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谈到我的故事使你有了许多新的想法，我很高兴。你非常关心那个《进步》杂志案的结局，说是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我还是先把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吧。
难怪你猜不出来，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把一件原本十分沉重的事情戏剧化了。从我下面的故事里，你也可以感觉出一点“美国风格”。哪怕是再严重的事情，到了这里，都会变得有点“迪斯尼”兮兮。
《进步》杂志上诉只有几个星期，政府的阵线就开始溃散了。地方法院的宣判是在1979年的3月底。你还记得我介绍过的那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吗？作为美国著名的有关捍卫公民自由的组织，他们当然不会忽略如此重要的一个案例。同年五月初，该协会的一位调查员在进行有关这个案件的工作，他本身也是一个业余的原子武器的设计人员。他跑到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公共图书馆，从目录里查询有关“武器”的一栏，他把一份文件抽出书架，发现这份文件里已经包含了莫蓝文章里的大部分所谓“秘密”的“限定资料”。一年前，图书馆清理资料的时候，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把这份应该是保密的资料放到了公开的书架上，也是非常凑巧地正好让这位调查员给翻到了。
你一定还记得，《原子能条例》里规定，“限定资料”里不能包括已经解密的资料。因此，由于这个调查员的发现，司法部的不少人都觉得撤回起诉算了。但是，情报部门却照会司法部长说，尽管图书馆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但是，这些资料还没有被那些“敏感”的外国政府弄到手。因此，阻止莫蓝文章的发表，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司法部长告诫自己的属下：“国家利益和《原子能条例》，都要求我们尽力而为……局部的泄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和盘托出。”
同时，你要知道，尽管这篇文章由于官司尚在进行之中，并没有与读者见面，但是，这场官司本身是无法保密的。如此一个大案，你可以想象，新闻界是多么的激动，尤其这牵涉到他们本身的权利，知识界会以多大的热情关注这一场划时代辩论，有多少人会觉得这真是一件够刺激的事情。全美国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有关的报道，这是记者们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刻。有的记者有意地去重复“莫蓝历程”。他们运用他们可利用的公共图书馆之类的途径，企图去复制同样的工作，有人得到的结果，与莫蓝十分相近。也有一些记者，他们的本意是了解《进步》案的全过程，可是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实际上就频频闯入了氢弹的“秘密”领地，有时完全就是瞎猫碰死耗子碰上的，糊里糊涂就已经掌握了一些氢弹“秘密”。
事情已经足够热闹了，这时，冒出来一个叫恰克•汉森的。你可以说他是“原子爱好者”，也可以说他是“氢弹迷”。我又要发感叹了：在美国，什么样的怪人没有啊！他发起了一个反对政府起诉《进步》杂志的运动。他不但使抗议信像雪花一样铺天盖地飞向议员和美国能源部，他还发起了一场“氢弹设计竞赛”，谁的设计能第一个让能源部定为必须保密，谁就是这个竞赛的优胜者。到了秋天的时候，他给一个参议员寄了一封信，里面描绘了他自己版本的氢弹秘密的轮廓，他搞出来的东西和莫蓝的很接近。他还把这封信寄往全美各地的一些报社。
报道氢弹秘密的那一期《进步》杂志封面
公布的氢弹制造秘密
9月16日，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很小的报纸，发表了他的信。第二天，政府就对《进步》杂志案撤诉了。司法部长承认起诉已经毫无意义，汉森的信已经发表，有关报道已经满世界都是了，再去阻止另一家出版社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年《进步》杂志的11月号以通栏标题《氢弹秘密：我们怎么得到的……为什么我们要告诉你》全文刊登了莫蓝的文章。尽管在此案过程中，作者已经发现了一些技术错误，但是整篇文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改动，只是在后面附了一页作者的更正。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结果。可以说，它说明了一些问题，也留下了很多问题。这也是我上封信打住的原因，我说过，我要想一想。作为一个外来者，我首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撇开这文章该不该发表这样的问题，只谈操作的话，在美国，阻止它发表的操作比在任何地方都困难。就这个案子，你也看到了，就像司法部长事后所说的，“我不认为预禁起什么作用”。就算那个实验室的图书馆没有犯错误，也会有无数人出来向这个案子挑战，不出那个汉森，也肯定会出个汤姆，或者约翰什么的。更何况，由于没有检查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来不及禁止，等美国政府看到的时候，百姓们个个都已经看到了。同时，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感受到这个国家对于新闻自由的敏感程度。