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学术副业
叔伦来此的第三件要务，便是发展“基层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组成“农会”、“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小鬼队”等等。组织就是力量，农民组织起来了，那蛰居城市，苦守“点”、“线”的敌军，就被真正地孤立起来而陷入泥沼。
在工作之初，叔伦只是全心全意，为着抗日救亡而工作的，丝毫未想到“抗日救亡”还有党派之争，虽然他自己却是一位已有十二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国民党特务对他也曾几度企图捕杀而漏网。他认为这些都是“历史的错误”。现在全民族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呻吟，叔伦对国共两党已一视同仁，愿在“蒋委员长”和“毛主席”双重领导之下而洒其最后一滴血。所以当他在敌伪区域和三不管地带，出生入死之时，他也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万一不幸被日军捕获，他会面向重庆，大叫一声“中华民族万岁”，然后让敌人“砍头”或枪毙的。
张叔伦是比较幸运的一位抗日志士，敌人和汉奸始终没有抓到他。他在三十年后是死于“红卫兵”之手，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反动言论”——他说毛主席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是学术性的著作”。
但是在抗战期间，和张叔伦有同样心理准备而惨遭日军屠杀的爱国志士，正不知有几百十万人。当年参加抗战，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幸存者，今日也都垂垂老矣。但是我们要严重告诫我们那些专爱“丰田汽车”和“日立音响”的后辈子侄，和十代八代以后的子孙——那一项血海深仇，你们可以不加报复，但千万不可忘记！
……
张叔伦抗战前在南京读大学时，读的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农业经济系”，他是系中的高材生。曾追随中外专家在长江流域和若干华北农村，做过实际研究，写成“学术报告”，极受国际学界之注意。他本有机会去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并已取得奖学金和入学许可证，但不幸由于婚姻纠纷、女友自溺和思想左倾，一连串事故，而没有成行。
这次由于公务，他在林家庄住了些时。在无意中他看到林家“账房”之内，存有装订精良，全庄百余年来，大小收支罗列无余的账簿数百本；还有林氏族谱、支谱、阴阳谱、鸳鸯谱等文件数十种。这对一个学“农业经济”的学者，那真是天作之合。他决定要把这个资料齐备的地主大庄园，来解剖一番。叔伦认为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国共两党对将来中国的农村建设，和土地改革。
后来他又找到一个为林家看管“县城仓房”的刘朝奉和一位塾师朱先生当助手。又把小和尚，这个深知林家生活细节的“小管家”带在身边作咨询。其后他在林家竟一住逾月——指导基层组织之外，他最大的兴趣就是清查林家庄的“百年老账”，不觉大有所获——这项研究，使他对传统中国农村，尤其是“转变期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这项学术性的真知灼见，有时也使他骨鲠在喉，偶尔吐露。终为此而遭不测之祸，也是时代对一个诚实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罚吧！这是后话。
张叔伦那时是这个西山东区、“三不管地带”，提着脑壳在搞所谓“基层组织”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日夜操劳的一位。落于敌伪之手，不用说脑袋搬家，就是他的手表、钢笔，甚至那一副别人不能戴的“金丝眼镜”，都可能是杀身的媒介。几经危险之后，张君终于换穿农民装，把手表、钢笔，甚至眼镜都藏而不露。但他没有因这些不可知而稍存畏缩之心。他在盛夏积劳之余，最大的享受和他最欣赏的“歇脚之地”，便是在昭觉寺的小佛阁之内小住数宵——那儿不但凉风习习，窗明几净，淡斋素食……还有那几位他一手栽培的红颜知己。她们对“张指导员”固敬如神明，而叔伦对她们也爱如掌珠。这几位姑娘原都是他亲自遴选的明眸皓齿、能歌善舞的才女；而叔伦自己虽是个“经济”长才，但是本质上却是个江南才子型人物。爱唱昆曲，中西乐器也都着手成声；制谱、度曲、导演、扮演，对新旧舞台都有实际经验；而吟诗、填词、绘画、木刻等等，更是少年时代即已养成的嗜好。至于英语更是他的专长——他是在教会大学里英语演讲竞赛的前茅；也是法文大小仲马、《茶花女》的原文读者。因此叔伦与这几位姑娘相处，真是如鱼得水，她们对他竟由由衷的敬爱，而至于默默地单恋。因此他们偶尔相聚，月明对坐、松下盘桓，也颇能使他暂时忘记为抗战奔波和为人民服务的辛劳。
