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人一样，我很喜欢看传记和回忆录。我觉得这一类作品要想写得好，首要的条件是平实。平实就是落点比较低，也注重记录事实——真实发生的事情、真实有过的想法。这样的作品在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今天再回过头来细察和品味，除了能看到当年真实的记录外，还能产生回看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
好的传记和回忆录作品，其实也是珍贵的民间历史记录。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多半会发现，历史常常从寻常人的头顶越过，百姓的真实生活很难真正进入历史学家的视线。
历史学家注重记录的大多是上层政治的演变、精英思想的走向，史书中有的是改朝换代的跌宕起伏和围绕宫廷的阴谋诡计，却往往找不到微小个人是如何被历史浪潮所推动的记录，也找不到对历史事件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柴米油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路径，甚至左右了我们喜怒哀乐的记录。我想说的是：大历史的走向，实际上规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而我们这些平常人聚合起来，就是整个“社会”，这个由我们自己组成的社会历史，尤其是它的细节，却常常被忘记、被埋入尘埃，然后就烟消云散了。
最近，由于偶然的机遇，认识了一位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的郑白蒂女士，她给我寄来了一本她父亲的传记。传记的传主郑集，是中国营养学的开创者、一位超过百岁的老人。这本传记写于1992年，看得出来，传记作者对书中涉及的某些历史环节，落笔非常小心，也许还有一些避讳，可是仍然朴实地记录了一个贯穿世纪的百年人生，以及历史对一个人的影响。
郑集（原名郑兴义）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生在长江北岸四川南溪县刘家场白鳝堡。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少年，因此他清晰地记得这场历史变故如何改变了他的家庭。
郑集
郑集家里的人口不算少，三代同堂，父母除了奉养长辈，还要养活五个孩子。郑集的父亲郑大武（字品三）勤劳能干，除了务农，还是个走乡串村的货郎。他一点点地积攒家业，是一个对创业充满梦想也期待儿子承继这个梦想的人。可是，辛亥革命却改变了一个壮年货郎的生活。传记中说：“郑品三‘望子从商’的如意算盘，被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彻底地打乱。甚至还动摇了他长时期形成的一种经商兴家、改换门庭的信念与追求。”
“公元1911年的辛亥革命，经过黄花岗之役、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传记作家确认，这无疑是重大的历史进步，它“结束了在华夏大地绵亘了近五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在一般历史书中，这段历史常常也就是这样点到为止了。可是，传记是个人命运的记录，所以在这里就有更为丰富的补充：“这一巨大的震荡也迅速波及到川南的广大农村。当时一些不逞之徒，趁着改朝换代的混乱局面，到处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以致盗贼蜂起，打家劫舍，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郑品三近十几年走乡串村挑货郎担，苦苦经营积攒起来的一点家产和一个布匹杂货摊，也几遭土匪洗劫。一个当时尚算殷实的农商兼营户，在顷刻之间便倾家荡产，连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威胁。不得已，郑品三只得于辛亥年年底先把兴义送到离高河坝三十多里路的南溪县城，就读于城内徐子俊老秀才的私塾馆。”
武昌起义革命军铜像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第三年春上，乡下依然盗匪猖獗，秩序混乱。父亲在高河坝实在住不下去了，这才带着兴义的祖母、七弟兴龙逃难到南溪县城。母亲和四哥四嫂仍留在乡下，继续种着十几亩地，养着四五头猪”。“父亲先在大姐家落脚，后来租了两间平房。几经土匪歹徒的洗劫，郑品三失去的绝不仅仅是他的家产钱财，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商兴家、改换门庭的精神支柱被摧毁了。”
童年时代的郑集聪慧顽皮，对父亲期待他承继的经商兴家大业毫无兴趣，为此父子有不少冲突。在辛亥革命两年多以后，由于乡间的社会秩序被彻底破坏，短期内看不到恢复的可能，父亲终于对“勤劳致富”绝望了。一个晚上，父亲对兴义说，他不再逼他做生意了。年幼的郑集，终于卸下父亲对他选择前程给予的压力，但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眼前的父亲，“一个多么精明能干、逞强好胜的汉子突然变得衰老起来”。父亲走后，他痛哭失声。
乡间的混乱至少持续了六年。因为在郑集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16年，他十六岁的时候，因肺结核从县城休学回到乡下母亲身边；一年后的1917年夏天，“十几个匪徒明火执仗地闯进兴义家，翻箱倒柜地洗劫，还把母亲绑在客堂的柱子上，口口声声逼母亲交出‘小财神郑兴义’来”。“匪徒在村里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在阵阵雷声雨声中呼啸而去”。那时的郑集只是一个高小学生，却被看作是“小财神”，这是因为郑家虽然已经破败，但仍然被看作是一个“富户”，郑集被看作是一个绑票敲诈的好对象。
连这样一个乡间小商贩的“事业”都无法存活下去，当时这场社会变故对川南乡村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根据《郑集传》的记录，这样的变故基本是发生在乡村，还没有波及到县城。
我之所以对《郑集传》记录的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因为早些时候我在另一本自传回忆录中，也看到过类似记录。这本自传的作者郑超麟比郑集小十个月，出生在1901年的福建省漳平县。相对于封闭山区的川南，漳平是个“开放地区”了。漳平县城早就有了天主堂，神甫安斌琅来自西班牙。