一份小小的杂志，一篇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的文章，如果它不发表，影响也许是很小的，如果它发表了，后果有可能是很大的。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呢？我感受到在表面的戏剧化后面，深藏着美国人的恐惧。不论是民众，还是法院，他们所在乎的，不仅是一篇文章作者的权利，也不仅是一个杂志社的权利，尽管他们很看重这种权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并不赞成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讨论核问题，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深切担忧也不愿看到政府所警告的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们还是坚决站到了支持《进步》杂志社的一方。我感到，他们真正在心中无法平息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将要突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防线的恐惧。
你的来信说，你猜不出这个案子的结果，与你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也处在两难之间有关。是的，案子撤销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政府仍然认为，这些资料的发表，对于美国是有害的。对其是否真的有害和可能的伤害程度，没有人能够作出准确而权威的判断。人们仍然要问：这些资料的发表，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以后，可能还会发生类似的问题，也许，涉及更严重的国家安全，那时，又怎么办呢？你经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美国的自由。我最想告诉你的总是：什么是美国自由的代价。在新闻自由这个问题上，如果忽略一些次要的问题和争执，将会对新闻自由形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国家利益。因为在上述案件中你可以看到，真正能够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真正有可能迫使新闻自由让步的，就是国家利益。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国家利益是互为代价的。美国人始终站在两难之间，安全与自由。在真正紧迫和严重的关口，比如说，在这个《进步》杂志案子里，我想，美国政府也是相信国家利益真的有可能受到伤害，发急了才出此下策，因为政府官员是最不便去向新闻界挑战的。几个部长也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下赌注。他们也是没办法。这个案子的结果，美国人民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同时，很可能确实支付了国家利益的代价。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当然应该知道，所支付的国家利益并不是政府的，而是整个国家，也就是整体美国人民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我想，首先是，如果一遇到“国家利益”这个震慑力量就让步的话，早就没有美国的新闻自由了。因为，你已经看到，他们所遇到的真正困扰总是来自美国政府，只有政府才可能提出检查制度和禁止发行之类的要求。如果说，美国政府打算以预检预禁这样的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的话，或者说，某一届政府不希望公布不利于它的材料的时候，他们不费力气就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借口，就是国家利益了。比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丑闻。我相信没有一个总统会愿意这样的材料被公布。如果要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应该也是很容易的。至少这些材料的公布，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社会的不安定，说这是一种国家利益，也完全说得过去。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每一个案例来看，力量对比之悬殊是一目了然的。不仅仅是一个报社或杂志社与整个美国政府的人力、财力和掌握的手段无法匹敌，而且发表一篇文章的分量和国家利益的分量也根本无法较量。因此，一旦“国家利益”这个重磅炸弹能够有朝一日炸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缺口，整个美国的新闻自由就很可能全线崩溃了。