但是叔伦的不幸——终身的不幸——是他该爱而不爱地和一个娇艳如花的表妹未婚妻“解约”，弄得秦晋失和、父母厌弃、留学不成；他更不该爱而爱地，和一个不识字的渔家少女“私订终身”，终于弄得第二个未婚妻受不了社会的压力和邻里的讥笑，而投海自尽。现在他在情感生活上，弄得每下愈况，竟然在众香围绕中，偏偏又不该爱而爱地，钟情于一个“罗敷有夫”的小莹。他虽不敢表示，更无法启齿，但他那一种不可得已之情，却是众姐妹中公开的秘密。小莹自己也完全体会得出；也深深“了解”何以如此——这一点就是众姐妹所不能“了解”的了。她爱惜他这份由了解而产生的爱情，但是她却不能接受他这份爱，而小莹愈不能接受，也正是叔伦非爱不可的动力和能源。这个爱性循环，就注定这勾、股、弦的永恒悲剧了。
悲剧式的单恋本是最美的，所以张君一有机缘过境，总有诸少女相陪，在阶前月下作竟夕之谈。这项谈话虽只是单行车道的知识交往，而叔伦颇喜诸姑娘皆聪颖绝伦，举一反三，使他有吾情吾道不孤之感。
这一次他在林家庄一住逾月，查账归来，在“净土真园”之内，三杯两盏淡酒，他就和众姐妹，尤其是“林三毛少奶奶”，闲聊起他们林家的掌故来——并为“林三奶”清查清查家当。
少奶奶的家
张叔伦原想查一查，林家这个超级大地主，豪华大庄园，建于何时。可是故老无闻，文献亦无征。但是从林家附近丘陵田地中十数口枯井来推测，这一带以前可能是个不小的市镇。再从山边松林坡下看那万亩脉脉水田，他猜想此地以前似乎是一片淤积的湖泊。当年的港湾码头在地势上也隐约可见，当地老人也确有些沧海桑田的传说。比较科学的推测，那便是湖泊逐渐淤积，湖边小镇，失去商业价值便渐次萎缩而终于消失。这个林家庄以前可能是一座千年古庙。市镇消失，僧侣四散，便逐渐变成私人住宅了。
据叔伦翻开林氏“宗谱”所载，他们林家原是客户、“外省人”，于明末逃避张献忠造反，才“举族迁来”的。他们本是一队贫农，漂流不定，后来看到此地有千顷荒田、百年老屋，而渺无人烟，乃定居下来。当他们迁入这“老屋”时，曾见腐尸犹在，蛆虫盈户。他们鹊巢鸠占之后，一住住到康熙初年，始终未见原庄主回来，乃正式向官府备案“领契”，把老屋和“标田”（插“标”为记的无主之“田”），正式据为己有了。
另据林氏“支谱”所载，这座不知起源的千年老屋，由林族中的一支独占，而加以“翻修”则始于光绪初年。“正厅”“上梁”的正确日期，则是光绪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年），“三月初吉”。
这座合族公用的“老屋”，为什么被一支独占了呢？原来这族客户老农，人丁兴旺、聚族而居，习于“械斗”、精于武术。平时打打架，挨挨官司，并无太大变化，可是一到天下大乱，官员逃走，四方无主“遍地黄花开”之时，他们就称王称霸了。
据说在道光年间，一位相士路过本乡，便喟然叹曰：“天下将大乱矣！”别人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本地这些乡下哥哥，一个个都生得“公侯之相”，天下不乱，大家三考出身、进士及第，他们哪有这福分呢！？
远在大唐时代，杜甫诗人在杨玉环死后，不也喟然兴叹说“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吗？天下不乱，这批乡下哥哥，怎能当得了高干呢？（看官注意：这“高干”二字是作者加上去的，与杜诗人无关呀！）
果不其然，道光爷死后不久，洪秀全就带了好多万两广贫农，打到了长江流域。这时那在东亚大陆上横行二百余年的“八旗”、“绿营”，都抵挡不住。眼看着神州大陆，又面临改朝换代的时候了。北京城内的接班人没了主意，最后只好重用汉族儒生，听从他们的诡计，发动长江流域的贫下中农，去和那自两广北上的贫下中农，自相厮杀。南方说北佬是“妖魔”；北方则说南方蛮子是“长毛匪”。不幸南方那些江山已打了一半的“长毛”的头头，不能共安乐，自相残杀，便被北方的“妖魔”打败了。
林家的老祖宗们，在咸丰年间也停止了“械斗”，参加“打长毛”。长毛打掉了，林家勇于械斗的人口也大减。剩下的林“六郎”、林“宗保”，就戴起“红顶花翎”，当起“呼登巴图鲁”来了。林文孙的曾祖，便是当时当地二十多个“红顶子”之一。他们从长毛的“忠王府”内运回整船整船的银子、整船整船的古董宝物，拖回整尊整尊的长江炮船上的大炮，也抬回整轿整轿的苏杭美女。他们替“曾文正公”保卫了“儒家道统”；他们也替他们后代子孙安排了高干子弟应有的享受。父是英雄儿好汉，从“红顶子”到林文孙已经四五代了。他们还是祖荫不衰，连个十九岁的小媳妇，都做了“穆桂英”呢。这座林家庄便是这位老“红顶子”出钱把贫户迁出，他再行翻修改建的。
“指导员呀，”一位姑娘插嘴说，“我们‘穆桂英’的父亲，也是一位‘督军’呢……”
“阿英，”文梅打断她，说，“别听人乱说。”说着文梅把正在切的西瓜，递给她一块。
这个大而“红到边”的西瓜，事实上也是林家“红顶子”的余荫——那是山下林家的佃户送上山来“孝敬三奶”的。诸姑娘晚饭后，乘凉吃西瓜，听张指导员讲天南地北，也是她们战时生活的最大享受之一。阿英接了西瓜，还要和文梅继续争辩时，她的话便被小莹的问题打断了。
“张指导员，”小莹问道，“我怎么未听见文孙说过这些故事呢？”
“文孙这个‘三哥儿’，哪里知道呢？”张说，“他既未看过他家的‘族谱’，也未见过同治皇帝的‘诰封’。”
