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人们的自信,我许是有些悲观。而且,很不合时宜地,在美国南方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

春天又来了,鸟儿在明亮地叫着。让我想起蕾切尔·卡逊的书,那本《寂静的春天》。卡逊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一个柔弱女子,战胜庞大的“化学帝国”,证明了DDT(滴滴涕)危及鸟类生存,也在毁坏人类的健康与生存,最终使得DDT在美国禁止生产。DDT的发明人,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今天,人们提及此事,口气之中,多半暗示那是发奖委员会的一个污点。好在,看上去愚昧和恶势力纷纷落马,环境保护的概念从此发端。结局就像是一个灰姑娘的童话。

可是,王子和灰姑娘并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的面前不是一个童话世界。DDT是杀虫剂。当初发明、启用它,是为了救森林庄稼于虫害,也是为了挽救生命。它扑杀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蚊子,蚊子传播着可能致命的疟疾和各种疾病。从DDT开始推广,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禁止,它拯救了至少五百万个生命。我回想多年前,自己被卡逊的故事深深打动,却忘了问一声:DDT停止使用,疟疾怎么办?

疟疾病例在回升。今天每年有二百五十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百分之九十在非洲。在那里,每年有一百五十万儿童死于由蚊子传播的各种疾病,DDT因此在许多国家恢复使用。在这些国家儿童的眼睛里,DDT竟不是穿了一袭黑色斗篷的恶魔、倒是长着白色翅膀的天使。

善意的环保组织们不曾想到,他们推动全球禁用DDT施加的压力,甚至被贫穷国家看作是富国的傲慢。因为,改用任何新型的、被认为是更安全的杀虫剂,价格都在五倍甚至十倍以上。他们根本用不起。

问题假如仅仅归结到钱上,也许还好办了。真正的问题是,新药物就安全吗?

在发达国家,停止使用DDT之后,科学家发明了替代药物。人们相信科学能解决问题,是因为相信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可是,不论大家是否承认,人的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事实上,每一种新药物的产生,对它安全性的全面了解,永远慢一拍。例如,广泛用来替代DDT的仿雌性激素,二十年一过,待发现它对人类、野生动物的生殖有危害,男性的精子总数已经荒唐地下降了一大截。

那么,恢复使用DDT吗?这又绕回四十年前卡逊已经提过的老问题: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毒害又怎么办?

我们面临的,要说是“两难困境”,都嫌说简单了。

群体的困境,源于我们个人的困境。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人有求生避祸的本能。

最近有一条新闻,在香港发现火蚁。虽几经下毒,仍然止不住火蚁在香港蔓延。我不知道香港居民是不是重视这条新闻。他们也许不知道火蚁是什么。我看着新闻却直摇头,火蚁是美国南方的生存常态。

我们住在乡下,每年春天,家家户户至少要买两种杀虫剂,一种对付毒性很大的黄蜂,另一种对付漫山遍野的火蚁。它们对过敏体质的人都会带来很大危险。

三年前,我们七十多岁的邻居杰米老头被黄蜂叮了一口。他估计自己至少能够坚持赶到五分钟车程以外的诊所,马上开车前往。结果,刚刚上路不久,蜂毒发作,他突然昏迷。杰米的车子失控,冲出公路,连人带车翻进沟里。幸亏只是车毁,人还是被抢救过来了。

我们刚搬到这里时,全然不晓厉害,直到也有了蜂叮蚁咬、休克后招救护车急救的惊险,才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乡下人。第一课的教训,就是开春买杀虫剂,救眼前燃眉之急。

美国当局警告大家,有六千九百万个家庭在使用各种杀虫剂。每到春天,我会很有负罪感地想,一个并非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我,怎么也站进了这个行列里?

