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刚考入人艺不久。此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在考场上被当场选中，最终我还是给刷掉了，他们说我“形象一般”——那一届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进去了吗？所以，能进入人艺这个殿堂，我特别珍惜。
那几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多的时候。对西方艺术，中国正处于从茫然、不知所措到渐渐了解的过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学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华导演去欧洲，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认识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尔辛教授，他觉得这个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剧院提议，把梅尔辛请到人艺，给我们上课。梅尔辛教授来北京，人艺只负责路费、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还要自己掏钱吃饭。一个咱们当时以为是最看重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要任何报酬，是挺令人感动的事。
人艺师生对梅尔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对于格洛托夫斯基学派，当时人艺的老师中有些争议。在训练中，梅尔辛教授大量使用身体技术来激发演员的潜能，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包括翻滚、跳跃等运动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学也有抵触。我们班的吴刚（《潜伏》里头演陆桥山那个），就跟梅尔辛教授说自己有脚气，逃避上课。翻译把脚气翻成“脚上有病”，梅尔辛教授一听，以为他骨折了，马上准假。
我上课一直特认真，不惜力，领悟也快，梅尔辛教授经常表扬我。
每天训练完，梅尔辛教授会盘腿坐在排练厅角落，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叫过去悄声交流。说缺点时，别人听不见，保护你的自尊心；鼓励时，你会有“她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窃喜；这就是当老师的艺术。
有一天，梅尔辛教授在角落里跟我说：“如果你明年去德国，考我的班，我会第一个录取你。”翻译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再说一遍。她又说了一遍。“你愿意吗？”她问我。我回答：“不愿意。”
培训班结束后，梅尔辛教授让翻译把我叫到她的住处，正式邀请我明年考她的学校。我又拒绝了她，人艺是中国最好的剧院，我不想刚进来就离开。
然后，梅尔辛教授就回了德国。我继续在人艺。
1986年下半年，我从学员班被抽调到剧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个时候，剧院第二次把梅尔辛教授请来给我们上课。她再一次郑重地跟我谈，希望我去德国，我再一次回绝了她。还没毕业就当主演，前途很光明了，我为什么要去德国？我对德国的概念就是奔驰轿车、莱卡相机，以及柏林墙，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开了，墙在资本主义那一面还被画得乱七八糟，多可怕啊。
1987年暑假，梅尔辛教授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剧院没有邀请她，她是以个人旅游的名义来的。她第四次邀请我去德国。那时我才知道她给我发过好几次邀请函，寄到人艺，都被扣下来了。我陪她在北京玩了近二十天。临走前，梅尔辛知道大概是无望了，便跟我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德国上学，就去三个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学”。当时我在恋爱，她还邀请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我在德国给你们举办婚礼”。
一年之后，我从人艺毕业。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突然吹了，我大受打击，一心想离开中国。我给梅尔辛写了封信，告诉她我打算去德国，她特别高兴，立刻重新给我发了邀请函——这次寄到了我家里。
我开始一边拼命挣钱一边办手续。我花8000块买了单程机票，可日子快到了签证还没下来，我只好把票退了。签证下来了，我再去买机票，票已经没了。那时飞德国的航班一周才有一趟。卖机票的告诉我，我还可以坐火车。从北京到柏林火车要走8天。我一算，走8天也比等下一班飞机到得早。那是中国的动荡年代，夜长梦多，我只想赶紧走。买吧，头等软卧一人一间，1490元，我记得特清楚。我买了两天后出发的车票。
接下来那一天多，我疯了一样跟所有人匆匆告别。朋友们挤在我家里，大家都觉得，可能这就是永别。
二
1989年11月1日早晨，我从老北京站出发。火车会经过二连浩特进入蒙古，穿过苏联，在8号凌晨到达西柏林。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11月7号凌晨，列车抵达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节。置身红场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天很冷，但广场上依然很多人摆着桶在卖鲜花，情侣们会买上一枝花庆祝节日，还有结婚的新人们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合影。许多和平鸽在红场上空飞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国，它们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车上，发现因为客满，头等舱变成了两人间。跟我一间的是个雄壮的俄罗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还穿着高跟鞋，衬得我像个没长开的小孩。发现要跟一个男人同房，女人特别不高兴。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是驻捷克使馆的参赞夫人。
参赞夫人提出，让我跟普通舱的中国女留学生换铺，我想想，同意了。结果三个女留学生都在车上谈起了恋爱，没一个愿意换的。这就不怪我了。
参赞夫人沉着脸坐在包厢里。“叮咚！”夫人按响了召人铃。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一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我在上铺百无聊赖，翻出“不老林”牛轧糖吃，一边吃一边把糖纸扔到下面烟灰缸里，却发现参赞夫人盯着那糖纸不错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纸拿起来，小心展平了，夹在笔记本里。