据叔伦说，这件“诰封”，原是用金漆盒子装着，悬在林家庄“大堂屋”正梁之上。上次那汉奸带着鬼子来找宝时，以为那是个“宝物”，便取了下来。那日本老头，只“瞟”一眼，就丢掉了。张叔伦捡到之后，倒把它当做“宝”，仔细地看了一遍，它不是“宝”，却是件珍贵的社会史料。
“他们林家可复杂呢。”小莹也告诉众姐妹说，“文孙也讲不清楚——他说他二婶是德国的‘蓝血贵族’，七婶是‘上海中西的皇后’；三叔曾在德国‘克鲁伯厂’实习，现在在兵工署当中将……又有位三姨在巴黎开‘豆腐店’……我真搞糊涂了……”
“他们林家的家族亲戚朋友世交关系才复杂呢。小莹，我可把你们林家画个家族世系表。”张指导员说着又告诉文梅她们，“光谈人事关系，他们林家比《红楼梦》上贾家的荣宁二府的人事关系还要复杂。他们的住宅，我也前前后后看过，似乎也不比‘荣国府’小——就是少个‘省亲别墅’，和一个贾元妃……这种超级大地主，也真够气派，简直是个小土皇帝！”
“小莹，”另一个姐妹说，“你家不是也有‘贵族’，也有‘皇后’吗？”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我们小莹就是大观园内的林黛玉。”文梅放下西瓜，把小莹搂在怀里，这是文梅的习惯。
众姐妹对小莹难免都有点羡慕的眼光。小莹也微笑，难免也有点掩不住的得意的神情。但是丝微得意的神情之中，也掩饰不了“三奶”的悲伤——眼前的现实，她只是怀孕在身，娘婆二家都无一人在侧的小女兵、小难民。
“指导员，”小莹伤感地说，“那个死掉的‘屎嘴张三’说他们林家，要‘败’在我手里。天啦，我哪有这本事来把他们林家弄败了呢。”
“他们这种大地主的家庭生活也很有趣，”叔伦说，“他们家里养了许多怪人——武师、地仙、阴阳家、碑帖家、画师——一养多少代。屎嘴张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直隶（河北省）人，专门算命看地，在他们林家已住了四十多年，批了林家最主要的‘阴宅’（祖坟）和‘阳宅’（住房），他还‘批’了林家四代的‘命相’，都完整地保存下来，极其有趣——这些虽然都是迷信，但是迷信之中却蕴藏了极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无价之宝。”
“屎嘴张三有没有替我‘三少爷’和‘三少奶’批过命相呢？”文梅笑着发问。
“他当然批了，”小莹沮丧地说，“不然他怎么会骂我是‘败家媳妇’呢？”
“林家那些什么《阴阳宅地理图解》、《鸳鸯命谱》、《子孙谱》等等，我都看了，”张说，“那些‘甲子’、‘乙丑’我看不懂，不过那些红字的‘批语’，有些也倒可以理解的——文字古雅、小楷清秀，都不可小视。他们倒真是有学问的人呢。”
“你说‘屎嘴张三’，也‘文字古雅、小楷清秀’？”小莹奇怪地问。
“古文字，第一流！”叔伦说。
“那他们为什么叫他‘屎嘴张三’呢？”文梅有点奇怪。
“他自称‘铁喙道人’呢，”张说，“铁喙就是‘铁嘴’。铁嘴便是好的也说，坏的也说……”
“说好的，人们视为当然；说坏的，人们就不高兴。”小莹说。
“正是这样嘛，”指导员说，“人家听不进他说的‘坏话’，所以叫他‘屎嘴’。他说的一切‘好话’，都完全白讲了——在任何社会里，讲老实话都是很难啊！”叔伦说得无限感慨。这位忠实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无名功臣，在一九三八年发此感慨时，他怎会想到三十年后，他也因“屎嘴”关系而把老命搞掉呢！？
“屎嘴张三在他们林家毫无地位呢，”小莹说，“吃的永远是‘下客饭’，一点点咸鱼、豆腐、青菜……没酒没肉的。”
“他原是投奔你家祖宗‘红顶子’的十来个‘清客’之一，吃‘上客饭’呢……”叔伦说着又问诸姑娘，“你们知道什么叫‘清客’吗？”大家说知道。叔伦又说：“屎嘴张三原先可能是个‘白莲教’，甚或是个‘义和拳’——一个亡命之徒，被洋人或官府赶着没处逃生，才逃入一将军的幕府中，躲避自存。初来时他也和其他清客一样，有鱼有肉地吃‘上客饭’。后来其他武师、画师、阴阳师……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剩下他和园师老桂，无家可归，才一直留在林家——林家的下一代欧美留学生，讨厌他们‘阴阳怪气’的，恨他‘屎嘴’，专讲坏话，又瞧不起他‘迷信’。这样才江河日下，吃起‘青菜豆腐’来了。”
“指导员，”小莹好奇地问道，“你说哪个‘园师老桂’呢？”
“你们不是叫他‘桂三爹’吗？”
“你说那老花匠，‘怪三爹’？”
“什么‘怪三爹’、‘鬼三爹’，”叔伦说，“人家是‘桂三爹’呢！”
“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小莹说，“只因为他阴阳怪气的，才叫他怪三爹、鬼三爹……”
“人家初来时，是吃‘上客饭’的‘桂老师’、‘桂三爹’、‘桂渭叔’，来头大呢！”
“你说那老妖怪，来头大！？”文梅问。
“人家是朝鲜‘闵妃’宫里的御用花匠，”叔伦郑重地说，“后来闵妃死了，国亡了，他不愿做日本人的亡国奴，才逃到中国、投奔林家的——人家是抗日报国的志士呢！什么‘老妖怪’？”
“小莹啊，这点你都不知道。”文梅诧异地责问小莹。
“文孙也不知道哎！”小莹感叹地说，“他们实在不应该在我们家吃‘下客饭’……”
“他们命不好嘛，早死了，”文梅也感叹地说，“否则等到我们‘三奶’来管‘大厨房’，他们不是又可吃大鱼大肉了吗？……”
“他们林家养了那些清客干嘛呢？”一位姑娘好奇地问。
