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后,其中一小部分人赚到了钱,大部分人黯然离开海南岛。Summer是留下来的三万大学生之一。1991年,她坚持要借几万块钱买下丈夫所在的建筑公司的原始股。她的远见得到了回报。两年后,建筑公司上市,Summer几万元的投资翻了几十倍,变成了几十万。又是两年后,Summer开始用她的第一桶金投资房地产项目。2006年,Summer和丈夫离了婚,用她在房地产行业中赚到的钱开始投资有机农业。

“上船半个月的时候,真是烦躁得很啊。”Summer说,四川人一般口味比较重,邮轮上的饭菜虽然做了中式的调整,但仍然很寡淡。尤其是那漫长的一周航海日,每天漂在海上,什么也干不了,实在难熬。Summer决定去学学船上的意大利语课程,下课之后她就去找意大利钢琴师卢西亚诺练习新学到的内容。

卢西亚诺来自罗马,今年60岁,一头银发,每次在“甜蜜生活”酒吧弹钢琴的时候,他总是边谈边唱,歌曲的节奏很欢快,他唱歌时总是转过那雕塑般的面庞对观众微笑着,拥有无数粉丝。

“Summer的意大利语学得很快,她很聪明。”卢西亚诺说,“我喜欢和中国人聊天,他们总是很真诚。”卢西亚诺给Summer看自己以前演出的视频,还打算向她学习中国歌曲。Summer把今天新学习的意大利语单词拿出来重新温习了一遍,在表演的间歇,两人又坐在沙发上聊了起来。

但另一段罗曼史小故事,则有点小忧伤。

3月1日刚上船那天下午,袁野在“甜蜜生活”大厅的酒吧遇到了来自西西里岛的意大利乐师Mauruzio,两人一见如故,一起拍了张合影。两个人从来没约会过,但总能在自由行的景点偶遇。“他也许不知道,他给我带来这么多快乐与惆怅。”袁野说。

虽然语言不通,但两个人还是慢慢熟悉起来,合影也越来越亲密。他们一起在日光甲板上晒太阳,在舞会上打招呼,细心的意大利人还热心地做起袁野岸上游的导购,虽然她什么也听不懂,但他还是执着地在一张纸上认真地写满了各种价格和品牌的名字。有一次,在马尔马里斯岛的海滩边,袁野做了个要跳海的动作,Mauruzio吓得立刻冲过来抱住她。

袁野是中国第一代售楼小姐。80年代中期,出来卖房子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说明你进不了正式的国家单位。”她说。她2002年下海,做起了房地产生意。袁野和前任丈夫结婚是1983年,当时她只有21岁,对方是自己的领导介绍的,两个人认识还不到一个月,相处没超过48个小时,也从来没有约会过。

大西洋号抵达希腊圣托里尼岛时,在那个到处是浪漫蓝白房子的小岛上,湛蓝的爱琴海边,袁野又遇到了Mauruzio。圣托里尼的山腰上开满明黄色的野花,两个人一起在山坡上一起漫步,拍照,浪漫的意大利人为她唱了“Everybodyischanging”这首歌,还采了一束鲜花给她。

但那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4月1日,愚人节,袁野一个人在提香餐厅里。Mauruzio在西西里岛下船了。由于语言不通,袁野甚至不知道意大利乐师是否和自己告别过,但Mauruzio给她留了一个类似社交网络的账号。我帮她搜遍了Facebook、Whatsapp、Skype等西方人常用的社交网络工具,但没有找到那个账号。我问遍了我所能找到的船上所有的乐师和船员,但由于Mauruzio不是邮轮公司正式签约的员工,没人知道这位来自西西里岛的意大利乐师的联系方式。

“那束鲜花还在房间里,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已经不可能再见啦。”袁野伤感地喝着闷酒。

4月2日早上,大西洋号终于抵达罗马附近的港口,我们随着船上的一个自由行旅行团进入罗马市区。车上大部分游客是老年人,一位戴着鸭舌帽的大爷举着手里的DV,把窗外的景色和导游的介绍全部录了下来。

一位台湾来的女地产商一个人占了两个座椅,她大约五六十岁,头上戴着一顶鲜红的毛线帽,身上穿着从房间里带出来的雪白的浴袍。“我老了,怕冷。”她说。当导游安排其他客人坐在她旁边时,她用手一挡,把导游小姑娘拉近一点说:“你让她去和别人挤一下吧,我老了,怕挤。”

导游开始介绍罗马的古建筑,台湾女乘客对周围的几个大陆老年游客说:“千万不要去看古建筑,劳民伤财,不值得,还不如去购物来得实惠。”接下来的一路,她开始给几位客人讲述如何鉴赏不同产地的龙虾。

“对于罗马,大家还有什么关心的问题要问吗?”导游问。车里一片沉默,过了片刻,一位坐在车子后部的阿姨小声说:“他们的房价高吗?”听到意大利导游介绍后,这位阿姨发现罗马的房价也没贵得那么离谱。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他们的社保制度怎么样嘛?”