郑超麟是托洛茨基派早年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回忆几乎时时处处不忘他的一套理论，不断要作阶级分析，他回忆录的一个小标题是：“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我对理论一向不大有兴趣，感兴趣的是郑超麟在自传中真实描绘的社会历史细节。例如，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漳平乡间如何？漳平最大的民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而辛亥革命之后，那里并没有马上出现混乱局面，混乱是在四五年之后开始的。县城周围的“和睦里（即今新桥）有个农民或（小地主）叫林智山，团结了周围的农民，不知怎样搞到几条枪，便拒绝交纳钱粮，进而拒绝衙门派来的差役入境，起初只保卫一两个乡村，后来几乎整个和睦里都在县政权统治之外了。那时的知事是湖北黄陂人邓炳，前清秀才，很能干，是福建督军李厚基任命的，穿的虽是长袍马褂，但威风不减于七品知县。他派了两个差役去办案，被林智山的部下打死了；他请来了一队兵去进剿，自己坐轿子督战，兵打了败仗，自己驻在一个路亭内，几乎被俘”。“林智山一度在宁洋县衙门发号施令，一个漳平人谢信友做他的秘书，听他使唤”，这个谢信友是郑超麟父亲的“同案秀才”。
“林智山站住了脚，于是别的人起来仿效。他们都有钱，有队伍”，“匪区逐渐扩大，从和睦里扩大到感化里，甚至扩大到居仁里（即今城区及附近各乡）离城不远的几个乡村”。“林智山是否打家劫舍，绑票勒赎，我未听说，但近城乡村的‘土匪’则是打家劫舍，绑票勒赎的”，也就是说，漳平和川南一样，也开始了混乱。
郑超麟
最有意思的是郑超麟描绘的这种变化的过程：漳平在辛亥革命的最初阶段没有立即混乱，是因为官府构架基本没有大动，只是改了称谓。“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和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为‘都督’，‘知县’改为‘知事’”，渐渐地，“县府二级撤销了”，变革在继续，开始实行“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忌……各县绅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读法政学校的学生纷纷活动出来做官”。郑超麟还记得：“废除‘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变县官称谓，更引人注意。”
变化的后果在渐渐显露出来，“辛亥”后的“第一位‘知事’姓卢，是本省永定县人”，“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渐渐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实质性的变化开始起作用了”。“‘老爹’背后没有了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人们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那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来我们县里做官，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粮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书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私盐也管不住了，“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孙中山等领导人
卢知事想整顿，抓了几个私盐贩子，“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的人，我认识此人，家住杨家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赌场，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见形势不好，便从后堂逃走了”。
城里开始闹事，“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部分是普通市民”。最后事情的解决，“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他一口山东口音，当地人还都听不懂，“他来到明伦堂门前的大院子，对聚集在那里的群众说了几句话，自然是有人翻译的。那天我也挤在群众中间看热闹，我听不清楚这个山东老头子说什么话，只觉得群众还是尊重他”，最后总算没有酿成暴乱。
“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而且，还是一个讲着当地人根本听不懂的方言的“前官员”，这给郑超麟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意思的是，晚年郑超麟讲述这段故事时，循着他的理论，还在扼腕叹息：当时没有出现“新的意义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发的群众运动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同一章节里，郑超麟告诉我们，当时漳平最基本的氛围还是“首先，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有皇帝”。
这些个人回忆让我们了解了，辛亥革命存在的上下脱节状态在乡村和小县城是如何具体表现出来的，也让我们看到变革时代制度衔接之重要，看到变革的循序渐进为何要顾及复杂的社会民众层面的种种因素。
谈到一场革命，历史学家常常只告诉我们，这是“历史进步”的重要转折，民众似乎必定是欢迎进步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行进中的列车，如果突然做出一个“历史性转折”时，车上有多少人会因猝不及防从车窗里被甩出去；大历史也不会告诉我们，那个被甩下去的人怀抱的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样的事情，在宏观的大历史之下是不被关心的。可由于不关心，社会民间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就此消失了。消失的结果，是人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教训，而历史也因此缺少了一个丰富的层面，不能给我们提供它的复杂性、提供让我们谨慎行事的依据。
两部传记和回忆作品只是讲述了一点个人故事，却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提醒人们在大变迁的年代，注重牵动民生的细节，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千千万万个郑品三，他们只有短促的一生，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梦想，不论是以什么名义，都不应该被轻易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