这样的困境难以挣脱。杀虫剂只是环境问题的九牛一毛。而人性的弱点远不止于求生,除了避祸,人还是趋利的。

今天人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弱势的反省,都是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当年美洲印第安人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流本身。欧洲移民带来美洲从未有过的病菌,致使对此没有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今天,交流仍然是环境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北美的火蚁,今年在香港的山坡上,拱出高高的蚁穴。

我们会在政治层面检讨检疫制度,虽然我们知道,其效果只是杯水车薪。我们不可能检讨“交流”,因为那是潜在于我们内心不可克服的渴望。我们乐于从政治层面检讨。不仅是这一层面尚有改进的余地,还因为我们能够获取道德感的满足。而涉及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鲜有改良的余地,还可能把自己逼上道德感失衡的险途。

我只需要问一下自己,空气污染是最直观的污染。那么,我是不是因此会放弃车船乃至飞机的便捷?为了阻止水电站对生态的危害,我会不会放弃电灯、洗衣机、冰箱,拔掉家里所有的电器插头?或者,在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仍然让自己坚信,核电站就一定是安全的电源?

我们面对的问题,大部分来自难以克服的人性本身。

环境恶化的加速度似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无能。相反,它恰和我们能力的扩展同步。最突出的是技术,假如套一句俗话,技术是在“突飞猛进”,更新的速度,还分分秒秒在加快。

与生俱来,人有创造的欲望,人有攀登高峰的欲望,有“更快、更高、更强”的欲望,也有更便利、更舒适的欲望。那么究竟在跨出哪一步之后,就会失去了分寸?尽管不断有人呼吁,要人们有所克制,但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有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所创造的善果恶果,也往往齐头并进,无力弃恶而仅仅扬善。

原来分散的,现在有能力集中;原来小规模的,现在纷纷合并。在我们为电子信箱的便捷欢欣鼓舞的时候,不知何时起,城市、国家、世界,已经兼并成一些大电脑的主机。

结果,像是在应着巫师的咒语,强大技术的催生婆,一面培育起超强的个人,一面催生出脆弱的社会。几个人,花一千美元买机票,就可以发动一场造成人员、经济损失都超越珍珠港事件的战争;一个不那么难得到的低污染核弹,就可能将一个大都市逼成一座空城;电脑病毒的入侵,就可能瘫痪一个国家的核心部门。技术提升,终于令一个质变在魔术般地完成:战争能力从国家军队,无声无息地开始转让给个人。而大国的经济命脉,日益命若丝弦,只维系在几个大都市的金融中心,牵一发,便全国方寸大乱。

过去,避免毁灭性的灾祸,要阻挡的是一个国家的或像纳粹那样一个政治团体的疯狂。现在须防备的,竟可能只是某个个人的疯狂。我们说,只要大家都善待他人,即可免遭此祸。对这样的天真论断,我想,最先在一旁暗笑的,准是一个写小说的——社会是否能够杜绝疯狂,专事研究“人”的文学家,也许最有发言权。人的复杂性带来了社会的丰富性,也是文学创作者乐见的良田,生长善恶恩仇、也生长关爱和嫉恨,由此丰收喜怒、哀乐、祥和与暴乱。人或许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全体一致微笑的机器人社会,可惜人的世界上帝已经如此安排:终有人是疯狂的。我们为技术的高速发展兴奋得满脸通红,只能闭上眼睛不去看;而从事创造和毁灭的双方,都因此获得了同样大展身手的机会。

恐怕,前面纵为悬崖峭壁,我们也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连回顾的时间都没有,观念在前所未有地加速变换、急奔乱走。以往,我们的观念曾经在时间河流的缓缓冲刷下,逐步沉淀、逐步淘洗、逐步修正和演进。今天,我们从一个急速的旋涡,被抛向另一个急速的旋涡,已经难辨南北与东西。

我问自己,在飞旋直下的潮流中,我脚下的支撑点在哪里?我又有多少道德自信的空间?我能使自己改善多少?我知道,每个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可是,同时又可以是一个有意义的、随机的考察目标。我像是在回答一份社会学的调查问卷,面对问题,却满腹狐疑。

春天的鸟儿还在叫着,而我,或许永远也找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