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6月份,小河发现自己是带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在选择人物,以至于几个“肖像”或者代表了某一社会阶层,或者有某些不同于众人的明显特征,而小河最初的设想,是给一个“普通人”写歌。他发觉自己下意识地把普通人“分了等级”,觉得边缘化的人才是普通人,这“很可怕”。

因此在8月,他从来信里选出了王若珊,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年轻人。

王若珊1991年出生在北京,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系的大二学生,喜欢参加快闪,随身携带速写本画画。她热爱动画,总会冒出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人为什么悲伤的时候会流眼泪,什么使心脏在跳什么又使心脏不跳了。她皮肤黑黑的,有些婴儿肥,说话声音是北方女孩特有的高亢。让她变得显眼的,是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梳得高高的扎在脑瓜两边,酷似动漫里美少女的造型。

王若珊和小河见面的时候,才19岁。她吓了一跳。小河拄了一副拐杖,走路一瘸一拐。她心想:“这大爷,怎么是个残疾人啊。”

小河的脚后跟是在演出中摔碎的。

那次,小河和乐评人颜峻一起办了一次装置展览。展览期间,主办方邀请小河进行音乐表演。演出中,小河爬上两米高的台子,背着吉他,打算往下跳——那段时间,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正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临跳前,他问观众:“你猜,跳楼的人在起跳后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一会儿在空中我就会唱我想到的。”他开始起跳,时间太短,他只顾着弹吉他、唱歌,忘了膝盖打弯,一下子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好久没爬起来——两只脚的脚后跟粉碎性骨折。观众边鼓掌边评论:“看,装得好像。”

小河在空中唱的那句话是:“我后悔了,我后悔了。”

事实上,小河很少乖乖地演唱一首歌。他最喜欢琢磨的就是如何别出心裁地演奏同一首歌曲。1999年,小河组了乐队“美好药店”,自己作为主唱。他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来解释这支乐队:“我们想成为自身的实验和被实验的动物。”2000年,萨克斯手李铁桥加入乐队。他和小河第一次见面时说:“要做一种更自由的实验的即兴的音乐。”小河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一个月之后,“美好药店”开始演出。演出前,大伙很兴奋,强烈的表演欲望堵在五脏六腑,等着发泄。上了台,李铁桥开始大段地即兴solo,跟排练的时候差别很大。演完,李铁桥很不好意思。小河说,没事没事。过几天,颜峻在《通俗歌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噪音合作三杰,‘木推瓜’、‘废墟’和‘美好药店’,新加入的‘美好药店’萨克斯手大段即兴solo。”李铁桥感到挺意外的:“第一次演很激动,没想到被夸了一下。”

在“美好药店”阶段,小河乖戾、怪诞,每次演出都像在做实验。他把头发剃了,只在发际线前边留了一圈头发,眉毛剃了右边留了左边,胡子则留了另一边,右边耳朵上挂了一个自行车交税的税牌,整个人乍一看有点说不出的拧巴。他着迷于生活中的戏剧性,并把这种戏剧性带来的张力加入音乐中。“美好药店”和他一样,看上去十分不对劲。有时,他们穿病号服坐在马桶上演,又或者每个人头上戴了一个纸糊的鸟笼。有一次,在杭州,乐队每个人买了一个绍兴的毡帽,五个人用毡帽把脸全部套住,蒙面演了一整场。“美好药店”的演出,没有一场是重复的。

这些把戏都是小河想出来的。“美好药店一直在创新,包括所有形式上,野心显而易见,就是区别于所有的风格从而载入史册。”小河说。乐评人张晓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把民谣玩得不太像民谣,把摇滚玩得不太像摇滚,把音乐玩得不太像音乐……这不是严格意义的实验音乐,是一种妙趣横生的实验精神,一种‘不一样’、‘更好玩’的惊奇和魅惑……不同于一般摇滚乐手在舞台上发泄式的演出,小河很早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表演意识和对在舞台上对观众的掌控。”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表演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音乐家应该具备的,不是假的装模作样,而是如何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好的东西传达出去。他从很早就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很多乐手包括木推瓜,只专注在音乐本身这块,但在表演上是缺乏的。”宋雨喆说。2000年,他组了一个叫“木推瓜”的另类摇滚乐队,和“美好药店”是兄弟乐队,他喜欢在歌词中编织一些政治隐喻的元素,相对于美好药店,木推瓜则摆出了更为直接的反抗姿态。

在一首叫《走神》的歌里,小河讽刺了那种程式化的主流摇滚乐手:“有个老的摇滚乐队的主唱,每次唱完一句就要突然离开话筒,然后整个身体都像散掉一样在舞台上疯狂地甩他的贝司手有一点走神,这让我觉得他的技术非常的好,我也应该让我的贝司手走点神,因为他走神的时候,看上去像一个,活着的人。”

小河后来解释,很多人先模仿西方的形式,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贴上去,但对他来说,这样的音乐不是从骨子里生长出来的,“你会觉得害臊、遗憾,我就想我要抛弃之前的我知道的所有束缚和形式,看看能不能有一种音乐是从自己的感觉里创造出来的,哪怕很生硬,很怪诞。”

2001年,在五道口的开心乐园,“痛苦的信仰”乐队的高虎撺掇了几个乐队一起演出,有“美好药店”、“舌头”、“木推瓜”、“废墟”等。那是一个溜冰场改造的简陋酒吧,需要穿过一道铁路和一条巷子才能找到。巷子口砌了一排平房,稀稀落落站着一些小姐。酒吧老板是个有风情的中年女人,喜欢和小伙子们打情骂俏。演出前,李铁桥喝了啤酒,想上厕所,小河把他拽住:“别尿,咱们演出的时候在台上尿。”

“你要干吗?”