快到达目的地时,导游说大家要在这里下车,5个小时之后再回来集合,鸭舌帽大爷有些急了。他把DV机一关,生气地说:“我们不会讲英语啊,你们怎么能把我们扔在这里。”导游赶紧解释:“您选购的这个岸上游产品是自由行,不会英语的人应该在另一个团里,全程有导游翻译的。”

“那你们带我们去景点嘛!反正你们也没事情。”鸭舌帽大爷后边座位的一位大爷喊道,另外几个老年男乘客也跟着嚷嚷说:“就是嘛,我们不认路啊。”车里乱作一团,几位大爷越说越激动,鸭舌帽大爷嗓门越来越高,脸色涨得通红。

台湾女客人突然站起来,趁乱把车上的意大利导游姑娘叫过来问:“Hermes、克里斯汀、LV、香奈尔、Prada……?”意大利姑娘被这一串中英文混杂的名字给弄糊涂了,一脸困惑。台湾女客人赶紧对中国导游说:“你帮我问问她,我要买这些品牌的当地设计师的作品在哪里?一定要当地设计师的。”

车里的年轻人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幕的厌恶。坐在我旁边的Y先生,从北京来,他对着这群老人竖起了中指。上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双方差点儿为此打起来。“来啊!我才不怕他们!”他对着这群老人大喊了一嗓子。Y先生是60年代末生人,但在船上,他已经算是年轻人了。

当中国导游把罗马和下一个行程目的地巴塞罗那做对比时,一位大爷不满地嘟囔说:“你罗马还没讲好,就去讲巴塞罗那。”坐在他前两排的另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士扭过头来抢白道:“有本事你去把罗马买下来啊!”大爷不再讲话。

“这艘船应该是年轻人的,他们应该出来看看这个世界。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只可惜,中国的年轻人正被困在城市里当房奴。”Y先生说。他把手里的罗马地图用力折了一下,朝老人们狠狠地白了一眼,戴上耳机,把脸扭到窗外去了。

我下船的前一天晚上,在位于第三层甲板的“冬季花园”,我又见到了廖耀宗。他决定在邮轮离开欧洲之前也提前下船。“急着回去挣钱啊。”他半开玩笑地说。

这次回去之后,廖耀宗想改行了。“时代变了。”他望着窗外漆黑的一望无际的海面说。当他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时候,中国人对所有“有钱人”都格外尊敬,哪怕他们穿运动鞋搭配西装,穿花尼龙裤子配皮鞋。但是现在,中国人把那些富得只剩下钱的有钱人叫做“土豪”。这是廖耀宗最害怕的一个称号。

“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以后对别人说,我爸爸是个开夜总会的。”为了避免这个称号,他不买“长枪短炮”式的照相机,他只买徕卡,而且要配上英伦范儿的白金汉相机包。他也不买奔驰宝马,他还读欧阳山尊和王度庐。

“房地产行业太粗暴了,不适合干一辈子。”廖耀宗想改行去做文化教育产业,比如黑胶俱乐部,艺术性沙龙、马术等与素质教育相关的行业。“人家欧洲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咱们也得抓紧时间了。”他说。

4月4日,邮轮到达巴塞罗那。我在这艘庞大的邮轮上待了一周。这七天里,我做了个小测验,问船上所有我碰到的人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包括廖耀宗。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该考虑的。想了也没用。”

我在那天中午下船,地中海阴晴不定的天气突然飘起了一点小雨。站在巴塞罗那的港口,我回望着大西洋号巨大的带着字母C的明黄色烟筒。这艘载满600多名中国人梦想的邮轮正在从春天开往夏天。

风雪聂拉木

文_胡月

从日喀则到樟木的班车早上7点出发,天还是黑的,对号入座。

后面一个穿黄棉袄的男人冲着我:“去旅游?”我敷衍地朝他点了下头,天黑,对方面目不清。

——“去尼泊尔?”他继续问,我“嗯”一声。——“我也是去尼泊尔的。”他说。

“哦。”我客气地朝他的脸微笑,“是吧。”大清早的真心懒得拉话。两位中年藏族妇女上车来,装束比其他藏民整齐讲究些,一位披紫围巾的戴了眼镜,汉话说得直筒筒声音又大,像常年站在黑板前教藏人基础汉语的老师;另一位正好坐我边上,裹着厚厚的藏袍。车前头,一个四川口音的人大声讲话——他擅自坐了司机右边的头排单座,没对号,该座位的旅客来了,是个藏人,坚持让他换到别的地方去,他不肯。

“——从来就不对号嘛。这车我坐过多少次了,从来就没对过号嘛。”一张嘴就是国营单位混久了的流气和油滑。

“你是多少号,就坐多少号嘛。”那藏人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