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有时间在父母家多待两天，我想应该花些时间和外婆在一起，陪她说说话。我和母亲一起坐下来跟她聊天，我经常需要母亲大声重复我那蹩脚的老家话，外婆才能听懂。
外婆的神情又开始恍惚起来。她对着妈妈说：“我该回去了，在这已经住了好长时间了。”她指回舅舅家。知道外婆又犯糊涂了，妈妈用略带嗔嗲的语气大声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昨天才来呀。”
“昨天才来呀，”外婆轻轻重复了一遍，点点头，并不理会，兀自说道，“这么我也该走了。昨晚上做梦，阎王爷说，我该回去了，他说他不会为难我的，因为我做了很多好事……我死了，你们不用哭，只要叫我几声就可以了，叫多了会把我叫回来的。”
“你看看，又说胡话了。”妈妈对着我说。我沉默着。心中掠过一阵难过，却并不强烈。
那天外婆又提出来要跟我一床而睡。她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说，她睡觉很安静，不会打扰我的，也不用占很大地方。我的心像被电着一样。其实我已经打定主意在离开前的那晚要跟她同睡，无论我会怎样地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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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那年，我被放到外公外婆家寄养。我的父亲高中毕业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虽然他的高考成绩很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上清华也没问题，但他选择了参军，因为在部队里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他先后在不同的地方服役，最后被调到上海东海舰队后勤部，母亲带着比我大五岁的姐姐到上海先和父亲团聚；我因年幼被留在老家，那时，我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
外公外婆的家在一座深山里。我一直不知道那山叫什么名字，而且似乎也不在乎它的名字。我后来问过家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是一座绵延不绝的山脉，盘山公路蜿蜒陡峭，常有险峻之处令人摒息。途中会经过南山水库，景色秀美。外婆的家便在这座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名叫石头岭村。
那个村子非常小，小到大概只有不到10户人家。它在一个开阔的山坳里，从外婆家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山和梯田。紧挨着村子底下有一个池塘，是全村人洗米、洗衣服、洗马桶，甚至夏天游泳的地方。小时候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看日落，我会趴在小表舅房间的窗口呆呆地看着夕阳在远处的山峰一点一点地沉下去，直至全无——天忽然就黑了，炊烟升起了。
我的童年记忆是从石头岭村开始的。那时，四姨、小姨还没出嫁，舅舅也还没对象。家里就我一个外孙女，自然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睡。印象中外公外婆的房间黑极了，似乎没有窗户。有一天晚上，我肩胛痒痒，就在被窝里向外公发号施令，但他挠的不对，我不满地嚷着说：“角角岭啦，角角岭啦！”
角角岭是离外婆家不远的一个小山脊的名字——似乎也不是正式的名字，只是一个俗称。从汽车站往外婆家走的路上，爬上那个山脊，就能远远地看到外婆的房子了。上坡下坡都非常陡峭。我记得后来长大回老家探亲，有一次是我姐骑车带我下坡，我吓得魂飞胆破，心立刻从嗓子眼里飞了出去，几乎要魂魄分离。我和我姐的性格是两个极端：她的胆子贼大，我的贼小。
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冒出来“角角岭”这个叫法，可能是肩胛的那个曲度让我联想到它。总之，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对外公颐指气使挠“角角岭”的事。后来我每次回老家，村里长辈总少不了嘲笑我小时候在外公外婆家的蛮横无理。
我那时确实是有些蛮横无理的。我特别粘外婆，我要求她做什么事都要带着我：去地里干活带着我，挑井水带着我，外出买东西要带着我……有一天外婆在我睡午睡的时候没有叫醒我，私自去上面的一个乡里买了米。我醒来得知后，大发脾气，要她再带着我去买一遍。外婆被缠得实在没办法，只好空着手带我走了一遍，我心满意足了。
我后来常常自责小时候对外婆太不讲理。不知是缺少安全感的表现，还是对愈亲的人愈会无理要求？
