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段关于齐白石老人的故事。
齐白石老人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而且已经节俭到了成为一种怪僻的地步。凡是和老人有过交往的，都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老人在画界久负大师盛名，勤奋且高寿，如此一节俭，当然就有了可观的积蓄。于是，老人在家乡湖南湘潭县购田置地，也出租。在那个年代，顺理成章，是最传统的投资。
一生无事。到了九十高龄，老人出问题了。1950年11月至1951年4月，湘潭县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留在家乡的齐白石的后代，因此被指控为大地主，眼看着“地主成分”要划到老人头上。今天的年轻人读到“地主”一词，大概感觉就是某块土地的主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在那个时候，却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有了这个头衔，说可能性命不保都不算夸张。否则一个九十老人何以如此焦虑万分。万般无奈下，齐白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讲到自己的田产，均是以卖画所得购置。毛泽东将此信作了批示，转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王又将信转给当时的湘潭县长兼县委书记杨第甫。在一级级官员的关照下，虽然老人一生积蓄的田地被尽数没收。可是，免去了至关紧要的“划为地主成分”这一条。
齐白石
杨第甫是个官员，也是文人。他事后拜访了白石老人。老人此时已九十六高龄。回想起来，仍然感激涕零。展纸研墨，画一幅荷花相赠。罕见的是，落款一连书三个“白石”，据说老人是表达“在此三叩首致谢了”的意思。杨第甫非常珍视这件墨宝，把它传给了儿子，那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杨小凯英年早逝，这幅承载了一段历史的大师之作，由小凯一家珍藏，想来会一代代传下去。
读完这个故事，回想起我读过的类似这样政界和文化界名人的“佳话”为数不少。“佳话”营造温馨的气氛，也在无形中塑造我的思维习惯。可是，假如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读，一些疑问不由自主地会冒出来。退一万步，就算不去质疑出租土地是否是刑事罪行，不去质疑定罪的标准，不去质疑土改在源头上其行政命令和立法执法的混淆，即使在同样的定罪标准下，我都会对程序提出疑问。换一个视角，我会很奇怪，假如白石老人，因购置土地的钱是卖画所得，就可以“免入罪”，那么，其他地主购置土地的钱，都是杀人越货、抢银行得来的吗？有没有对其他地主的财产来源，都作一番甄别？他们是否能够因为购置土地的收入是合法的，就也同样“免罪”？
此类“佳话”故事，总是在正面叙述，也在无形中营造“法律面前不人人平等”的概念。久而久之，人们在温馨故事面前，习惯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待遇，认同了这样的观念：只要自己和文化名人之间身份不同，在法律面前就也要“矮一截”。也习惯了这样的制度设置，就是高级官员的一个批示、一封信甚至一句话，就能够改变程序。判断不是司法程序凭借法律在做，而是官员随心所欲在做。所以，遇到问题，我们对司法会没有信心。我们会条件反射一样，要找个通道，托上关系，向未可知的上层递上请求。
只要这样的故事，还在被当作“佳话”流传，我们默默无闻的平头百姓们，就还很难指望司法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