这不仅仅是美国新闻界的恐惧，这是美国人的恐惧。你已经看到，这种恐惧甚至压倒了他们对于热核武器威胁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大致说来，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是过得很好的，并且自由自在。他们有数量比例相当大的一批人，在关心着各种只有衣食无忧、思想无拘无束才会去关心的问题。你只要想一想，连“核专业”都会冒出这么一大群“业余专家”和“迷”来，是不是都是“吃饱了撑的”。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从根本上的运作正常，才是他们继续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下去的保障，而新闻监督是整个游戏规则在操作过程中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一个聚集了巨大财富的美国政府，会迅速腐败下去，一个拥有强大权势的美国政府，会很容易地制造一些借口，轻易地拿走老百姓的那点自由。这是二百多年来，他们感到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美国政府还怎么保住国家秘密呢？只有他们自己看牢点儿，别让新闻界给弄了去，是至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唯一办法。
你的信中谈到，国内现在涉及新闻界的诽谤案特别多，你想知道，在美国，这一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界明星声誉的轻松话题，这是在新闻自由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因为，如果新闻界在批评美国政府官员的时候，一个细节失实就要面临巨额赔偿的话，新闻界的步履就要艰难得多，它对于美国政府的约束力也要大大减弱。
在美国，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又没有检查制度，我也曾经以为，这里的诽谤诉讼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了。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奇怪地发现，这类案子非常少。首先，一般来说，此类案子不论在哪里，牵涉普通人的，总是较为罕见，因为新闻界对他们没兴趣；其次，容易牵扯进去的，最多的是有点职权的人，即“公职人员”以及有点名气的，即“公众人物”。然而在美国，这两类人都知道，要和新闻界打赢所谓诽谤罪的官司，几乎是难于上青天。由于他们的知难而退，这类官司当然就少了。几年前，对中国来的一个公众人物，美国新闻界做了各个角度的报道，使其一下子无法适应，就对记者抱怨，你们美国不是最讲隐私权的吗？怎么可以这样？实际上，这是对美国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这里是最有隐私权的地方。但是，你要想竞选总统，想当官（大官小官不论），想当明星，当民间组织的头头，想在公众事务中成为一个“人物”，那么，可以说，从头到尾，你都在新闻的监督之下。也许你天天在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也许你很少见报，但是这已经是取决于新闻界对你感兴趣的程度了，而不是取决于你自己。所以，一般来说，他们要保持良好形象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端正自己的行为，二是以最大可能隐藏自己的劣迹，躲过新闻界的目光。当然，这很难。这就是“做名人难”在美国的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被新闻界触怒的公众人物，马上会自然地想到他们的反击武器——诽谤罪和名誉损失赔款。这里的报社和杂志社都是私营的，一旦巨额的赔款成立，对大多数新闻机构来说，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我前面谈到过，美国没有对于新闻的检查和预先禁止，所以，有可能对新闻界形成的最大威胁，就是在出版物发行之后的诉讼，和由此引出的巨额赔款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美国人也是在逐步摸索中寻找答案的。
使这一目标在判例上明朗化，制定出明确原则来的是轰动一时的沙利文案。
这个案子的发生是在1960年。你也知道，这是黑人的人权运动最风起云涌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前夕，是种族问题最敏感，也是种族冲突最容易爆发的时候。那年的3月29日，《纽约时报》以整版刊登了一幅广告。这是由六十四人签名的一个宣传广告，签名人中间包括一些南方的黑人牧师。宣传的内容是：当时在美国南方黑人进行的非暴力示威行动。他们呼吁着：“在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许诺下，我们有权利以人的尊严生活。”接下来，这份宣传广告谈到，黑人遭到了由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所教唆的“恐怖浪潮”的攻击，还举了一些警察虐待黑人的例子。可是，事后发现，这些例子有很多不实之处。
看到这份宣传广告之后，蒙哥马利市专管警察部门的一名政府官员，名叫沙利文的，向法院告状，以诽谤罪告《纽约时报》和四名黑人牧师。尽管那个宣传广告上的指责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认为，既然他的职位使他必须为该市的警察行为负责，因此，《纽约时报》刊登的广告，已经诋毁了他的名誉。一开始，法院的陪审团判给他五十万美元的损失赔偿金。而且，亚拉巴马州高级法院支持了这一判决。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由六十四人签名的宣传广告
《纽约时报》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这时，已经是1964年了。
