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崔健就像撑开一把伞，把我的世界整个打开了。
2008年7月，北京青年汪浩来到上海。他来上海有两件事：打架，顺便看看魔岩三杰的演唱会。
他在一个类似《搏击俱乐部》里那种打野架的QQ群和人约架约在上海。见面后，汪浩发现对方是个两米多高的大胖子。大胖子看到汪浩就挑衅：“你北京的吧？你们北京，甜食不好吃。”汪浩马上被激怒了，准备开打。结果胖子很不屑，不肯跟他打，因为汪浩只有一米六多，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最后他们吃了个饭就散了，架遗憾地没有打成。
然后他就去看魔岩三杰的演唱会。我也去了。上高中时我混摇滚论坛和好多莫名其妙的QQ群，在其中一个群里认识了汪浩。那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汪浩剃了个平头，穿着拖鞋和一条黑色的格瓦拉大裤衩。他后来成了我们乐队的鼓手。
那年9月，我来北京上大学，又见到了汪浩。那时候我还比较蠢，看他在校园里抽着烟，提醒他别这样，“影响不好”。
2010年的一天，汪浩发来一条短信：“一起组个乐队吧,乐队名字就叫饭来张口。”我、汪浩和麦子哥于是组建了“饭来张口”。汪浩还说，这个乐队要带上二锅头还有一辆板车出去卖唱。
因为大家都没去过青海湖，就把青海湖定为目的地。我们到北京郊区亦庄的双龙三轮车厂，花了1000多块钱定做了一辆焊了棚子的三轮车。又到另一个村子的修车铺，花了1000多块钱给三轮加装了马达。然后汪浩把车子骑回家，没事就在他家那个高档小区里骑着破三轮转来转去，说是“练车技”！
我们混过了一整个冬天，又混过了一整个春天，终于决定在2011年的夏天上路。7月8日，我和汪浩驾驶着三轮正式出发，麦子哥将在半途与我们会合。我们的另一个朋友小日啊（编者注：是的，他自称“小日啊”！）骑自行车与我们同行，他要给我们拍一部纪录片。
二
第一天上路车就坏了。
那时汪浩开着车，刚上路比较谨慎，一辆辆运货的大车从边上呼啸而过。我们虽然慢，却很稳健，三轮看起来状况不错。但很快我们就遇到一个特别长的斜坡。汪浩想刹车，却发现刹不住，车子一路加速直下。我们大喊大叫：“哎哎哎！”“小心！稳住！”“啊啊啊！”当时确实很慌，但又有点故意。车子“咣当咣当”冲到下面一个烂泥地里，颠得特别狠，终于停了下来。
我们回了回神，都下了车，互相说：“抽根烟抽根烟，压压惊。”这时我们才到官厅水库，刚进入河北界。
这天晚上，我们就在水库河滩上找了一块干的泥地安顿下来。水库边上特别漂亮，周围是山，水面被风吹来吹去，非常开阔。我们直接用水库的水洗手洗脸，捡来柴火用一点汽油点着，下了点面条吃。这天挺累的，太阳没下山我们就歇了。隔天一早，我被太阳晒醒，全身都不舒服，就像前晚被人打了一顿。脸上一层灰和草，还爬着虫子。
再出发，我们路过漂亮的薰衣草和葡萄酒庄园，上了一座公路桥，然后轮圈就爆了。车子失控往前歪着滑行，擦出刺耳的声音，最后撞在了桥一侧的栏杆上。我下车一看，轮圈都变成桃心形了。
破三轮后来几乎每天都要坏一点。我们一路跟无数个修车铺子的小哥大叔打交道，自己也成了修车能手。
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一本旧地图，这是一本90年代的地图，好多路早就改线了，甚至有的行政区划都变了，我们被它坑了许多次。此外唯一可依赖的就是我的诺基亚6120C手机，这个手机甚至都不是智能机，里头的地图也非常烂，无比难用。
出河北进山西的路上，我们走错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一个不知叫什么的小镇子。这就是个一条街的镇子，挺窄的一条公路，沿着公路有些房子和农田。晚上我们在路边的大戏台里睡觉，棚顶还有鸟和蝙蝠。早上醒来，身边围了一圈老头老太，他们就看着我们，不说话，研究了半天，问道：“弄啥（四声）滴？”
11号我们到了大同县，进入山西境空气马上变差。运煤车明显多起来。路是黑色的，尘土飞扬。汪浩一路都戴着面罩，我则戴着风镜和一个没什么用的防毒面具。
山西当地有个说法：“左云贫，右玉富”，原因只是一个地方有煤而另一个地方没有。差别确实很明显，左云到处都破破烂烂的，是个落后了20年的县城，我们先到了左云，在那儿卖唱只挣了10块钱。在山西一路路过的尽是些又小又破的村镇，当地人根本没见过卖唱的。他们看我们衣服脏兮兮头发乱糟糟的，却戴着眼镜，又野蛮又斯文，都很好奇。我们屡次被当成流动补胎的，或者卖鞋子、卖渔竿的货郎。跟他们解释卖唱，往往不如弹琴唱一个来得明白。
到右玉已经是下午五六点，天黑沉沉的，开始打雷。我们赶紧找了个小广场，拿乐器、接线、调音，迅速开始唱。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围过来看。远处有闪电了我们还是不肯停下，直到雨点落下来，才赶紧收拾东西跑到一个屋檐下避雨。一群无所事事的小孩从我们刚进县城就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这会儿也跟着躲雨。
我看到路上昏暗的路灯，灯光颜色几乎跟我老家的一模一样，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像这群小孩一样到处游荡，直到我妈喊我回家吃饭。我们一起看雨，还把烟分给小孩子抽。