我出生的时候“文革”还有两年才会结束，但我对那个年代没有任何记忆。那时整个中国是贫穷的，农村就更穷了。但是我的童年记忆并没有太多的饥饿。外婆常常能从地里拿回家吃的东西：红薯、花生、玉米、萝卜，不一而足，还有各种蔬菜。外婆还自己养鸡养鸭。外公是木匠，农活基本上由外婆一个人做。那时的外婆精力充沛。记得有一次我背着小竹筐跟着外婆去采茶叶，生产队里的其他组员都夸我采得好，外婆很高兴，也在别人面前夸我，其实我是在那瞎采，但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六岁那年，我回到上海父母身边去上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适应，每天都想念着外公外婆和石头岭村。或许是从农村到大城市的巨大环境变化，或许是父母在童年时期的缺失，我一下子变得内向敏感孤僻自卑起来，和父母的关系也处得不好。每当我感到被冷落，被伤害，伤心自艾时，我便提笔给外公外婆写信。这些信并没有寄出。外婆也并不识字。
我总是盼着放假，因为一放假就可以回外婆家了。那时从上海到石头岭村，要先坐八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再转长途汽车，中间还要再倒车，差不多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时的汽车车顶上有一个行李架，行李都放在上面，用绳子捆绑着，开进汽车站后，有人站到高台上把行李一件一件扔下来。我是那样喜欢回老家的旅程，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是当列车员，为此我还在日记本里贴了一个橡皮泥的铁路徽标。
一直到上高中，只要没有意外，我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回外婆家。过年更是雷打不动的行程。我喜欢在老家过年的气氛。那时冬天还经常下大雪。一大家子三代十多口人聚到一起非常热闹。外婆会给我们这些小辈们准备崭新的压岁钱。记得早年是几角，后来经济条件好了变成几块。初一早上起来，外面是一片银装素裹，外婆已经准备好用蜜枣、白糖泡的甜水，是吉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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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夏天，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外婆家过暑假。印象中那个夏天有些安静，表弟表妹们都没有回来。舅舅已经结婚生子，吴家香火后继有人。舅舅子承父业，跟外公学木工活，在村外开了一个小厂子。他是外婆六个孩子中唯一自由恋爱结婚的。舅妈来自另外一个不太远的村。她和舅舅相识缘于小姨。小姨是姊妹中读书最多、也最爱读书的一个，她从小字写得很好，性情颇为清高，但命运不济，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的一家标牌厂工作，舅妈是她的同事。
我记得我还在外婆家住的时候，舅舅和舅妈就已经谈上恋爱了。印象中舅妈到外婆家来过几趟。我对她没有产生特别的印象，只记得她似乎梳着一个大辫子。外婆并不喜欢这个未来的儿媳，似乎嫌她过于精明厉害，怕敦厚老实的儿子吃亏。但舅舅没有听从外婆，虽然也曾闹过分手，但后来又和好了，结了婚，很快生了一个儿子。
那个夏天，上小学的我在外婆家过暑假。我第一次看到外婆和舅妈当着我的面吵架，吵得很凶。我不记得她们为什么争吵了，只记得那个一直深深留在我脑海里的画面：她们在堂前（带天井的厅堂）面对面站着，外婆穿着青色斜襟布衫，一边手里干着活，一边声色俱厉地说着；舅妈则一只胳膊夹着才一岁多的儿子，身子向前倾着，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着，激烈地回应。她们互相咒骂着，唾沫在照射进来的夏日光线中飞舞。我站在一旁，茫然无措，心里很是害怕。多年后，我每每回忆起这个画面，就像看一个默片，听不见她们的声音，只看见她们快速张合的嘴唇和灿烂阳光下挥舞的手臂和横飞的唾沫。而我是唯一的观众。
此后，无论时间流逝，我对舅妈在心理上总或多或少有了隔阂。外婆无疑也是强势的。听母亲说，那时家里吵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温和的外公想搬出去图个清静，被外婆断然阻止。外婆说，为什么要让着她？同样温和的舅舅夹在中间常常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如今，年事已高的外婆也不得不依靠媳妇照顾了，但中间仍隔了层东西。
那时的外婆仍是强壮有力的，虽然年过五十，但下地劳动，里外持家，都靠她一个人。“我什么都能种，做出来的萝卜这么大。”在今年年初的那次谈话中，她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她说外公总是把钱交给她的。她对着母亲说：“他对我很好，我就很平心，很知足。他有什么吃的都带回来给我。我理家，把家理得好好的。你爹把钱给我，我知道应该买什么东西，我每天想着怎么用这点钱。我知道买什么糕点给儿孙们。你爹不懂这些。”
