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

作者:林达

一个人写出自己的回忆,写一个孤立的跌宕人生,很可能只是偶然;可是,个人境遇的总和,就必是鲜活的社会历史本身,这是民间历史的魅力所在。我曾经想过,应该在哪一天,约几个相识的人,约好一起写出回忆,同时记录各自周围一圈生态,这样一个小小集合,就不再是个人史,而是一个社会单元、一个社会团粒结构,就有历史记录的价值了。

我只是想想而已,而在古老的昆明,一些不同年龄段、有着相互关联的人,并没有相约,却出于本能的历史感,真的呈现了个人记录的不约而同。

这是我再次阅读景明的回忆,准备写序的时候,忽然意识到的。在断断续续的几年里,我为几本围绕昆明的回忆录写了序言和书评,其中有黄湛回忆录《永远的北大荒》,有胡伯威回忆《儿时民国》(续集《青春·北大》),还有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而他们都和一个人有联系,就是景明。他们是景明的干爹、表哥和老师。我还陆续看到一些其他的回忆,有流亡至昆明的范小梵的《风雨流亡路》,她丈夫朱锡侯自法国归来居昆明三十五年,留下书稿《昨夜星辰昨夜风》,他们和景明的前辈有着共同的亲朋世交,也就隐隐牵到了一起。


熊景明

卓琳去世时,我看见范小梵的女儿给景明信中唏嘘:“他们这一代人走得差不多了。”卓琳是她妈妈的好友。我问起来,景明对我解释说: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老板的千金。我三姨妈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她家不在昆明,住校,星期天就和我三姨妈一道回家”。这些,她没有写进书里。景明的父亲王兆仁年轻时光,有一个高大的国军军官,曾带女友来昆明,向朋友们介绍说她叫蓝苹,不知为什么,景明的父亲似乎对她印象不好,当然,这只是一个生活小插曲。

我一直记得景明说起过的故事,那年她带外国专家回云南作乡村考察,来到聂耳纪念馆,看到一个介绍影片里放出一英俊青年,解说词说,“这是聂耳”,景明不由大笑:“这是我爸爸的照片啊!”影片又放出一美丽女子,解说词是“这是聂耳的女友”,景明更是大笑:“这是我妈妈!”这位云南音乐家曾是和景明父母玩在一起的好友,纪念馆方面不认人,在一堆照片里捡了英俊青年和最秀美女子摄入影片,恰是景明的父亲母亲。时局动荡,朋友四散,聂耳早逝,卓琳、蓝苹分别去了延安。1949年,卓琳没有回乡,她在延安嫁了外乡人,丈夫号召北方城市青年“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因而赴卓琳家乡,彻底改变了她少女时代好友们的命运。


景明的妈妈新婚时

一大批外乡人因此落户昆明。在走向大西南的军人中,有戏剧家吴祖光十九岁的妹妹吴葽和她后来的丈夫孔凡庸,他们于1949年10月2日离开南京,1950年2月抵达昆明,从此也成为新昆明人。景明随爸爸妈妈干爹老师及乡亲们,迎来从天而降的队伍,也迎来千年淳厚古昆明的大变革,可是,读今天吴葽写下的《22年的劫难》,又发现这支天兵队伍,亦不乏被碾入社会巨变轮下的遭遇。

蓝苹也在延安成婚,她后来参与了其丈夫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当初一起在昆明旅馆听蓝苹唱抗日歌曲的朋友,谁也没有想到,因为这次小小聚会,几十年后,景明父亲对蓝苹的一点私下议论,竟然差点要了他和景明六姨爹的性命。

这些记录原本孤立独存,却因他们之间那点纤弱的社会联系,陆陆续续地一本本放在一起后,眼前忽然展现出了社会一角的历史拼图,作者、书中人物、牵连到的周遭,已是横向关联延伸的一片社会断层:当年边城不大,景明父亲出生时,昆明只有三万人。而这个角落,又是中国大图景的缩影。当一个历史网络蓦然最后连通,真是令人惊异。

我把景明这本书看作这个结构的中心。不但因为她的存在,使得这些回忆得到一个连接,也因这一圈记录各有其阶段局限:记录者或是出生此地却又别离,昆明记叙也随之中断;或是自外乡转来,文化基因终有异趣。景明的回忆不同:从清末的家族追溯,到她自己的青年时代,叙事根基始终深深扎在同一片土地上,是边城文化场的一个近现代核心。