《纽约时报》的律师辩称，这篇宣传广告是由六十四名知名人士签署的，如果他们知道内容不实，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故意的诽谤行为。至于《纽约时报》，他们并没有责任要对发表的东西都做精确的核实，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有权决定是否发表。
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推翻了初级法院的判决。并且，针对公职人员提出的诽谤案，第一次宣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公职人员遇到不实的批评而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不能以诽谤罪要求赔偿金，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这是出于“真实的恶意”。你也一定注意到了，当事人要拿出这样的证据，证明新闻媒体事先就有诬陷的企图，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公职人员几乎不可能打赢这样的官司。法庭同时指出：在自由辩论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保护新闻界有“喘气的空间”，使他们有可能生存下去。
在三年以后的另外两个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又把这一原则从“公职人员”扩大到了“公众人物”。在1986年，这一原则再一次扩大到“卷入公众事物”的普通人。
我再告诉你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没准，你听了又要感到意外了。
这个一直告到最高法院的案子，牵涉到对一个公众人物可以说是很恶心的攻击。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也不是太久，这个案子到达最高法院的时候是1988年。事情发生在1983年，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色情杂志刊登了一份以滑稽漫画形式出现的烈酒广告，在这个广告里，漫画虚构了这样的情节：挖苦一个叫弗威尔的“公众人物”，说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喝醉酒以后和他的母亲在户外的小屋里发生的！弗威尔不干了，他没法把它当做什么滑稽玩笑接受下来，一纸诉状告到法院。
他的诉状分两部分。第一条，是诽谤罪。我想，若不是他实在觉得这幅漫画情节恶劣而完全有理由说它有“真实的恶意”，弗威尔是不会上法院去告的。看到这里，你也一定会想，那个弗威尔还是应该有希望获胜的，这漫画看着也太“恶意”了。但是，他又没能成功。为什么呢？
诽谤罪被陪审团否决了。他们的理由是，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闹的，根本不会有人当真，也就谈不上什么诽谤。在这里，是有一些专门制造假新闻的报纸以取悦某些读者的，一些人明明知道是闹着玩的，照样买回来看，也就是图个好玩。有一次，我就看到一张这样的小报，上面大字标题：卡斯特罗死了！下面就是很大的一张照片：卡斯特罗正躺在棺材里。我吃了一惊，马上指着那张报纸向我的朋友“报告新闻”，她只远远扫了一眼，就说，这报纸是开玩笑的。果然，不久以后，我又看到这家报纸在一幅长着翅膀的婴孩照片旁，“报道”某人刚生了一个小天使！在美国，这种报道当然就谈不上失实不失实，或者诽谤不诽谤的问题。陪审团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没人信，你的名誉也就没受到什么损失。但是，弗威尔的诉状中还有一条。他提出，这张恶意的漫画造成了他精神上的巨大创伤。这一点，陪审团同意了。判给他二十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陪审团的这一判决，立刻引起了政治漫画家、艺术家和连环画家的严重关注。他们时时都可能画些戳痛公众人物的东西，他们的问题很简单：要是一张漫画就可以判决造成精神损伤的巨额赔偿的话，界限在哪里？但是，1986年，巡回上诉法庭支持了初级法院的判决。
两年后，当最高法院复审这个案子的时候，一致同意这样的判决：一个公众人物，当他受到讽刺挖苦的时候，不论它是多么具有伤害性，甚至有色情描写，都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弗威尔赢得的二十万精神创伤赔偿金也给推翻了。应该说，这个案子又进一步扩大了第一修正案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这个案子的首席法官讲的一段话让我一直很难忘记。公众人物是经常受到讽刺挖苦、漫画化甚至丑化的。他说，考虑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普遍原则，我根本就没打算提供一个例外，让它在这种事情的对错中间划上一条界限。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最高法院，诽谤罪问题的解决毕竟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这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寻求的目标，确保新闻监督的功能，以维持社会的健康正常运作。因此，在最高法院判案的时候，就可以避开细节的纠缠，避开在低一层次的是与非之间划界限，而做出高一层次的原则性判决。