外公是一个温和的人，内向，不爱多说话，晚间兴致好的时候他喜欢独自饮一盅黄酒。他抽烟抽得很厉害，因此常常咳嗽。他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偶尔帮外婆做点农活。大部分时间，他在堂前刨木头，用墨盒画线，或者就是坐在那里抽烟。他瘦弱的身躯因剧烈的咳嗽而愈发显得单薄。外公并不是一个轻易表露自己感情的人，和大多数农村里的男人一样，他也重男轻女，但他对我是好的。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回老家，我们在小姨家做客。小姨之前出来打工曾住在我们家，我父母帮她在部队的招待所找了一个前台的工作。我经常感慨她的大材小用和人生际遇的不平，但小姨自己似乎已经不再抵抗命运。她一直过了三十还没找对象——她对人仍是要求高的。后来在家里人的各种压力和介绍下选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小姨父来自我父亲的那个镇，务农之外，他以踩人力车拉客赚点外快，但赚得很少。我想小姨终究决定向命运妥协。她跟着小姨父回到镇上，干起了农活。收入少得可怜。他们生了一对龙凤胎，经济压力更加沉重。我们常常想在财务上给她一些帮助，但她总是拒绝，并会千方百计地还回来。孩子们考上大学后，自尊要强、拒绝资助的小姨终于向亲戚们开口，她说这些钱以后会慢慢还的。
那一次回老家，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我记得我站在小姨房子的门槛内，外婆站在门槛外，旁边还有小姨和母亲。外婆显得心神不宁。她说，她刚从庙里回来，她去给外公求了一个签，算了一卦，说是如果能熬过这个年关，就暂时不会有事了。我很是震动。我竟不知外公的身体状况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我被一种亲人要离去的恐慌和生命的不确定性攫住，忽然害怕起年关的到来。
外公熬过了那个年关，我们都松了口气，外婆也愈发心诚地念佛——她是整个家庭里唯一信佛的人。
然而，外公终究没有熬过太长的时间。1990年4月的一天，我上高一，老家忽然来电话说外公快不行了。父母立即赶回去了。三天后，外公走了。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外公死前非常痛苦，浑身痒得厉害，都挠出了血。我听了很难过，想起小时候让外公给我挠“角角岭”，他总是挠不对，我就撒野。
然而，外公去世带来的震动很快在与老家隔绝的世界中消逝了。自从上高中后，我就不怎么回老家了。我的生活被其他的东西占据了：备战高考、成长的烦恼、人生的困惑、对未来的憧憬和迷茫。老家的山水人情似乎都在慢慢离我远去。及至到北京上大学，就更少回外婆家了。
外公去世后，石头岭只剩外婆一个人（舅舅一家于80年代末去了杭州发展），子女们便经常接她出来住，怕她一个人没人照顾，又寂寞。不过，外婆习惯了农耕生活和自己的家，出去住不了多久就要回去，特别是清明时节，必然是要回去给外公扫墓，以及挖春笋的。
很久以后，我已经工作了，有一次我回到石头岭，惊讶地发现这个充满童年记忆的村庄，已近消亡。老年人离世的离世，年轻人则全部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两个常住人口——我的大表舅和他爱人，继续着农耕生活。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在外地。（如今就连他们两口子也在山脚下的镇里买了带现代卫生间和厨房的新房，只在采茶季节回石头岭了。）外婆一年只回来住几个月。除了外婆和大表舅家的房子，其余的大都坍塌了，底下的池塘水也几近干涸。不过是二十余年间，人和物就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外婆年纪愈来愈大，但常年的农作生活令她身体健康。倒是在城里住的时候，她很不习惯。那里，她不认识任何其他人，又有语言障碍。大部分的时间她只能坐在屋里，无事可做。她常常闲不住，想在饭后帮忙收拾碗筷，或是洗洗衣物，但总是被儿女们阻止。
七八年前，外婆终因体力不支干不动农活了，被子女们说服完全离开石头岭。从此石头岭的老屋迅速地衰败下去，先是做饭的灶头倒了，后来半间厨房整个倒塌了。外婆知道很着急，让舅舅去修。但懒散的舅舅总是拖着，因为修起来也没人去住，总不能让外婆一个人住那。于是，到今天为止，修缮工作仍未启动。
这两年，随着外婆越来越多地说“要走了”这样的话，把老屋修起来的事重新被提起。外婆是想回到老屋去离开这个世界的，只有石头岭的那个家才是她真正的家，让她内心安宁的家。但每次和母亲说起这事，她也总说不现实。不是修缮难，而是修起来了也不可能有人陪外婆回去度过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听到这里我也只能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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