大一统中国下,不论是辛亥开始的各类革命,还是战祸动荡离乱,都不可阻挡地一路蔓延,一直覆盖到最边远省份。景明回忆录中叙述家族的父系始于任丽江知府的曾祖父。祖父家中还召开过云南的中共“一大”。两代十六人求学的足迹,从省内省外到英美德法,“教育所费,几近破产”。母系始于祖外公(母亲的外公)参与百日维新被慈禧赶回云南。外公一代虽是大户人家,却立规不用用人。到母亲一代加十个舅舅姨妈,就牵出众多家庭的命运,其政治倾向有“国”有“共”。自古以来,不论天灾人祸朝代更替,在此边地,各路人马各派信仰,终有舒展活跃空间,活力来自社会的色彩斑斓,近代又添加自西方引入的现代科学与宪政学说。景明父母一代正是呼吸着西风东渐的新鲜空气成长起来。直至1949年,变革属史无前例,真正做到天下归于一色。如此巨变,过程必要用超常强力,社会再造就是个人重塑的历程,刚性个体脆裂消失,生存者则必须为生存而改换生存方式。

维护单色社会有很多措施,关键在隔离。社会屏蔽色彩之后,家族传承仍是连接历史的最后机会,某些家庭孩子可能承继“危险基因”,于是,景明投考大学那年,发现很多和自己一样的少年人因家庭而不得升学。景明侥幸在第二年遇到政策松动,虽成绩优异仍不准进北大,但至少进入了大学校门。还有许许多多少年,却永远被排斥在教育之外。走进学校,敏感的景明很快发现,高等学府已经被釜底抽薪。先是学业可任意中断,派去“四清”,之后接上“文革”,景明成为斗争的众矢之的,只因成绩优秀。同时,范小梵读初中的小女儿被同学打伤脊椎;刘德伟平静回忆自己被迫吞下一堆铁钉,只因是优秀教师;刘德伟也记录同校一个险些被打死的初中学生,只因其父曾是国民党军官的司机。我对景明提起这些,才知道也有人对她动过粗,这些情节她不会写进书里,我也没敢追问。然后,景明和同学进入农场由军人管理。后面的工作分配,无关所学专长,无关个人兴趣,没有选择余地。

读过这本书的朋友,无不对景明超常的记忆力、观察力留下深刻印象,跨越时代折断的裂缝,她似乎只是不经意间,给两个时代作出细节的描绘对比。在我眼中,景明的特别,更来自始终有一星自由之火的内心。自由之于她的父亲,首先是对一切好奇和探索的自由,他迷恋科学技术拓展的天空,有着学识服务民众的虔诚,自由于他也是等同于生命的诚实和无拘束的心灵。他为滇缅公路、昆明供水贡献了自己毕生的聪明才智,在关押中他宁可置自己于死亡威胁下,也定要实话实说。晚年,他坚持买一辆摩托,他要在风驰电掣中,实实在在回味曾经有过的青春自由。景明母亲长期卧病在床,却以精神托起一家人,幽默和关爱自然天成,自由于她,就是维护私人空间阻挡强力逾界的坚持,她就是温暖,就是家,就是亲情友情的守护神。景明承继父母,承继的是父母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和坚守,这是以常识常情构筑的文明本身。


摄于1967年、“文革”中景明一家人即将被打散之前

个人境遇融入时代背景,又写出大时代中普通人短短一生的生命辉煌,文字一定要好看,这些恰是景明擅长的。她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很深的学术功力,却从无学究气。她以独特的个人视野,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自己亲历的边地社会演变,读来却好像只是在穿过行云流水、细数柴米油盐。家传的幽默天赋,更是别人要学也学不来。景明以平常故事传达常识:个人自由无涉政治。所谓正常社会,只是以最大限度保障个人自由。社会文明进程,只是以法律逐渐限定个人自由不损害他人自由。外力强势入侵个人空间,社会必然反弹要求回归,这是人为制造的冲突。一个超政治化的社会必定是异化的社会;唯有向常态社会复归,张力才会随之消失,这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共同天性使然。


长期卧病的母亲在医院里

对许多人来说,景明是一个谜。几十年里,不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是汉学家,多半是她的好朋友,她是大家眼中推动中国研究不可缺少的助动力;不论做什么,她似乎只是信手拈来,轻松成就,一切只是自然历程;后来我渐渐明白,她也有难处,只是她习惯把难处单独留在自己身后。第一次遇到景明,我很惊讶,当时她已在香港生活二十年,还没有过一次出国观光,所有假期,她都回到内地农村,在那里扶贫。

后来我读景明的回忆,就感觉这一切都很自然。她只是承继父母的路径,继续走下去。对于景明,父母从未离去,他们就在天上,为她点亮星斗,护佑她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