这会不会就出现大量的不实报道，以至于“乱了套”呢？我们看到的美国新闻和图书出版，是非常“井井有序”的。在自由的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之中，社会总的趋势是在趋于健康和更富于创造力。社会的基本健康，又有助于新闻和图书出版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新闻出版界也有它自己的一套自然约束。尽管法院一般不会轻易作出诽谤罪的判决，但是它还是可以裁决报道是否属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如果一张报纸或一个出版社频频作出不实报道，读者就会对它嗤之以鼻，就无法维持它原来的读者群，也就破坏了它自己的生存条件。在市场调节之下，当然也有适应它的特定读者面的一些劣质读物，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这样的读物并不是主流。
我还想谈谈，有关我所了解的色情影片和色情读物等等在美国的情况。我觉得如果不向你做这方面的介绍，就是不完整的。我第一次看到色情杂志，是在我来美国后进的第一个小书店里。我进去以后随意地在里面逛，逛到最里面一个半遮半盖的角落，一下子发现满满的两个陈列架上，都是封面就“非常色情”的色情杂志。作为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人，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杂志。我很好奇，就打开两本翻了翻，想知道美国的色情杂志到底是什么样的。里面和封面差不多。第二天，我告诉了认识不久的美国朋友，他们笑着拿我寻开心，当然，都是一些善意的玩笑。然后，我就问他们，这是合法的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慢慢地，我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书店都有这样的读物，这也和书店确认自己的读者面有关。美国的书店大概没有一个像中国城市里大的“新华书店”那么大，一般都是小小的店面，各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决定是否卖这样的读物，取决于书店自己的经营方针。这儿也有一个档次问题，和出版社的定位问题是一样的。在书店陈列这类读物的时候也有一些规定，它不能放在很开敞醒目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能侵犯那些不愿意看的人，也必须让带孩子来买书的家长可以预防孩子看到。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什么样的书店有可能卖这类读物，如果自己不愿意看，只要不去那个角落就可以了。
色情读物也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同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我已经介绍过，言论自由的关键是言论的“内容中性”，对于各种宣传，它只是简单地交给民众自己去判断。但是，对于未成年的青少年就有比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因为严格地说，青少年还没有长大成“人”，他们还不具备成年人的判断力。因此，比如在学校里，他们往往受到各种校规的约束，比成年人的自由要少得多。不仅色情读物不能出售给青少年，电影也严格分级，很多电影青少年是不允许看的。说来你也许会奇怪，有些限制甚至比中国人的道德概念还要严格得多。这也是我在中国时对美国缺少了解的一面。
比如说，有一次一个大陆来的朋友告诉我，他有时以自己的名义去为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同学买成人电影票。我素知他平时教子甚严，听了当然吃了一惊。后来才明白，他指的是一些武打片。中国人的概念是“少林小子”，“自古英雄出少年”，小孩子看看武打片有什么关系，哪怕是对子女非常严格的家长，也不会在意。但是，美国的孩子是买不到这样的电影票的。
出于对青少年保护而产生的这样电影分级限制，也是一个有可能引起争议，有可能划不清界限的问题。由于这些规定例外地追究了“言论的内容”，实际上就被迫进入了困难的另一个层次的是非判断。就在已经实行的电影电视分级制上，实际上也一直在发生激烈争执。我们就在电视里看到过这样的辩论会，一方是影视制片人的代表，另一方就是在美国为影视评级的十二人委员会中的一个代表。你可以看到，一离开“内容中性”，问题就会复杂得纠缠不清。影视制片人经常是颇为恼火的，因为一个片子一旦由于一个或一些镜头给划进“级”去，整个未成年观众群也就给划走了，而他们往往是观众的主力军。我就在报纸上看到过，香港的制片人屡屡抱怨，因为他们在香港放得好好的武打片，一出口到了美国都成了“三级片”，由此票房收益大减。问题是，划的标准是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除了一些比较容易判断的之外，大量是难以确认的。比如，暴力场面以及描写性爱，是凡有开打的或是凡有性爱场面的都算，还是到某一程度的才算。前者，在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可能做到，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去这样做，而后者，就成为永无止境的争执的源泉。美国也是无法解决如此争端，所以把决定权就交给那十二个不幸的审查委员，他们时时处于被攻击的地位，做的也实在是勉为其难的工作。
