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一次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文人参政的感想。
首先想到的竟是,时间过得真快。龙应台是我喜欢的作家,陆陆续续地买过一堆她的书。后来就见报纸上轰轰烈烈地报道她出任文化局长的消息。之后,报上的风浪渐渐归于平静。作为读者,她好像就从视线中远去了。现在,重新见到一个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当面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当官经历,才注意到她的这次身份转换,其实有整整三年半时间。的确,比我感觉的要长久得多。我原来以己度人,料想她不过是“玩票”,“玩”个一年半载也就走人了。没有想到,她是个远为认真的人,走的时候心里还有很多遗憾。她说得实在:其实许多事情还刚开了头,却没有做完。
龙应台讲到自己当初走进了一个悖论。她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体制外持独立批判立场的人。而她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却走进体制“当官”了。她对自己的理解是,在她走进去的一刻,她就必须暂时放弃了自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为一个完全的“官员”。虽然她也讲到,自己其实对于官僚体系是如何陌生,对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多么估计不足。但是,她就是这样彻底地走进去了——一去三年半。
龙应台文人参政的经验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她虽然在进入官场的同时,就暂时放弃了文人的身份和批判立场,但是她却依然是带着文人的理想和观照、带着她文人的观察力和思考习惯,进入这个操作构架的。而这个操作构架,又是一个没有尝试过的实践。一方面,她在尽自己的力量,一砖一瓦地搭建着她热爱的家乡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她也在考量着这个制度的运作。
在一种制度还没有实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它抽象化和理想化。我们会无暇去探讨这个制度具体运作的艰难和困惑,尤其是这样从外来文化移植而来的制度;我们会觉得这一切困难都还是遥远的事情,甚至觉得如此细究是败自己兴头。但是这种抽象化和理想化,也很容易走向简单化,使得人们期望过高,在真的面对制度运作的复杂性时手足无措,甚至因过度失望而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能够有一个目光敏锐的作家,先深入一个制度的运作中心,又出来谈谈自己的感想,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那么,龙应台看到了什么?她最大的体会是:台湾从原来的专制制度中获得解脱后,原有的历史文化惯性会依然禁锢人们的心灵,使达到目的成为一个艰难的漫漫长途。
我自己是深受触动的。不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还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几乎从纯文化讨论向着制度建设讨论的转化。我们和一些朋友们曾经有感于国人的讨论一度都在“形而上”上兜圈子,却很少有人顾及制度层面的“形而中”,因此,才试着介绍制度的发源地在制度层面的建设和思考。在最后触及到了制度渐进的根源时,才又反过来看到,这种制度思维的产生,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异质的文化中,表面上时时能够感受到的是本能一般的对自身的自讽自嘲,而不是对他人的苛求;这种文化性格来源自一种深层的有敬畏、能自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和与之如影随形的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成为民族性格的幽默能力,才产生和较为顺利地维护了这样一种宽容的、让和自己不一样的少数人也有生存空间的制度。而今天,龙应台正是在一个和我们类同的文化中,以具体操作的切身体会,在对其进行印证。
龙应台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一个台北市“议员”的长辈去世。她惊诧地发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市长必须带着手下的三十来个行政长官,也包括她龙应台这样的文化局长,去“议员”家集体吊唁鞠躬。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龙应台,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缘由,竟也是出于“民主制度”。因为三权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么提案,去完成一件实事,就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才能够立法成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执行权。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议会的否决和作梗。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讨好议员的事情。在台湾,传统文化的礼仪保存得尚属完好。婚丧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会贤达前来致礼实乃人之常情。这既表现了非常正面的、维持社会常识常情的一面,又由于其畸变的含义,成为制度运作中一个病态奇观。
正由于龙应台曾经是一个作家,她虽因进入体制而暂时放弃了批评的笔,却没有丢弃一个作家的灵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烧,却是在自己心里。所以,在别的官员觉得无可选择的时候,她却停下来,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龙应台今天还是一个居于遥远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挥笔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时不仅是站在体制内、还同时站在父老乡亲们的土地上。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含糊其辞表达的陋习,还有重重绵绵、无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并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断那么容易的事情。
结果呢,龙应台还是缘于作家的理念,选择了不去。她说,她选择不去,就坚持到底,以后不论是哪个“议员”的类似场合,她都不去。那么再下面的结果呢?龙应台说,她觉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例如,“议员”曾经特地调阅了龙应台全部电话的通话号码记录,以查询她是否“以权谋私”。却不仅没有查出问题,还发现龙应台在到任一开始,就交出几个电话号码,关照秘书,这是她的亲友,凡是打往这几个号码的电话,都由她私人付费。也就是说,龙应台觉得,她坚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须更廉洁、更经得起代表民众的立法分支的监督。
听到这里,我也想到,市议员调查龙应台的电话记录,可以说那是龙应台拒绝顺应市行政官员们讨好议员的旧习,因而招来苛求;但也可以说,那是议员在正常行使监督权。只要事情是在他们的正常职责范围,你往往无法责难他们的动机。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员们仅仅是不愿意承受对个人廉洁要求的额外压力,还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说不出道不明”的刁难?正如龙应台那天讲到,为了举办“台湾国际诗歌节”,她必须走访一个又一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一遍遍地向他们说明她的构想的理由,甚至可能还要向一些“议员”说明“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信心,相信自己不随俗是道德上正确的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两难的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难题却也是经常出现的。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经常在支付的代价。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为监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损效率。那么,假如一个社会的国民和精英是素质低下的,假如一个社会是缺乏敬业精神和严谨的职业道德传统的,假如一个社会是习惯于明争暗斗而缺少宽容共存、携手共进的风尚的,假如一个社会的民众是不习惯谦卑自省、也从无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制度的演进,是和人的演进同步的,制度只是这块土壤自然长成的树木。而在一块正试着要移栽他方树木的土地上,还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这种改良,要从孩子们读的童话书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否则,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树难矣。
那么,曾经在操作困境中挣扎过来的龙应台,是否就对信念发生动摇了呢?她的一席话让我深为感动。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再过二十年出来,却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龙应台还谈到,她从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一个文化长官。手里的“权”常常是以“钱”的形式出现的。捏着手里的钱,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她都会想,我手里的钱还有这位老太太的一份税金。假如我不认真考察就建立项目,假如我建立的项目是错的,那么,我决定盖的音乐厅,就可能只是在那里养蚊子,又如何对得起民众交到自己手里的辛苦钱。除了对于钱的谨慎,龙应台也在试着建立一些制度,让企业捐款者和文化项目之间产生契约关系,尽可能使得她曾经介入的地方文化事业,能逐步脱离个人的人情关系,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龙应台对于“权”的这种惶恐,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她离开“体制”,重返独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说自己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手中的“笔”是否就比“权”更轻飘?在你写出什么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假如用笔不当,也可能带来你所看不到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龙应台觉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会引出这样的反省,也许是龙应台在“当官”前,所没有想到的吧。
我不由得想到,对龙应台来说,也许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容易保有高风亮节之形象。而她进入体制“当官”,竟是因为看到细细节节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要有人做。如此一脚踏进“体制”,要支付多少心力,才能获取一点一滴的进展,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了。我自己以前很少这样深切地想过,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文人批评者,其实有更容易更轻松的一面,所以也许就并没有理由因此轻薄许许多多在体制内的、从事建设性工作的、推动着渐进改革的人们。他们大多是没有名气的,甚至是被误解的。然而,假如没有他们在一片需要改良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而只有燃野火者,那么当春天来临,也未见得就能够快快长出健康丰润的树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