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后，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她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而初次回去定居，她却变得“容易生气”，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确实，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个人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做悲剧。但是，龙应台把它化为了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而信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对外部世界逐渐知己知彼后，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可以相信，当年《野火集》中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今天仍不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是移植于异质文化。一些概念，虽然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这些名词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东方文化时，常常携带着我们原有的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团体组织感，但在概念的原生地，却是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是崇尚个人取向的文化价值系统。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异质文化中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理解和指出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作为一个公民平等地进入社会生活。《野火集》的出版在台湾社会质变的前夜引起震动，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仅直接抨击制度，而且更多的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在内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做出准备。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一定知道，在台湾的集权制度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龙应台从一开始就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质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而龙应台的尖锐又并不走向居高临下。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义，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还是会“开低走高”。做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我们自己的“低调”往往只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同属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