“有钱没处花，”叔伦说，“也是表示地主、员外们的风雅、清闲，有有文化的客人，经常陪着有闲的地主阶级谈文化——不过话说回头，我国三千年的地主阶级的文化，也是这样保存和发展下来的……希腊人不是说过，文化出于闲暇吗？终日操劳的工农阶级，哪有闲空动脑筋、创造文化呢……”
“时代变了，地主阶级，是不愿再来供养清客了。”文梅说。
“也不一定，”叔伦说，“去年冬季，文孙的爸爸就花数十两云土，招待过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呢。向老师就是林家最后的一位清客。”
“我公公找他来谈《江湖奇侠传》吗？”小莹问。
“不谈《江湖奇侠传》，”叔伦说，“向恺然不只是写小说，他是个‘地理先生’、‘地仙’。”
“我公公找他来看风水的吗？”
“他自己闻名来访的，也是为着点好烟土。”叔伦说，“你公公看到他和‘屎嘴张三’谈得很投机，所以你公公叫他顺便批批庄子的风水，因为‘屎嘴张三’说你们庄子，今年是‘大劫’之年！”
“被他讲到了。”小莹有感慨。
“我看过他两人‘批’的《林放鹤堂阴阳地理图解》，极为有趣……”
叔伦说他首先发现这个“精装抄本”，以为它是本有关地理的书，一翻才知道是一本谈风水的书。他讨厌那些“甲子”、“乙丑”的迷信，本来也就丢了，但是他却被“平江不肖生”之名，和那字迹秀丽的朱批吸引了，所以才看了看；谁知其中大有文章，看后大感兴趣，乃把类似的抄本，也都找出来看看，竟发现屎嘴张三，对文孙、维莹这对小情人的命批——这是屎嘴张三秘不告人的私批，有趣极了。
小莹闻言真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张指导员讲下去。
迷信的眼泪
叔伦说他对这些迷信的阴阳书上那些干支的组合是一窍不通的。不过他对那些批语的文字，倒很容易看懂。他记得屎嘴在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年）对林家风水所写的第一“批”是这样的：
有靠无抱，单涧双流。阴阳易位，旺气难收。
熊腰虎背，獐鼠弥留。须眉贲张，翻腾不休。
属青龙搏球格。主男防女。
宜官衙寺庙，不宜家室。
壬子重九铁喙道士邯郸张叔平批
抗战开始之后，屎嘴于是年冬季，南京失守之后，又加了个第二“批”，曰：
龙虎相争，逢寅必煞，重寅乃大煞。
人贵宅凶，主安客危，慎之慎之。
丁丑嘉平铁喙增批
这两则“批语”，张指导员是看得懂的。他说林宅的地形像条青龙在玩球，“翻腾不休”。这情况再碰到个老虎来争球，那就更要天翻地覆了。“寅”年属“虎”，所以有“逢寅必煞”的批语。至于“重寅乃大煞”的解释，则是林家庄重建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这一年是“戊寅”年。六十年后一九三八年，抗战第二年也是“戊寅”年，是谓之“重寅”。重寅对林家庄来说，必有大劫。“主安客危”，屎嘴张三自知是“客”不是“主”，所以下书“慎之慎之”。
在张三这两条批语之下，叔伦也发现一条“平江不肖生”的“签注”。注文说：
离心沙水，子孙四溢。人贵宅凶，逢寅必煞。
甚是，甚是。高明，高明。慎之，慎之。
戊寅正月初吉书附叔平仁兄批末
不肖生弟平江向恺然签
据说在向老师离去之后，屎嘴张三，常时惶惶不能终日。当文孙的爸爸决定举家迁入山中“猫耳尖”避难时，屎嘴曾恳求同行，为林家以地方太狭而婉却。后来他又力劝张老管家同往昭觉寺作狡兔三窟之计，而张老管家则贪恋庄中安乐，不听他话，并笑屎嘴迷信。谁知“主安客危”，二人均同罹“大劫”呢！？
张叔伦讲过这段故事之后也叹息说：“我们笑他们搞迷信，事后回头看看，这些迷信有时也有些不可思议的玄秘呢！”
叔伦又听庄中人说，在张老管家拒绝屎嘴建议之后，屎嘴曾一再叹息，说：“在劫者难逃！”并作了些“身后”的安排。
“我也认识屎嘴张三呢，”文梅说，“我懊悔那时未叫他替我算算命。”
“有什么好算的呢？梅姐呀，”小莹说，“他不是替我算过的吗？”
“指导员，”文梅问张说，“他替小莹怎么算的？”
“他排那些八字，我也看不懂哎，”叔伦说，“我只能看他的‘批’。”
“他对我怎么批的呢？”小莹也问一句。
“你和文孙是那本《鸳鸯谱》上，最后的一对‘鸳鸯’，”叔伦说，“文孙属‘羊’，你属‘猴’，是吧？”
“他怎么批的呢？”
“让我想想。”叔伦想起，大致是这样的：
坤造
浪急滩高，猢狲缘木。
既不能守，守之何益？
铁喙批：平平，雪里红梅，孤芳寒艳
“坤造就是指我，是吧？”小莹问。
“乾就是男，坤就是女嘛。”文梅代答。
“他不说我是‘败家媳妇’吗？”
“他并没有说你是‘败家媳妇’，”叔伦说，“他只说你，‘既不能守，守之何益？’”
“他曾亲口告诉姚大余，说我是‘败家媳妇’呢。”
“这四个字，也看你怎样断句；看你把‘败’字用成个‘动词’或‘形容词’。”叔伦说，“用成动词，那么林家就被你‘败’了；用成个形容词，那你就是个‘衰落了家庭里的媳妇’罢了。”
“那么不管用哪个词，都不好嘛。”
“莹啦，”文梅说，“这年头哪有好词呢？有好词，你还会在这深山古庙中待产呢？”
文梅这话把小莹眼眶说得红红的。
“梅姐，”小莹又问，“‘守’是什么意思呢？”
“守庄子、守财奴、守南京、守汉口……”文梅数了一大堆。
“还有，”小莹接着说，“守孝、守节、守墓……”说着她心一酸，眼泪夺眶而下。文梅站起来把她抱住。
“不要专向那坏处想嘛，”叔伦也安慰她一句，说，“你看平剧上的《别窑》，薛平贵不是说，‘守得住来将我守，守不住来将我丢’吗？王宝钏‘守’了十八年，还不是‘守’出个正宫娘娘来了。”
