一阵,当晚就开始新工作的准备。临行前,赛斯请我在鼓楼边的一家潮汕小店吃粥。他问我对美国有没有很期待,我一个劲儿地把烧卖往嘴里塞,告诉他我很期待,但是又怕得要命。

过了两个月,超级碗比赛,同事们都早早抱着比萨可乐守在休息室的电视机前。北京时间仍是下午,赛斯去五道口的墨西哥酒吧看转播,跟所有美国人民一样把超级碗当成节日来庆祝。他对于酒吧里只有他一个顾客感到很高兴,吃着玉米片,蘸莎莎酱。

我从没问过他有没有想家。

没过多久,赛斯经首尔转机飞抵西海岸。他这次回国是为探望病重的母亲。由机场返回伯克利需驶过海湾大桥。这座悬索钢桥是80号州际公路的一部分,连接起旧金山与奥克兰。桥下太平洋的海水呈宝石蓝色。他住了多年地下室后终于在海边高层买下新的公寓。

在最后一封邮件中,他写道:“回家的感觉真不错。我的公寓很美……上次我只在这里住了几周就回北京了,现在我可以住得更久一点。海边景色优美、空气清新,但却奇怪的比北京更吵。如果我想要风景,就得听到车流……而且,我可以买到任何我想吃的东西,比如三文鱼。还能在图书馆找到任何我想看的书,更别提网络也都能用了……这里没有空气净化器的噪音,你可能知道,我在北京的公寓有五台空气净化器。”末尾,他落款道:“欢迎你来旧金山。”

我来参加追悼会,从旧金山乘地铁往伯克利,无法欣赏太平洋的好景色。可我已经从他的邮件中拾获了更漂亮的秘密,心满意足。

赛斯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寻找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我想起来老舍说,每人在这世间,就像八百尊罗汉,各有各的位置。你实在不能像对桌上的尘土一样,随手拿抹布就把我抹掉了。太平洋也真是座温情的海洋。它允许一个奇葩,这样合理地长大,实现梦想,拥有书、拥有沿海顶楼的好风光、拥有盛满三文鱼的冰箱。这无限孤独又无限美满的人生。

每当我怀疑,我的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赛斯这奇葩。我会诧异如何从一开始每个人想要的都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人生。结果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个“独上高楼、高处不胜寒”的人生,变成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生,变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期待着总有一天能够赢取回报、得偿所愿,然后再终于快乐起来的人生。

我们等下去的时候,他蹦跶着跳进海里捞螃蟹,不知不觉就跑远了。我有些羡慕。

班克罗夫特酒店的宴会厅中,每个人都同我一样羡慕他。硅谷投资人、伯克利教授、三藩爱乐小提琴手,每一个人都想要更多幸福,可我们从来没有另一条路。他一生的研究并没能为人类幸福提供万能解药,却回答了我们少数无理取闹的问题。

例如你觉得中国大学生怎么样、你二十岁出头时梦想是什么、你过得是否幸福。

唯一没有问起的,是那第二个乌托邦人。偶尔有时话题扯近了,总是没来得及细问就错过去。再说,他所有的实验被试数都是一,也实在没有线索去判断那另外的人究竟存不存在。我逐渐发觉心理学以平均值导出关于人性若干结论的好笑之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使得一千个人与一个人的样本,距离真理都同样远。曾有一万人的数据表明勤奋带来成功,再加上三百回研究支持金钱与幸福的钟形曲线关系,可世上奇葩那样多,这些适用于群体的结论就必定不可能与任何一个个体完美匹配。这便是人类群体与小白鼠的区别,而赛斯最早看清。

他的邮箱地址暂时还在常用联系人列表里,“两个乌托邦人”,虽然迟早有天会被取代。

他让我看到,这样活过一生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