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宽觉得自己像个怪物,这让他苦恼,但是没有让他停酒。喝酒的理由千千万万,不喝酒的理由都不堪一击。跟同学闹矛盾了;跟女朋友吵架了;大学毕业了;工作太累了;又跟女朋友吵架了;跟女朋友分手了……阿宽在经理的规劝和训斥下尝试过停酒。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用雪碧代替,只在假期里喝酒。后来他连雪碧也放弃了,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2007年,阿宽二十三岁,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在公司宿舍里,听着歌,喝得烂醉如泥。

自己的月薪加上母亲依旧定期供应的零用钱,阿宽每个月有将近两千元钱可以自由支配。这些钱大都用于买醉。有时他一觉醒来,在房间里数出20多个空酒瓶,才知道昨晚自己喝了多少。为了节约成本,阿宽把啤酒换成白酒。如此,每天晚上他只要花七块钱就可以成功把自己灌醉。

与酒量同时增长的是他脾气的火爆程度。不知不觉阿宽已经成了有两年工作经历的老员工,新人依赖他,但他对他们几乎毫无耐心。对老同事也是如此,他无法容忍别人犯的任何过错,为此被调了几个部门。公司曾经非常看好阿宽,他们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他再努力一点将会被升为店长。阿宽没有放在心上,喝酒才是最重要的。

他依旧每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如果第二天起不来,他就随便编个借口请假。阿宽说谎日渐频繁,自己都记不住哪句是真话。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因为起不来床而无故旷工和无故失踪的次数和频率让公司忍无可忍。阿宽25岁生日前几个月,公司告知,他们决定解除他的劳务合同。

他收拾东西时在柜子里发现一个酒瓶,里面残留着他不知何年何月喝剩的几口白酒。他拧开盖子,喝着酒走出了公司。

阿宽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全职喝酒啦。

对于公司踌躇满志地准备进军的欧洲市场,刘萍并不看好。她认为“如果要对接上欧洲标准,产品的成本必须大幅度提升,那么老板所期待的利润空间就不存在了”。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向老板陈述这条简单的理由。

这是她未能说出口的缺陷之一。她已经停酒四年,逐渐学会如何与她曾经看为“权威符号”的人交流。从小到大,父亲总是毫不留情地指责她犯的所有错误,责打是泄恨式的,丝毫不近人情。对父亲的恐惧和怨恨延伸到了老师、老板、警察、政府……这些对刘萍来说都是无法交流的权威符号。

她借口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并需要调整工作时间以对接欧洲时间。她每天晚6个小时到办公室,等所有人都下班后,她一边喝酒一边看资料到后半夜。她要开拓一个不可能的市场,压力无处排遣。

但是酒后的世界没有任何压力。“当你很疲惫时,能感觉到全身同时一下子就特别地放松,头脑里那些嘈杂的声音一下子就没了。世界一下子开阔了,眼前的问题也不是问题了,我是那个英雄,是宇宙的中心。”

至于欧洲市场,从公司的角度看,工作开展得实在太慢,最终他们决定辞退这个效率低下的高级人才。刘萍失业了。

离职后刘萍的忧虑不断增加,关于生活、未来和酒精依赖。

她陆陆续续换了几个工作。跟朋友合伙做过生意,当过两年独立翻译,在一家涉外酒店工作过,最后又去了一家刚起步的私企。每当找到一份新工作,到了一个新环境,刘萍都下决心要开始新生活,但都失败了。

现在困住她的不只是那个她依然说不出来的缺陷,还有酒瘾。

即使在涉外酒店工作,她也会在上班之前喝两罐啤酒,换衣服时躲在更衣室里又喝两罐,没有酒她无法镇定地面对客人。酒是维持身体平衡的必需品,放假或失业时则成了生活的全部。刘萍在家里不分昼夜地喝酒,控制不住地喝到昏迷,等到酒精消退后,再把自己灌倒。

阿宽在失业后四个月里几乎不停地喝酒。

酒精模糊了虚幻和现实的界限。他曾无意中在交友网站上看到一个女孩子的照片,心中油然升起一股使命感,他要找到这个女孩子,把她救出来,娶回家,用一生呵护她。他甚至发誓,此生非她不娶。但其实他毫无行动力。他生活在一堆酒瓶子中间,蓬头垢面,几个月没换的衣服上沾满酒渍。

他依然每喝必醉,醉后跑到大街上撒酒疯,或者拿起手机乱拨号码,对着电话那头胡言乱语。如果是个女人接电话,他还会调戏一下。酒醒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一点点回忆起那些胡言乱语的内容。他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说成懦夫和妓女,把曾经信任他的朋友告诉他的秘密告诉每一个人。

他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但是有人扬言要杀他和他的家人。所以他每次酒醒之后打电话给所有亲戚,看看他们是否还安好。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骂他是畜生和人渣。家里人对他也逐渐疏远了。

半醒半醉之间,阿宽的自责和绝望日渐加重,但他也想不出任何办法,只好继续喝酒。在酒后的世界,他就是他自己的神。他拥有《海贼王》中各种恶魔果实的能力和江户川柯南的智商,集钢铁侠、超人、蝙蝠侠、蜘蛛侠、奥特曼等所有他知道的超级英雄的超能力于一身。他时而抗日救国,时而拯救地球,在日本侵略者和宇宙恶棍面前所向披靡,有惊无险地通过一道道关卡。唯一让他烦恼的,是酒醒后疼痛昏涨的脑袋,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无力。