这天晚上为了给音箱充电，我们只能派一个人住进小旅馆。讨价还价失败，旅馆要收25块钱。但第二天结账的时候，老板娘好像认出我们是昨天卖唱的，多找了两块钱当作卖唱费。
离开右玉，我们在一个山里的小加油站停下，坐着休息。两个本地人在边上坐下跟我们聊天。突然，他俩站起身一左一右跑了。我们正诧异，一抬头看见前面山上下来一辆消防车从面前快速开过，正好压过一个大水坑，泥水“哗”地泼了我们一身。气得我们追车大骂。
7月13日，我们总算到了凤凰城镇。没进城我们就被震慑了。城门开在非常高大的一大圈城墙中央，很气派。
进去却是另一幅景象。整个镇上都看不到年轻人，只有老人和小孩。镇里有大槐树，老太婆包着头巾在树下蹲着抽烟。这里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也没有修车铺子，只有一些新修的小房子，全都长得一样，方方矮矮地排列着，跟军营似的。这里是个地质灾害村民安置村，政府投了很多钱搞旅游，在山顶上新修了一座挺雄伟的佛家寺庙，我们去看，庙还没造好，上面狗屁都没有。从山顶俯瞰，下面广场的地上居然画着巨大的奥运五环。
傍晚，我们爬到寺庙顶，天边的火烧云特别好看。庙里的和尚开始撞钟念经，这大概是整个镇子唯一的声音了。晚上我们爬到城墙上睡觉。这个镇子到点断电，9点左右，全镇的灯一下都暗掉了。
三
出凤凰城镇不久，麦子哥来了。
和麦子哥认识，也是在那场魔岩三杰演唱会。那天我和汪浩碰了面，在上海体育馆大门口聊天。有个人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看着跟瘸子似的。他背了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包，穿着格瓦拉的T恤。这个人走过来指着汪浩的格瓦拉裤衩说：“你这裤子不错，能不能送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穿全套格瓦拉了。”汪浩很淡定地说，不行，因为我里面没穿内裤——他真的没穿。
这个人就是麦子哥。我们三个同岁，但麦子哥已经不上学了。这次，他晚我们几天从杭州出发，我们在准格尔旗会合。
出了准格尔旗，三轮上国道一连赶了四天路。连着100多公里路全在修，路过的都是运原料的大车。有的柏油路整段被挖得坑坑洞洞，黄乎乎的全是土。我们走着走着就开始下雨，裤子全都黑了。
这几天路过的村镇都很穷，水很稀缺。小日啊有一次找村民要水，人家只给了他半碗。在那种气候下人每天会出很多汗，当地人喝咸的砖茶，估计是为了补充盐分。
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劫道的老头老太。老头摆了几个石块和树枝在路中央，老太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那儿。每辆大车路过都得停下来交“过路费”，大车司机也不敢动他们，老老实实给个十几二十块，还得自己移开障碍。
三轮车的刹车一路都有问题，我们不得不在一个修车铺子停下修理。车子要换弹簧，还有两个零件需要加工，我们在铺子里等了几个小时，和修车的小伙子聊了起来。小伙子跟我们差不多大，马上就要结婚了，他在修车铺对面造了个难看的小房子当做新房。那是个刚建好的毛坯房，就像两个叠起来的纸盒，里面空空荡荡，只有水泥墙。小伙子说，我们晚上可以住在他的新房里。
天快黑了，他的朋友们来找他吃饭。大家都搭了把手，帮我们把车子推起来以便装零件。小伙子给我们修完车，没要钱，还送了我们一个后视镜，让我们把它装在车上。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们还说：“你们是远道而来的。”
然后所有人挤进他们的一辆破桑塔纳到县城里的饭馆吃饭。我们本来想请他们吃一顿作为答谢，到饭馆一掏口袋发现只有80块，估计是请不起了。饭馆里有个大圆桌，我们围着桌边坐下。他们也坐下，却突然变得有点奇怪，他们坐在了另一边，和我们隔开一两个座，坐下后自顾自聊天，没搭理我们，过了很久也不点菜。我们有点尴尬，感觉到他们其实不想和我们坐一桌，我们估计可能是他们请不起，还觉得人太多，让我们请也不好意思，于是我们干脆另开了一桌。
我们就这么分了两桌吃饭，吃完他们又把我们载了回去。
我们一路都在跟陌生人打交道，情况常常很微妙。
还有一次，我们休息的时候遇到了几个年轻人。聊了两句，他们就扛出两箱啤酒跟我们聊天。我们喝着酒弹琴唱歌，非常开心。一个小伙子喝大了，还想把钱和MP3送我们，我们当然没收。可第二天跟他们道别时，小伙子们又变得特别生疏，眼神回避，好像不认识我们了，场面很尴尬。
车子还在不断地坏。坏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路上，我们就只能推着车走。人太多车载不动，轮番推车上了好几个上坡后，我们筋疲力尽，于是决定分头走。小日啊骑车，麦子哥搭车。我扒了路过的大车，回头对开车的汪浩大喊：“山顶等你！”
在山顶能看到很多圆圆的山头，顶上有大铁塔，那是信号站。汪浩小小的三轮，从远处的山顶直冲下来，又慢腾腾地爬上下一个山坡，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