我上面提到的辩论会真是十分热闹。制片人首先质疑的是这个审查委员会成员的资格：这十二个人，究竟他们是凭什么教育背景、什么个人资历，或什么其他条件，就可以替全美国的青少年做主，决定他们可以看什么和不可以看什么电影呢？那名审查委员会的代表答道，他无法拿出这样的资格标准，所有的委员都具有不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等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是做父母的。每当他们去判断一个片子，他们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他们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希望我自己的孩子看这样的镜头，这就是他们的判断标准。平心而论，他说得非常动感情，保护美国下一代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但是那个制片人已经大叫起来：等一等，等一等，他说，我也是做父亲的，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健康而正派的孩子，可是他们已经是高中生，他们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其实所有的家长也都明白他们的孩子已经什么都懂了，而他们只是装作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而已，我对自己的孩子看什么就不做任何限制。审查委员就说，你可以对自己的孩子不做限制，可是你问一下其他的父母，他们是否愿意他们的孩子什么都看呢。
制片人立即回答说，他并不是在替别的父母做决定，可是审查委员你却是在替他和其他所有的父母做决定，这不公平。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大量似是而非，所谓“推一推就推过去，拉一拉就拉回来”的片子，对于审查委员可能是一念之差的事情，对于制片人，就差得太多了。一个片子一旦被列入“某级”，大量青少年观众被拦在电影院外，票房价值马上就下去了。辩论虽然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结果，但是通过这样的辩论，可以看到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美国，成年人是否就有很普遍的机会接触色情读物呢？我所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公共场所，如公共图书馆或在一般公司企业的会客室里，是没有这一类的读物的。我在这里住过各种档次的旅馆，也从没见到过。电视节目里，也没有色情片。你在美国旅行，视觉环境是相当“干净”的。在美国，这不是一种满目皆是的东西，不到特定的地方有意寻找，是碰不上的。如果有这种需求的人，他可以在某些书店的角落去买，可以去一些电影院，可以自己去租借这样的录像带。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是否就有很多成年人沉湎于色情读物呢？我相信大多数的美国成年人都或多或少看过、至少是看到过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并不认为有很多人沉湎于此。相对来说，美国社会的基调是比较健康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非常丰富，你可以有许许多多的选择。可以使你觉得有趣，会使你入迷的东西也非常多，而且容易得到。所以整个社会的兴趣也很分散。每个人也在选择自己的档次定位。人们知道、同时也习惯有各种类型的读物，大多数人并不沉湎于这样的东西。
我又要讲到滥用自由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在美国，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向市场的速度非常快，许多技术本身就是在市场的推动下向前走的。电脑新技术的普及极快，短短的时间里，花样百出，令人目不暇接。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新闻媒体讨论“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这指的是日益普遍的计算机联网服务。通过这样的服务，人们可以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运用各种资料库，和别人交换信息。在美国的问题是，这不是少数专家学者的特权，它是通过电话线外接的，你只要每月付一些费用都可以得到。可以先用多少小时，然后再根据你使用的时间计费。因为方便，费用不高，很快成为飞速普及的新的信息源，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一些附带的问题就已经产生了。
这样一个突然产生的大量信息流动，如此广大的读者面，马上使一些滥用自由的人，甚至一些犯罪分子，乘虚而入。因为这个领域已经开拓出来，但是一开始美国政府还没有想到，如何在这一领域制定法规，去防止色情对于青少年和成年人的侵犯。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和电脑网络同步产生的，所以无形之中就成了唯一的一个漏洞。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只要没有法规说这是犯法的，那么它就是合法的。所以以制作色情信息牟利的人，立即进入了这条所谓“信息高速公路”，而且迅速蔓延开来。
突然发现问题而感到震惊的，当然是一批青少年的家长。因为有很多辅导孩子做作业的网络以及“儿童谈天说地”等等各种节目，有些青少年花不少时间在电脑旁边，当然有大量有趣的节目，对开拓他们的心智颇为有益。所以，孩子们坐在电脑前，父母一度是很高兴的，至少不会想到孩子会因此受到什么伤害。可是，当有一天，他们发现孩子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居然是在看电脑提供的色情照片，他们怎么会不吓一大跳。甚至有一个十三岁的乡下女孩，糊里糊涂被一个“网友”骗到了洛杉矶。电脑是可以对话的，比电视的情况远为复杂。