失业四个月后,在25岁生日那天,阿宽决心停酒。那天他坐在一堆空酒瓶里,感到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抽完烟盒里的最后一根烟,他换上干净的衣服去姨妈家。姨妈做了一桌子菜给他庆祝生日。由于过量饮酒和沉重的心情,阿宽几乎没有任何食欲。姨父问他:“你吸毒了吗?”他沉默着,想起自己曾经吸过两次冰毒。姨父叹气:“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吸毒了呢?”他解释自己没有上瘾,又为那些胡言乱语的电话道歉。姨妈和姨父安慰他,并送了两包烟和两百元作为生日礼物。

阿宽已经几个小时没有喝酒了,他忍着买酒的欲望走回家,把自己关到房间里。他没有任何关于酒瘾的医学知识,不知道由于血液中酒精浓度的下降,中枢神经已经无法控制他的身体。幻听出现了。

关于停酒,刘萍被朋友劝过几次。

“我必须得跟你说了,你这样子是有点问题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怎么把自己搞得闻起来跟七十多岁老头似的。”朋友们讨论后,将刘萍的酒精成瘾归结于她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神经衰弱。刘萍提前三天停酒,给自己化好妆,鼓起勇气去了安定医院。她委婉地告诉药物依赖科的医生,自己最近“喝酒可能喝得有点多”。

医生告诉她过度饮酒的危害,这些没能吓住刘萍。她现在能确定自己对酒精的依赖了,但停酒对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007年,刘萍因为肝损伤住院。她化验单上的各项指标高得连医生都受到了惊吓。住院期间,她回了一次家,看见爸爸泡的药酒,“喝一盅不会伤肝的”,她想。继而又想起那些高出常人数倍的指标,看着手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

一阵纠结之后,刘萍还是给自己倒了一小盅。焦躁和不安在酒滑过喉咙的瞬间全部消散。刘萍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一个有鼻子有眼的人在对她说:“这次这一小盅先放过你,只不过想证明一下,我对你有绝对掌控权。”

出院后刘萍过了两个月滴酒不沾的生活。这段生活是怎么结束的,她自己也想不起来。

朋友再劝她,已是2010年。她们坐在家乡火车站的候车室,朋友正陪着刘萍等开往北京的夜车。

“你喝酒有问题。”朋友说。

“我没问题。”刘萍极少在人前承认自己饮酒失控。

“这是一种疾病,我不会因为这个瞧不起你。但是你的这个病我帮不了你,谁也帮不了你。”朋友劝道,“北京有那么多资源那么多信息,我相信北京一定有人能帮到你。到北京之后你要去求助。”

出门之前,刘萍喝了两罐啤酒,醉意未消,她承认自己的酒精依赖,并答应了朋友的要求。朋友走后,她又买了三罐啤酒。身体里的酒精浓度在下降,她需要补充。刘萍打开一罐喝完,又打开第二罐。喝了一口,她大脑里响起一个声音:“如果你这辈子还想有所改变的话,就不要再拖了,你总要有个开始。”

刘萍停酒的决心从未如此强大。她把喝了一口的啤酒连同剩下的那罐一起扔了,然后坐了一夜火车。

戒断反应很严重,刘萍躺在火车上铺,身体止不住地震颤,冷汗湿透了衣服,又染湿了被褥。半梦半醒之间,一个个梦魇从眼前飘过。最可怕的是心悸,心脏像是要从胸口跳到喉咙。

死就死了吧。她想,如果真这么死了,就省心了。

从姨夫家里出来后,阿宽停酒的决心坚定。他忍着强烈的戒断反应,直到幻听出现。

阿宽坐在房间里,忽然听到有人在骂他是畜生,是人渣。他站起来,想弄清楚是谁在骂他。辱骂变成了惨叫,声音很熟悉,好像属于哪个亲人。惨叫声逐渐多起来,男人和女人的声音都有,阿宽听见所有的亲人都在被人折磨。

阿宽走出房间又走出家门到了大院里,还是找不到声音的来源。他嘴里疯狂地喊着“别伤害我的家人”走了一圈又一圈。邻居听到声音探出头来问:“怎么了失火了?”看到是阿宽又缩了回去。他给父母打电话,没有打通。耳边的声音又变了,数不清的声音在告诉他你的家人都死了你的父母也死了。他想起爷爷,爷爷好像还在家里,有个声音说:“你爷爷一定得死,要不你现在把你爷爷杀了吧。”

阿宽被这个声音驱使着回家。他拿上枕头走到爷爷床边,叫醒爷爷,为自己对家人的伤害道歉。爷爷很奇怪,安慰阿宽“怎么会呢”。阿宽回到自己房间,为刚才的举动深深自责:“我真是个畜生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爷爷又睡着了。阿宽走到厨房找到一把菜刀拿回房间,在左手腕割开一条深深的切口,又在右手腕上割开一条。“不能死在家里面,”他想,“爷爷会受不了。”他走出门躲到一条小巷子里,在臭水沟边上坐下等血流干。他想起自己属鼠,臭水沟是个不错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