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小鲁的“文革道歉”成为一个新闻。新闻涉及的却是一段历史。
长期以来，大家对“文革”的个人忏悔和道歉很是纠结，很多人把“文革”中的个人行为归于国民性、民族性。我想，忏悔和道歉是非常私人非常内心的事情，也有许多复杂情况。
昨天聊起“文革”，有个朋友对我说，他相信终有一些人只是天使，任何情况下不会作恶，我也相信，如同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只是恶魔。但我同时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人性是天使、魔鬼的共存。在一个特殊驱动下，大量隐于内心的魔鬼会一涌而出，伤害其他人。时过境迁，受害者伤痛难平；而对于绝大多数施害者，当魔鬼被驱回原处，依人性规律，他们内心也必定开始天使和魔鬼的战争，那是个人的内心挣扎。如张红兵当初举报母亲，导致母亲被判死刑，最后说出来，对于他可能反而是心理上的一种解脱。他的自述符合人之常情：在此之前，他四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弑母”的自责煎熬中，其实即便他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他也不是一个不知忏悔的人；而要论道歉，他永远没有机会当面向母亲道歉了。我的一个朋友，“文革”中只是六年级小学生，她向我讲起，如何内心挣扎许久，才向父亲道歉。但是，有更多更多那个时代的青少年，他们被逼迫被诱导羞辱了自己的父母亲人，甚至羞辱了自己，正因为深切的痛苦悔恨，令他们一生不堪回首、无法面对，因而选择回避，这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常识。也许他们大多数人都难于面对向父母道歉的那一刻，但并不说明内心就没有忏悔。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内心可能至今仍是魔鬼占上风。
最近于光远先生去世，他的女儿于小红写了家族回忆《白花丁香树》。小红的母亲孙历生三十四岁时在北京女三中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典型“文革”故事，悲剧却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反右运动。这曾是个幸福家庭。孙历生是个单纯女孩，十四岁入党。能被保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她一定看作是荣誉和政治进步的机会，绝不会想到，因为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二十三岁就被打入右派的地狱。正是这个“案底”，导致她“文革”中在劫难逃。女儿眼中的于光远，远非无情无义，妻子被送去劳改，作为高级干部，他没有采取划清界限，相反，冒着被牵连危险，骑车百里去劳改农场探望妻子，送去营养品。结果，他被举报，被要求不准夫妻见面，并被逼着离婚。那是全家商量后权衡的决定，放在权衡天平上的，是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待出生）：“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最后决定由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妻子提出离婚。离婚以后，第三个孩子出生，“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坐地许久才站起来”。夫妻保住一个，孩子才能保障基本生活费和避免更大伤害。他们的爱情婚姻就被作为代价支付出去了。“文革”更凶险，两人都失去自由，当时他们各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他买了几个包子……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如果没有女儿的细节记录，后人很容易把事件简化，想当然地批判一个身为高级干部的丈夫的无情。当所谓大时代非常时期的大风大浪袭来，我们应该承认，人可能是软弱的，也可以是软弱的。对于光远和其他很多人，公开讲述可能不仅不能解脱，而且有根本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尽量鼓励能够说出来的亲历者记录历史，也必须理解和维护一些亲历者们对隐私和心灵最痛处的维护。我们如果无法理解所有悲剧人物在所谓大时代碾压下的无奈，对他们没有最基本的同情，我们就很难和“文革”风行的简化思维方式真正拉开距离。
于光远先生追悼会
婴儿于小红与父母
在劳改农场的孙历生（右起第四）
“文革”经历是个人的，但“文革”作为历史，又是民族和国家的。个人记忆和民族记忆该如何转化？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提到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念小学时，有一天父亲领我去了上海西藏路的红旗新闻电影院，看纪录片《条顿剑在行动》。那天从影院出来很失望，感觉那是我当时看过的“最不好看”的电影，相比之下，父亲全神贯注地投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父辈前半生在内战乃至世界大战动荡中度过，那是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每每想起来，总觉得那时的年幼无知当然是看不懂“条顿剑”的原因，所以我并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我再次回想那次“条顿剑”经历，突然感受到历史隔膜的强大。