于是，美国的言论自由又出现了“电脑时代”的讨论。今年的3月23日，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正派通讯法案”，该法案规定，对凡是制作“猥亵、淫荡、挑逗、污秽和下流”的色情素材，在电脑网络上传送的个人以及公司都可以进行惩罚，可处以最高十万美元和两年的徒刑。对于兜售这种素材的人，也可以进行惩罚。提出这项法案的是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他说，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于色情素材。我前面提到过，美国联邦政府一向有严禁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出猥亵素材的法规，这一次，却把政府的权威扩大到了电脑的联网通信业。
你听了，也许觉得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但是，这项决议不仅激怒了联网通信业，还引起了美国的民权组织的批评，连克林顿政府都立即向参议院提出“缓办”的请求。白宫发言人说：“总统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更仔细的讨论……政府厌恶任何形式的猥亵素材传送，但需要注意到重要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
为什么连美国总统都会认为还需要“更仔细的讨论”呢？原因是电脑的情况与广播电视并不完全相同，除了一些类似的功能之外，它在美国还成了出版业的扩展领域。许多杂志出了“电脑版”，订户可以在电脑上阅读，同时就可以在电脑里储存杂志上的资料，需要时也可以打印出来。出版业也省了好多印刷的人力物力，优越性当然很多。但是，新的法案就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同一张报纸或杂志，会由于某一张照片或某一句话，使得印刷版可以照出，而电脑版却给禁掉了。作为同一个出版业，就可能面临两种政策。出版业的言论自由就有了一定的疑问。同时，法案对于这样的用词：“猥亵、淫荡、挑逗、污秽和下流”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定义，也可能成为今后打官司的麻烦主题。因此，非营利组织“民主与技术中心”的主席认为：“那是违宪的，是对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自由的直接威胁。”批评者还担心，这是美国政府对电子通讯扩大检查的先声。
电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的信息传布是双向的，而不是像电视那样是单向的。它的公众参与性更大。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电子购物、电子竞选……不一而足。它涉及的面相当广，因此，还要“更仔细的讨论”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在处理牵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问题时，通常所持的谨慎态度。那么你要问了，怎么办呢？管制法案尚未最后实行，但是已有许多人冲出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市场规律又在悄悄地起作用。
最起劲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几个大的联网公司，他们的动因当然是不希望产生严格的法规，因为法规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时候，也就同时扫掉了他们的一大笔成人生意。他们在商业网上设立了一些阻拦功能。另外，各大软件公司也在设计各种管制软件。最近设计出来的一种软件，五十美元一个，是家用的。家长们可以用来装在自己的电脑里，据说基本上可以阻挡所有的色情信息。这样的东西出得很快，因为准保能挣钱。
之所以写这些，也是希望你体会到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流动感，以及在这种越来越快的发展和流动之中，他们如何在竭尽全力维护一个古老的基本信仰。我相信老的问题尚未基本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诞生。对于美国人，这一直是一条很艰难的路。
最后，有关言论自由的“内容中性”原则，我还想到，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原则，那么，像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性的社会，它将依靠什么标准去作判断？它又靠什么人去作判断？以图书为例，美国的图书协会，每年都要收到近千封“人民来信”，要求对于书籍和其他资料进行检查和禁止，比如，保守派的人会要求禁止与性、自杀、魔鬼主义有关的书，有脏话的书和表现青少年自我意识及表现人生狂暴面的书等等。自由派也会要求禁止一些具有文化冒犯性的书，比如，有种族敏感问题的书，有对女性不恭的描写的书等等。还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禁书要求，从《第三帝国的兴亡》到《活的圣经》，甚至《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都有人提出要禁，你说，听谁的好呢？就像你我都经历过的，是小裤脚管和尖头皮鞋该禁，还是喇叭裤和披肩发该禁呢？
这封信就先写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