叔伦说得众姐妹大笑，小莹也笑了。
“我们的王宝钏才‘守’了三个月，就等不及做正宫娘娘了。”文梅说毕，大家又大笑，气氛轻松多了。
“指导员，”小莹又问，“屎嘴张三怎样替文孙算的呢？”
“我也有点记得，”叔伦说，“但是你要不迷信，我才能告诉你。”
“革命家迷信什么呢？”文梅替她代答了。叔伦再看看小莹，小莹也点点头。叔伦乃背出那“乾造”的批语是：
水火相冲，难测祸福；
泽蛇山虎，羊无皮骨！
铁喙批：下下，难测、难测，大凶，宜远避
小莹听了这“命批”，不觉眼泪一泻而下。她想忍住哭声，但是心忍嘴不忍。她不觉伏在桌上痛哭起来。众人连忙来劝。小莹抬起头来望着文梅说：“文孙恐怕不在了！”说着又泪如泉涌，她用力忍住，并用手帕自擦眼泪，但是愈擦愈多，总是止不了，终于把文梅和阿英的手帕，都擦得赤湿。
“维莹啊，”张指导员说，“你不说不迷信吗？”
“我——不……迷信。”小莹说了又哭。
“纵是迷信也没关系，”叔伦安慰她说，“那批上不是说‘宜远避’吗？如果他这次还留在庄子里，那真是‘难测，难测’。远避了，不就逢凶化吉了吗？……”
大家也帮着苦劝一阵；小莹也用坚强的意志，忍住了她的哀伤——因为她知道她腹内还有个宝宝呢。
众人等小莹完全恢复了镇静，张指导员看看手表，已是夜半三时了。大家才沉默地散去。
一窠可怜的女人
听了上述的一大堆四十年前的历史故事，文孙不禁含笑问李场长，说：“他们在小佛阁内搞‘群芳开夜宴’，你在不在场？”
“我怎么不在？”李反问一句，又说，“我那时也是众‘芳’之一嘛！端茶送水，每分钟都在。”
“你很少提到你自己嘛。”
“现在我是大‘场长’，能说会讲了。开会作报告，一讲两三个小时，口若悬河！”李兰说着高兴地笑起来，“可是那时还是个羞答答的小村姑，一天到晚都在搞‘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还搞不清楚呢！……”她说着文孙也笑个不止。
李兰说她那时比诸姐妹只小四五岁，但是她们所讲的话她“一大半听不懂——是个可怜的小文盲嘛”。不过日月推移，她后来就渐渐懂得了。据李兰说，张叔伦后来在如皋，对搞土改的同志们作报告，曾讲了好两天“林家庄经验”，那时李兰就差不多“全懂了”。后来小莹又时时私下和她谈林家的事，她思想才逐渐“搞通”。
“三哥，”李兰骄傲地说，“我现在所知道有关你们林家的事，肯定比你还多呢。”
“当然啰，”林说，“我小的时候，对我家的家事毫无兴趣，长大离开了，就更不知道了。”
“三哥，”李问文孙，“你知道你父亲为什么比你母亲大十多岁？还有，你生母以前的那位母亲，怎么死的？”
“我父亲的‘原配’——我母亲以前的那个母亲余夫人，是生我七姐时，‘血崩’死的。”
“才不是呢！”李兰很自然地放小声音，叽咕着说，“她是怀抱着婴儿，用丝带在大床上，上吊死的。”
“……真的！？”文孙张大了眼睛。
“小莹常时向我说，”李兰叹息着回忆道，“做‘女人’总归是可怜的——纵使你们林家做个少奶奶，也凄惨无比……”
李兰和小莹的感叹是有根据的：
他们林家，根据张叔伦有关土改的学习报告，那位“遍身刀疤、满头麻花”（头部被土炮的“铁砂仔”打成个麻花）的红顶子，只生一个儿子——后来的“大老爷”林盛臣（字治平）。大老爷幼年时“文武兼资”：既参加“文场”，又参加“武考”。文场因插笔不慎，黑墨水滴到卷子上，“污了卷”，考秀才就落第了。武场，他三支箭都未达到箭靶，就掉到地上了；搬个一百斤的“石志子”，也几乎把腿打断，所以武秀才也当不成了。文武科场都失意，红顶子乃送他去日本进“法政学堂”。谁知在日本时，他竟然剪了辫子，当起“革命党”来。一次回家“省亲”磕头时，不经意把“假辫子”掉落地上，把“红顶子”气个半死。后来他被迫放弃“革命”，参加“保皇”，跟康有为厮混了一些时。可是不论革命或保皇，他都未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反而是文学名著《官场现形记》，倒叙述了他一段，也算是名垂千古了。
“大老爷”十六岁时娶同邑张翰林之女为妻，生而存者，有二男四女。长男便是文孙的爸爸林经世（字伯章）。次男济世（字仲才），比长兄小四岁。后来“大老爷”又偷偷和一个婢女，生了个儿子，便是文孙的“五叔”匡世（字叔通）；他又和一个苏州唱小曲子的，私生了一个，那就是文孙的“七叔”，有名的“小七老爷”，名元世（字季成）。元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美国老师又把他取个洋名叫“麦克”。
所以他们林家，自“红顶子”开始，“单传”两代之后，到文孙爸爸这一代，“红顶子”就有四个孙男、四个孙女——人丁兴旺起来，“红顶子”每一提起孙男孙女，总是笑逐颜开。
文孙的爸，原娶的是同邑大户，余家的千金。林、余两家相去三十里，据说完婚之日，两家争摆场面——“送亲”和“迎亲”的仪仗行列各占十五里，把两家之间搭了个“人桥”。不用说那些被日本鬼子烧掉的什么“金瓜”、“钺斧”、“朝天盾”等等，都在这人桥之上，大亮其相了。
花烛之后，两家姻亲所热烈期待的，不用说便是“长房长孙”的“弥月酒”了。孰知这位余小姐却连胎生女。当她生出第三个女儿时，文孙的二叔竟和一个婢女私生了一个男孩。
这一下可把“红顶子”气坏了——他怎能容忍这个“官宦世家”的“长重孙”竟是个婢女的私生子呢？一怒之下他把原先留给“长孙”的“长孙田”、“传家宝”等等全给取消了。这对他的长孙媳余氏自然是个沉重的打击。