当时我已经从书本上熟读那些历史，但是，对于“二战”和内战，我还是有时空上极其遥远的感觉。那天令我惊讶的是，我突然想到：它们事实上距离我并不遥远。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是我出生前七年的事情；而国共决战和国民党退出大陆，距离我出生只有三年。可是，我对那个时代的距离感，远远超过实际的时间距离，其实很自然：历史场景的清晰了解及准确感受，和事件与自己相距的时间长度无关，而是与是否有亲身感受有关。“文革”对于经历过的这一代人，哪怕相隔半个世纪，仍如在眼前。而对于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人们，哪怕仔细阅读了“文革”记录，印象也总是相对抽象、模糊甚至感觉是不可思议的，哪怕他们只是在“文革”结束那年出生，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距离。而当年红卫兵的后代，看着今天自己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自然完全无法真实想象，他们当年在另一种装束中可能的威风和生死予夺的权力。在亲历者和非亲历者之间，有一条天然鸿沟。
也就是说，即便用尽一切手段来为国家和民族保留及传承记忆，效果都可能会大打折扣，更不要说它还如此的缺乏细节的记录。忏悔道歉是经历者的个人心灵活动，而记录细节是历史传承。也就是说，即便所有该道歉的都道歉了，假如不重视和鼓励历史细节的记录，那么，“文革”的教训依然不会被这个民族的后代了解和记取，它依然会随着亲历者消失在历史烟云中。
例如，采访陈小鲁的记者对今天的读者介绍说，陈小鲁当初创建的是“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而创建人自诉当时的初衷是“制止打人”，但是，没有经历过“西纠岁月”的人，却无法想象，即便“初衷”不错，但“初衷”和现实之间，有着怎样南辕北辙的距离，不仅1966年“红八月”的“西纠”成立宣言中，声称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而且当年“西纠”可以私设监狱，酷刑以待，可以对普通人格杀勿论。“西纠”二字不仅令北京普通市民普通中学生胆战心惊，甚至他们的威风传到上海等大城市，那里模仿的“西纠”们，一样是红卫兵暴力的象征，令当地普通市民和学生充满恐惧。如果没有另一方的细节记录，“西纠”在历史叙述中，就差不多要变成“文革”中制止暴力的英雄和受迫害对象了。
于小红记录了她和自己家庭与周围邻居亲友经受“文革”暴力的细节：小姨产后十天，就和姐姐、母亲一起被殴打，初生婴儿在床上啼哭。这孩子的父亲一直被关押，不到两岁，父亲就被迫自杀。小红的母亲，三十四岁的孙历生具体是怎么死的？小红如实留下了空白和疑问。孙历生的亲人们只有根据她和同事们曾经遭受暴力的情况去推测。而“文革”有无数这样的历史疑案和空白。她说：“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段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一个事件，目前依然不仅缺乏大量细节记录，也缺乏制度上的检讨。而且，这是有关联的。曾经看到一本少数民族地区的“文革”采访录，我印象很深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提到，有人说，这些寺庙都是你们自己砸掉的，作者说，这样的说法“真无耻”。我有过在鄂伦春民族地区插队生活的经验，明白作者的意思。我看到过对一个鄂伦春猎民的批判会，当时中苏对立，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亲苏是很大罪名。那是中苏边境地区，鄂伦春是游猎民族，在1953年前还是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概念。他们一人一马一杆枪，有能力从黑龙江独自一人骑马翻山去内蒙相亲，也会逐猎物而行，穿越森林进入西伯利亚行猎。这个猎民受到批判，是指责他为何去了趟“苏修”，在那里打猎。我记得他很困惑地回答：“那里的犴（麋鹿）比这里的狍子还多，我为什么不去？”但是，不断的批判加灌输，后来鄂伦春人已经会很自然地对我宣称：不久后他们将要赶着马车打到莫斯科去，村里也搞起了阶级斗争、抓“苏修特务”。假如没有自上而下的鼓励，世代虔诚的少数民族佛教徒，自然不会突发奇想去砸寺庙和伤害僧侣。我继而想，那么推至汉地，难道不是同样道理：如此之多的青少年长期在斗争哲学的教育之下，暴力行为往往被认为是进行“革命”，又突然被赋予超越法律的一切权力，受到鼓励去“实践革命”；如此多的民众突然摧毁自己的文物珍品、祖先陵墓、宗祠庙宇，摧残自己的家庭、教师继而自相残杀；这些难道不是当至高无上的权威踢掉法律、拔掉最后制约的瓶塞后，一切内心的恶魔夺瓶颈而出的原因吗？而当权威逝去，一切却又在可以预料的那一个转折点开始逆转。如此，国民行为的更改，都在这政治巨手一放一收的操纵之间。
所谓民族性，是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德国人不再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人？德国反省纳粹，主要是依靠在制度层面对纳粹的彻底颠覆、对大屠杀主要责任者的刑事追究，在立法中确立纳粹为非法，加上教育制度的彻底更新，在历史教育中不但不避讳历史罪行，反而强调本民族的历史教训，所以，今天德国人的个人反省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个人行为，同时也是民族的行为。这样的忏悔和反省，可以相信是牢固的，也是能够避免重蹈覆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