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大小是个官,有实缺可做,自己和家人吃饭,而且吃好饭,精米白面,大鱼大肉,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在清朝,哪怕当一任不入流的典史,也可以像《官场现形记》说的那样,“实事求是”地捞银子,喂饱自己的家小。可是,毕竟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官,走正途,一科一科考上去,委实太难,走旁门左道,买个官做,也得先有大把的银子才行。所以,多数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不能指望官银活着的。

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束修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明清两代,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再属于贱业,而且获利容易,因此,读书人下海的很多。江浙地方,很多号称耕读传家的家族,启蒙一毕,往往会让几个儿子分工,有的读书赶考,有的进店铺学生意。乾隆时的杭州人杭世骏,做官做得憨了一点,给皇帝提意见说皇帝过于偏向满族人,结果丢官回家吃老米。大概宦囊较瘪,开了一家旧货店讨生活。乾隆南巡时还召见了他,估计看他人憨如故,没有官复原职,但此公从此可以挂出招牌,奉旨卖废铜烂铁,生意估计应该好一些了。

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手艺。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得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差距相当不小。

按规矩,卖字画都有润格,也就是价目表。就像店铺,什么东西什么价,一清二楚。只是卖字画,多半不按种类算钱,只算尺幅大小,越大,价钱越高。清朝卖字画为生的人,以扬州八怪为最,八怪之首,为郑燮郑板桥。现在的人知道郑板桥,多半是因为那幅被滥加复制的条幅:难得糊涂。其实,在八怪之中,郑板桥的字画,不算最好的。但是郑板桥正经的进士出身,做过几任知县,丢了官,不求开复,跑到扬州来卖字画,太有个性,想不出名都难。他的润格,非常有名,不可不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言语虽妙,宗旨只有一个,论尺给钱,只收现钱,交情少套,概不赊欠。

郑板桥还在做官的时候,给孩子写信,劝其多背诵唐诗,不说大道理,只说是可以跟大人骗点儿糖果吃。每每大放厥词,说士农工商,其实秩序应该倒过来,把士排在最尾,因为士什么都不做。一个进士出身做过地方官的人,地皮不刮,买过几十亩薄田,大概不足以做地主,收田租过活,也不屑于谋个地方书院的山长,做回大官的幕僚,却自食其力,卖字画为生,跟他先前的境界,不无关系。不吃官饭,或者傍官吃饭,让郑板桥有了生活的自由,任谁也管不了他。无须讨好,休论马屁,无论多大的官,多有钱的人,想要他的字画,一手钱一手货,还得客客气气的,一旦惹了他,就是不动笔,谁也没办法。那时候就流传着很多故事,说是某某大官,某某富商,求画不得,只好用计。知道郑板桥嗜狗肉,就化装成一个老人,烹一锅香气四溢的狗肉,备上好酒,专候在郑板桥经过的地方,待其酒足饭饱,画就赚到手了。这样的故事,说明无官一身轻的郑板桥,不止是个可人,而且是个牛人,不大受权势金钱奴役的牛人。读书人,得先有本钱养活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