“红顶子”也把次孙罚跪，认真地抽了几十皮鞭，便把他送到德国留学去了。有谁知道这位二公子林仲才传宗有道，在德意志帝国，竟恋上了一位德国的远支“皇族”的女儿，她为他又生了个“混血”儿子——“红顶子”的“杂种”重孙。所以到文孙出世时就变成“红顶子”的第三个重孙，做“三哥儿”了。
林二公子在家乡原已定了亲——一个门当户对的阀阅世家的小姐。可怜这位小姐尚未过门，她已经有了两个继儿，第二个且是个混血杂种。二公子惮于“红顶子”的威严，不敢回家，借口大战方酣，归国不易，乃请至亲好友，偷禀双亲，转禀祖父试与女家解约退亲。女家倒答应了，但是小姐不肯，并曾两度吞金自杀，都给排泄出来，第三次她就改取“悬梁”方式而香消玉殒了。
姑娘一旦自尽，她就变成林家的“节妇”了。“大皇帝”虽已垮台；“大总统”仍可“旌表”。女方既取得大总统的“旌表”，男家就得全家带白，为贤媳节妇、迎灵归葬。
这一悲剧震动了这一带所有的阀阅世家，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姻联秦晋”的，子女儿孙之间，互有婚约。一旦彼此“退亲”、“自杀”起来，岂不天下大乱？因此大家约定俗成——订婚和结婚有同等约束力，一旦父母有命、媒妁传言，则不论生死，女的都是“婆家的人”。所以这一带以后的公子、哥儿们，不论进的是“清华”、“北大”，不论“留”的是欧洲、美洲，他们都变成了重婚犯——乡下有“旧夫人”，城里有“新夫人、洋夫人”。他们也乐此不疲。小莹和文孙事实上也在这成例下订婚的。一旦订婚，她就是林府权主中馈，百分之百的“三少奶奶”了。
弟媳“殉节”之后，可怜的林家余氏长媳，这时也在生死边缘。她已连生六胎，六胎皆女。她生一次、哭一次，已哭了六次。六次之后，她也早萌自尽之念，所幸七度怀孕。她深盼七索之后，终获麟儿。这也是“红顶子”以下，全家最后的希望。谁知临盆之日，呱呱坠地的竟然是第七个女婴。
最惨的却是烟榻上，年逾八旬的“红顶子”闻报，一口烟尚未喷出，就不省人事了。节妇慈亲，丧上加丧，一门显赫的“林放鹤堂”，竟被笼罩于愁云惨雾之中。那个第七胎的长媳产妇，在全家赶办双重丧事之际，也就少有人过问了。谁知次日清晨，林家丧事又重上加重，佣妇乳媪发现少奶奶，怀抱女婴，用丝带自尽于一张“柏梓桐椿”（百子同春）四木合制的硕大牙床的床架之上。家人不敢声张，乃向余家谎报为“产妇血崩”而死！这桩疑案，沉埋二十余年，始由当年佣工向张少校说出而真相大白。
丧妻之后三年，文孙的父亲便和文孙的生母卢夫人结婚了。父亲比母亲大十多岁。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原因是文孙的外公卢进士，少年科第、思想进步，以故所生三男四女，幼年时父母都没有替他们代订婚约；一是进士公有新思想；二是怕对儿女作不了主，将来“退亲”麻烦。谁知岁月蹉跎，等到儿女渐次长大，婚姻都发生了问题。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户人家儿女都早有婚约，卢进士的成年儿女——尤其是女儿——要找个“门当户对”的配偶，就很难了。有之，那就只有找丧偶的鳏夫了。所幸那时医护卫生落后，孕妇死亡率甚高。因此有些士绅遭鼓盆之痛时，却正是卢家所期待的希望。
文孙的生母，能诗能画的卢小姐，还算幸运，终于嫁了一位比她才大十来岁，而已有七个女儿的丈夫。文孙的三位姨妈，有的竟嫁给跟父亲一样年纪的老人，在家中受尽丈夫前妻所生成年儿女的闲气。他的三姨不愿受此窝囊气，乃临时学了点法文，便独自前往巴黎留学，宁愿在那儿开豆腐店，也不愿回国了。后来才和另一位留法不归的前“勤工俭学”的留学生结了婚，年已三十开外了，才算有个幸福的家庭。
文孙的四个姑母、五个姐姐，也都是转变期中旧社会的牺牲者。大姑母比较幸运，嫁了个抽鸦片表哥，自己也染上烟毒。二人总算白头偕老，一直到抗战开始，还能在上海靠出卖古董字画过日子。
二姑母就惨了。她考上“北洋女师”，但是她“婆家”以秋瑾为鉴，却坚持不许他们未来的媳妇进“洋学堂”，而为“红顶子”祖父勒令退学。等到她“庚款留学”的未婚夫自美国归来，又嫌她是“旧式婚姻”、“没有新知识”而单方解约。二姑妈自杀了。
三姑妈就更惨不忍言！她也在相同情况之下，做了一位“英国留学生”的“乡下大太太”。一次丈夫回家“祭祖”，她为要求丈夫“带她出去”不成，而一怒跑回娘家。在县城之内，单独雇了“轿行”里的一顶“青布小轿”，赶回林家庄。谁知由于她年轻漂亮多金，而引起两位轿夫的邪念——他二人把她抬到一偏僻处所，企图绑票，甚或强行非礼。幸好这位“花票”究竟出身名家，气度逼人。她亮出身份来——“林家庄的三姑太”——并说自己有“烟瘾”。她要二人替她去附近土膏店买“四五两烟泡”。等到烟瘾过足了，他们“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并且秘不告人”。两个匪徒信以为真，乃遵命买了来。她又要他二人在门外略等，让她便溺一下，二人也信以为真。这时她看这草房之中，一张床铺之外，只有个无油的油灯，和一个满装的溺桶。她把心一横，乃用油灯装满自己的小便，把五两烟泡，灌入自己肚子里去。随着她又把满装粪便的溺桶扳倒，使粪便满沾衣裤，臭不可当，这时她也已全身发青，腹痛如绞，滚地呻吟。两个匪徒闻声乃破门而入，见状大恐。二人商量了许久，无计可施，乃决定把她这半死的尸体抬起，乘着黑夜，抬到林家大门前的竹园内，弃尸而去。等到林家发现“三小姐”的尸体，已被野狗抢吃了一半以上！