“今天我要在台上拉屎,你就在台上尿吧。”

“你真的假的。”

“我当然是真的了。你就这样,憋住。”小河说。

开场,颜峻先登了台。他对着麦克风,念了一段新出台的演出管理条例:演出过程当中不准有裸体、黄色的行为.…….小河站在旁边,把裤子脱了下来。

李铁桥想,第一次当众撒尿,可能会紧张尿不出来。他找人借了一副墨镜把眼睛遮住。小河对着一个啤酒瓶先尿,随后麦子接过啤酒瓶把尿喝了下去。接着,小河展开一张画布,蹲在画布上拉屎。拉完以后,用手指在画布上开始作画。李铁桥也被带动,决定接续小河的表演。那次他们身上套了一个麻袋作为演出服,于是他一手拿着萨克斯一手撩起麻袋,开始撒尿。瞬间,很多闪光灯对着他咔咔咔,他想反正戴着墨镜,于是两眼一闭,继续尿,时长一分钟。

这些看上去有些粗俗的举动,当晚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违和。2000年左右,北京的地下音乐暗流涌动,各种风格开始出现,朋克、重金属、实验摇滚、噪音。这些乐队基本没有大型演出的机会,只能在北京几个固定的酒吧演出,票价一般不超三十,大部分免费观看,演出的设备很差,但现场氛围热烈,像一场集体的释放。这些乐手大多是70后出生的外地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有太多的情绪和想法需要通过音乐表达。

2005年,李铁桥离开中国,去了奥斯陆。拉手风琴的张玮玮加入乐队。小河和他聊天:“人一定要解放。不光解放自己的思想、观念,还要解放自己的身体。”

2010年夏天的那个早上,当王若珊见到小河时,小河就因为解放身体而“残疾”了。

“你是写歌的吗?”王若珊问。

“是。”

“你有乐队吗?”

“有啊,叫美好药店。”

“你脚怎么弄的?”

“哎呀,太激动了,从楼上跳下来了。”

那天的大部分时间,是王若珊在聊自己的故事。她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她和妈妈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她最近正忙于给喜欢的男生做一个Flash,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她发愁很多事情:前几天,姥爷走路歪倒,把盆骨摔碎了;她不是个漂亮女孩,跟男生表白总被拒绝,一辈子嫁不出去怎么办呢?更重要的是动画,她的偶像是画《三个和尚》的阿达,她想,有一天她也可以画出那种单纯、简单、能让全世界看懂的动画片。小河在旁边听得呵呵笑。

和小河见面半年后,王若珊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沉迷在创作中的王若珊,有一天觉得自己悟到了动画的奥秘:“动画是在创造生命……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一下子,你就进化了。”她的举止变得异常,走在路上突然开始唱歌,有时半夜跑出家大叫。妈妈把她送到安定医院,医生诊断她是“双向感情障碍”。

她在医院待了三周。没有手机、没有速写本,只能带一本书。每天早晨起床,吃饭,接着去做无抽搐电击。午饭之后吃药,护士会检查她的舌头底下有没有藏药片,吃完药她就犯困,没有力气。她想逃出去,发现门被锁得死死的,她害怕极了,开始大哭。医生就用绳子把她绑在床上。一段时间之后,她慢慢懂得怎么应答医生的问题,她觉得自己会演戏了。三周之后,她被放了出来,她回家照镜子,看到自己变得又丑又胖。

临出院前,医生对她说:“王若珊,你记住,我知道你是做动画的,你做的片子很好看。但是人都有个框框,你出了这个框框要么来我们这儿,要么去警察局,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大四那年,王若珊开始准备自己的毕业设计。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她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工作室,每天不停地画画,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画四百多张。一年下来居然画了一万多张。她做了一部时长7分钟的动画片,叫《电梯口》,讲了一个女孩想坐电梯回家,却因为太善良、不停给人让路,一直没有坐上电梯。片子的结尾,她决定爬楼梯,她想总有一个阶段是需要爬爬楼梯的。

那个女孩是王若珊送给自己的自画像。

毕业之后,王若珊进了一家游戏创业公司。在那儿,她遇见了一个做程序员的四川男孩,他们谈起了恋爱。几个月后,男孩向她求婚了。

到了2015年,有一天,一个叫麻油叶的人微信她:“你好,你还记得五年前要给你写歌的小河吗?现在我是给你写歌的人。”接着,“麻油叶”问了她这几年的状况。几天之后,王若珊很意外地发现,这个人是她非常喜欢的民谣歌手马頔。

王若珊告诉马頔,自从2010年那次见面,五年了,她一直没有见过小河,几乎快忘了这件事。她说:“请你转告小河,我已经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