于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说：“ForYou。”“Forme？”她马上喜笑颜开，连说“Thankyou！Thankyou！”一边把糖收到包里。我说：“Eat，eat！”她摇摇头，“Formyhusband”，意思是留给她丈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you！”夫人傻了——“叮咚！”，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两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夫人指指红茶，“Foryou！”。
我接着翻包。翻出准备带到德国送人的漆雕镯子，找出最大号的，“For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动得快哭了——“叮咚！”小点心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接下来，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语加英语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火车到了东柏林，好多留学生呼噜呼噜下车，我正要搬行李，她一声“Stop！”又“叮咚！”，召来列车员，一起摁住我。过了一会儿，到了西柏林，她才让我下车。
其实西柏林才是应该下车的地方。好多留学生不知道，到东柏林就下了。当时东西德边境尚未开放，他们要过一个严格检查的关口，行李要搜查，还要搜身，还有索贿的。这些我都没遇到。站台上，参赞夫人热烈地拥抱我，两个大胸把我的脸挤在中间，狐臭贴上我的脸，就像糊住了一样，我一挣脱开就大口喘气。
火车出了站，参赞夫人还在徐徐离去的窗口对我挥手。
西柏林时间凌晨一点，我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们即将转车去往波恩、科隆或汉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个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乱说了好多话，这些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道在深夜穿过的墙：穿墙之前，东柏林一片黑暗，穿墙之后，西柏林是亮的，到处都是灯。我想，资本主义怎么这么亮啊，那些橱窗要费多少电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跟另一个留学生去买烟，误撞进了亮着彩色大灯泡的资本主义妓院。我以为会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齿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并没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个兴奋的资本主义出租车司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德语。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点，我终于敲开了梅尔辛的家门。
梅尔辛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袍，她一看见我就惊呆了——我从北京发给她的信还没到，人已经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头一次吃到了凉牛奶泡麦片和黑面包抹果酱，它们粗糙地剌着我的嗓子，但我必须都咽下去。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柏林墙，那也是它形态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正在睡觉，梅尔辛砸门把我叫醒。电视屏幕上，好多人拿着鲜花泪流满面——东西德的边境开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到处都是挥动的旗帜。四处堵车，梅尔辛和我坐地铁到了勃兰登堡门，窜上那3米高、2米宽的墙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乐扔到墙的另一边，堆成了小山，警察和军人还是背着手站着，动也不动。墙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挤得掉到了那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扶回墙上。
在勃兰登堡门，我遇到了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感动，想哭。
从那之后，我不断听到电钻钻墙的声音。东德人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银行排队，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笔“欢迎费”，我记得是20西德马克。西德人当然也可以到东边去。那会儿，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去东柏林。东柏林物价太便宜了，20西德马克能请好几个人吃大餐，还带给个体面的小费。
去东柏林不麻烦，就是偶尔要搜身，因为东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儿去的西柏林人会夹带点“私货”——官方勒令东西德马克等价交换，可在东德的黑市，1个西德马克能换10个东德马克，差价太大，很多人偷偷带钱进去。我一个上海朋友过关时拿着中国护照跟东柏林警察说“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就别搜我了”——他立刻被带进小黑屋翻了个遍。后来他学精了，在东柏林找了棵树，钱藏树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们等我一会儿”，偷偷摸摸跑树底下找钱。我也会藏点，把钞票卷起来塞进书包带的缝儿里，捏软了，过关检查时摸不出来。那一阵，好多中国人不打工也不开餐馆了，光靠倒腾东西德马克就发了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
四
倒马克的事我没参与。到德国的前四个月，我一直在为语言发愁。
我是梅尔辛推荐的学生，按照规定，可以不经过专业考试，只要在四个月内语言交流过关就可以入学。这条件其实挺宽松，但那四个月必须能讲德语的要求真是让我心焦。梅尔辛出钱给我报了语言学校，我天天去上课，天天思考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发音。我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婴儿，根本张不开嘴，要想跟梅尔辛说一句话，我得闷头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先背上好几遍，下楼跟她说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张口结舌。
梅尔辛愤怒了。德国人很诚恳，请你来的时候很诚恳，表达怨气也很诚恳。梅尔辛给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让他用中文问我怎么还过不了语言关。这个朋友来德国前在中国学了四年德语，刚来的时候还是连一杯啤酒都不会要。我跟他诉说了半天，他转头跟梅尔辛解释：征确实在认真学德语，学得觉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头疼，他都想回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