受了三位姐姐身世的刺激，这位仪容绝代、能诗能画，又弹得一手韵味非凡的“巴赫”、“摩莎”钢琴的林四小姐，就决定“不再上当”了。以死相胁，她终于解除了幼年的婚约，在绘画和音乐的课堂上，与青年学子为伴，而“自梳”了一生。在她孤独的一生之中，冷默默的倾慕者和滚热热的追求者，岂是一辆街头的“巴士”所能载得了！？
上帝就是这样地作弄人：四小姐的未婚夫，一位秉性淳厚的大家公子、好好先生，不忍心解约，宁愿“高挂东南枝”，也不愿“与四妹仳离”。数十年来，他总在同一地区、相同的学校，遥为监护，偶有机缘，也偷看她两眼——越看越舍不得离开她。结果一个是铁石心肠，另一个则痴情到底。总希望以真情感动她，盼“四妹心回意转”——化作春泥、化作蝴蝶、化作杜鹃，究有何益！？写来令人掷笔三叹。文孙五个姐姐的凄凉身世，作者也就不忍多叙了。
七姐之死
张叔伦对他们林家的“调查研究”，可说是纯学术性的——他可根据手头的社会资料，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写一篇第一流的“硕士论文”甚或“博士论文”——这种社会调查是不掺杂个人情感成分的。
他所述的生动故事，对曹文梅和其他女同志来说，也只是一些颇为感人的“故事”。故事毕竟是“耳边风”，风吹过之后，一池春水，自会恢复平静。可是张君这些故事，对有切身感受的林宅中人来说，则是触动心房跳动的微波。只有心房停止跳动，这电子微波，才会消逝。
在她们这一群十多个“同志”之中，只有小莹一人，感到这些故事，不是“故事”，而是“情感”上的“死结”。
小莹是“林老师”最宠爱的学生，而“林老师”便是这故事里的“林四小姐”——那两位惨死的林家姑娘的“幺妹”。这“幺妹”又最宠爱文孙，也是文孙最爱最亲的“四姑”。而小莹和文孙的结合，则是通过四姑，无意或有意的安排——在小莹心意中，四姑则是为她有意作筏的“媒人”。她对“林老师”之爱，和文孙对四姑之爱一样，都是自襁褓时期便开始的。
文孙是个软心肠的小“糊涂公子”，他每次提到他几位姑妈、姥姥（方言，指姑姑）或姐姐们的身世，都热泪盈眶，他痛恨那个“吃人的社会”，认为那对他的几位姥姥和姐姐，太不公平了。谁知小莹比文孙心肠更软，每次当文孙说得眼泪汪汪之时，小莹伏在他怀内，常时弄得泣不成声，尤其是对文孙个人情感上感受最深的“七姐之死”。
文孙的七姐文君，可说是他林家最不幸的女孩。她生下尚未满一天便被母亲僵冷的尸体冻得呱呱啼哭，惊醒女佣，才被抱起的。在她生下的第一周，家中便停了三具棺木，载着两女一男的死尸——男的气死，女的吊颈。庄内主人千不怪万不怪，却把一切凶事，怪在这不幸女婴的身上——他们认为，林家庄内一切惨事，都是这不祥之物带来的。这要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那她肯定是被“溺婴”“溺”掉了。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她能侥幸地活下去，可是活着比死掉更惨。
不幸中的不幸，则是她生于“寅年”，寅年属“虎”。这头雌虎，一来林宅，便“吃”掉了三位主人，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将来可能还会“吃”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为防备这头雌虎作邪，乃把她取个恶名叫“文君”。“文君”是个寡妇的名字，取此恶名，好让它“两恶相冲”，老虎就不会伤害别人了。
因此，这个丧母失宠的孤女，一生下地，便由家人交给一个奶妈专管。这位奶妈脾气既坏，人又势利，她看到林宅中人也恨不得这女婴早夭，她便把她自己的男婴，带来林家，反客为主，帮着虐待这个失母的孤雏。当她啼哭时，奶妈便“扭”她、“切”她，甚至“囚”她、“饿”她，竟使这个可怜的孤儿，三四岁时就知道看人脸色，就知道避着人，偷点食物充饥。她原是个聪明秀丽的小女孩，可是在众人尤其在她奶妈虐待之下，却变成个黄瘦、孤僻、不哭不笑的小怪物。论她在林家的身份，她正是名正言顺、不折不扣的“七毛姐”；可是怕雌虎的迷信，和重男轻女的传统，却使她变成自己家里“大厨房”内的“小叫花”，连家中男女仆人，和仆人的子女都叫她“小寡妇”；新来的仆人和访客，简直真以为她是个“小叫花”。
“小寡妇”、“小叫花”在众人折磨之下，就更变成个不讨人喜欢、形容枯槁、生性乖僻的失宠孤儿。除了偶尔归宁的姑母、来访的姨妈，或许会抱着她滴一两滴眼泪之外，她在自己的豪华的庄园之内，似乎已不存在了。
“小寡妇”五岁的时候，她的生命上又添了个继母——她第一次可以叫“妈”的女人。这位“晚娘”还知书识礼。她对这个可怜小孤女倒十分同情，替她做了“绸袍子”，并煮“牛奶粉”喂她。不幸的是她已孤僻成性，她对晚娘反而亲近不了，而使晚娘流泪伤心。一年之后，林家家运大转——这位晚娘生了个“儿子”。“大少奶”不用说地位陡增。纵使公公婆婆不时都来嘘寒问暖，家中男仆女仆，自更不敢怠慢丝毫。一夕之间她就变成林家庄，最能一呼百应的主妇了。
渐渐地她把“七毛姐”换了个奶妈，又添了衣服。“小叫花”已不再是个小叫花了，但是，“小寡妇”孤僻、自卑的习性已成，不是“晚娘的爱”可以改变得了的了。加以文孙幼年又长得白白胖胖、聪明活泼，祖父母视如“龙蛋”，家中无人不爱，也无人不捧，他更是占了母亲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玩耍的“七姐”，自然也是他呼来使去的婢女之一，不如意时，甚至还要打她几下。打过之后，“七姐”甚至连哭都不敢哭一下。但是纵使如此，“七姐”还是最喜欢“弟弟”——“弟弟”事实上也是“七姐”短短的生命史上，最爱的甚至唯一她“爱”过的人类；而“七姐”也是“弟弟”生命中所最爱的亲人之一。年纪长大了，智慧开了，他才开始“可怜”七姐，为七姐的幼年遭遇感到不平，使自己也生了无限“悔恨”和“犯罪感”。等到他遇到另一个爱他的而与七姐同样可爱可怜的女人叶维莹，他那赎罪的心情，就变成他爱情烈火上的汽油，爱屋及乌，乃一发不可收拾。而他这股油烟，竟也变成一道藩篱，把他所爱的人，重重围困，使她内在的情感冲不出去，外来的爱情也渗透不入，而酿成了连环悲剧。
“七姐”还有桩使上两代痛恨的事，那原是他们自取其咎的——她的“寡妇”之名，和雌“虎”之属，使她订不了亲。最后总算找到一个“富孀独子”的家庭。这位独子属“鼠”。老鼠是不怕老虎的，所以就“门当户对”地订下了。谁知这位“纨绔子”、“惯宝宝”，被妈妈宠坏了——他无心“举业”，学校里读不下去，初中才毕业，妈妈就要替他“完婚”了。但是“七姐”却是她自己初中“毕业班”上高材生，希望读高中、升大学的。不幸他们林家和其他一些“缙绅之家”，都是被“婚变”吓破了胆的。祖、父两代都坚持不可。为此文孙竟至怒不可遏，他对父祖讲不了话，乃向母亲为七姐哭诉：
“妈呀！”文孙伏在妈身上啼哭着说，“您忍心让七姐跳火坑吗？”
“宝贝，”妈也流泪地说，“七姐要是我亲生的，我才好向祖父说嘛……”
文孙不得已，乃去找正在暗中啜泣的七姐，劝她“逃婚”，“逃出这罪恶的家庭”！但是七姐自卑成性，她虽属“虎”，事实上却是一条软绵绵的小“羔羊”。她怎敢向猛虎吭气。她驯服了、结婚了，并生了两个聪明活泼的孩子。
但是七姐婚后生活是痛苦的。她常时劝不事家人生产的丈夫，和她一道去“升学”。“时代不同了，不能专靠‘粗米’和‘瓦片’过日子。”可是丈夫不但不听，有时脾气发了，且倒持鸡毛帚，把老婆打得遍体鳞伤。而七姐竟是这样一头羔羊，她被打之后，擦擦眼泪，还是去替丈夫“煮洋参”，服侍他喝。
有次七姐被打得连婆婆也看不过去了。她老人家去“拉架”，在混战中，她自己也挨了儿子两棍，打得左臂多少天也动弹不了。
后来孩子渐渐“断奶”了。丈夫又经常在外面混小差事而成年不归，七姐乃说动丈夫和婆婆，让她到本城“鼓楼医院”的“护士学校”去当“实习护士”。不幸，她又被分入肺痨科病房，竟然被传染了肺病。医院不能容纳她了，七姐回到自己家中，又怕把肺病传给了两个孩子，她乃把两个宝贝送到外婆家寄养。在自己家中，她就只能和一位衰老的婆婆相依为命。
婆婆是个没有知识的好人，对七姐不错，也是七姐短暂的生命中，最后阶段中唯一的亲人。她病体支离，不能没有婆婆；婆婆衰迈，也不能没有媳妇。一次婆婆也病危了，七姐带着三期肺病之身去服侍衰亲，也不知如何能挽救婆婆。七姐本是迷信的牺牲者，现在她却想以迷信来抢救婆婆的生命——她偷偷地从自己瘦削的膀子上，割下一块肉，放在药罐子里面作“药引子”，煮熟了给婆婆吞下，做出一桩愚昧的“割股疗亲”的蠢事。也是婆婆命不该死吧，她吃下了媳妇的“股肉”，不久果然病就好了；而七姐的剪伤，却继续溃烂，终至不可收拾——她把自己的肌肉喂给了婆婆，也喂饱了细菌。七姐终于不支，在一盏黯淡的煤油灯下，她拉着婆婆的手，嘴唇动了几下，便走入另一世界去了。她心中记挂着孩子、婆婆、弟弟、丈夫……还有些什么人呢？她的眼睛始终看着这个对她太残酷的世界而不肯闭下去，她死在她二十五岁的生日。
当七姐病危时，文孙和母亲连夜赶了去。当他母子赶到七姐病榻之侧时，七姐已死了三个钟头了。当文孙自七姐脸上揭去那张蒙面的草纸时，他看到七姐的两眼还瞪着他，眼角上的两条眼泪，似乎还在继续流动。
文孙一见此情便身不由己地摔倒地上，号啕大哭起来，被床腿、柜角把头上碰出好几块青紫的肉瘤。
“七姐之死”对文孙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他每次想到爱他的七姐，想到疼他的姑妈，再想到那些自杀的“烈女”、“节妇”，和一些“坐冷板”、“守活寡”的“活寡妇”，他内心竟被激出一股宗教精神来——他发奋要拯救这批“可怜的女人”，至少不使这种残酷的现象在他自己的圈圈里出现。
他这股宗教性的狂热的救人的心情，也是他对那有“三度自杀经验”的女友，爱情的出发点之一；这也是他女友热爱他的源泉。小莹常常想：“天下哪有像文孙本性这样好的人呢？”所以她爱他，也更敬重他。和他在一起，使小莹初次感到幸福，感到安全，感到美满——有谁知她的幸福、她的安全、她的美满，竟被日本鬼子的侵略而粉碎了呢？
但是自从她与文孙的数月交往之后，她才开始相信，这个人世本是美好的。罪恶是坏人制造出来的。把这些坏人（包括日本鬼子）镇压了，世界就会恢复美好的。
不过就她自己来说，遇着文孙之后，她认为苦尽甘来，她已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不幸二人被战火冲散之后，除非情人重聚，她在情感上，不会有安宁之日。她不愿伤害这一段幸福的回忆，所以在情感上，不可能另起炉灶；因而在人类这个社会中，她在精神上、体质上，都虐待了自己。她也虐待一些苦恋着她的同志，尤其是张叔伦这位“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