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
制宪会议召开的费城，我们去过两次，非常喜欢那个城市。最近收到DZ的来信，他总是问起你，并让我向你转达问候。他和他的钢琴家妻子，刚刚搬到那里。以后再去，我们就可以去他们家落脚了。我们喜欢费城，大概是因为我们一直转在老城区，也就是制宪会议举行的独立宫附近。相对来说，老城区街道不那么宽，建筑物也没有那么尖利炫目，历经岁月的红色砖墙，温和、给人以亲近感。
当然，今天费城的老城区也已经发展了。虽然独立宫附近的街道，还保持了二百多年前的大致格局，路面的设施，却完全现代化了。唯有独立宫门口这一段路面还铺着小石块，其余街道都是平整的水泥路面了。遥想当年，这里还都是土路，过着马车，下雨天一片泥泞，远不是那么干净。为了制宪会议，独立宫前面的道路曾经给撒上一层小石子，这已经是非常考究的待遇了。
1787年的费城
1787年，费城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多大呢？人口四万。你也许会问到纽约，纽约当时比费城还小，只有三万三千居民。波士顿更是只有一万八千人。这就算是美国的几个最大都市了！只要做个比较，你就可以知道美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了。当时的巴黎有六十万人口，伦敦有九十五万人口。根据今天专家的考证，当时北京的人口大致是一百万，面积据说比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是十八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眼中没有美国，因为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规律：没有多少人会在意一个穷乡僻壤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提到过华盛顿将军本不想来开制宪会议，另一个原因是，在制宪会议同时，还有一个“辛辛那提”退伍军人协会，也正在费城聚会。协会由独立战争的退伍军官们组成，华盛顿将军作为当年义军总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协会的名誉主席。虽说那是民间团体，可是不论古今，军人团体，又都是打下江山的功臣，在政局不稳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担心他们提着枪出来影响局势。尽管华盛顿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可是，他毕竟是唯一一个跨越“两会”的人，他本能地就想避嫌，内心非常顾虑。
华盛顿最后决定出席制宪会议，就想让自己小心翼翼地避开辛辛那提协会。战斗岁月刚刚过去四年，他一定也很想和昔日军中袍泽聚会，可他还是给协会写信说，自己身体欠佳，不能出席。不过，当华盛顿将军到达费城的时候，辛辛那提协会的弟兄们，还是在诺克斯将军的带领下，骑马列队迎接了他们昔日的统帅。费城人也热情洋溢地欢迎这位独立战争的英雄，教堂为此敲响了钟声，礼炮齐鸣，费城人在马路边，看着辛辛那提协会的军官们，簇拥着华盛顿将军，把他一路送到他的住处——豪斯夫人开设的小旅馆。
华盛顿抵达费城的时候，当时三十六岁的詹姆斯·麦迪逊，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了。是的，你一定觉得他年轻。我上次提到的那位天才汉密尔顿，也是制宪会议纽约州的代表，他那年才三十岁，五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三岁。最年轻的二十六岁。而年纪最大的，就是那个用风筝从天上扯下雷电、发明避雷针的富兰克林，他那年八十一岁了。
在小旅馆等着华盛顿将军的麦迪逊，是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也是个非常仔细认真的人。他第一个到达费城，想趁机有更多时间读书和思考。
在弗吉尼亚州的政界，麦迪逊和托马斯·杰弗逊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爱好读书、都熟悉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不同的是杰弗逊比麦迪逊稍年长，长期被美国派驻在法国。杰弗逊简直是热爱法国，他受法国思潮的影响就更深；而麦迪逊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更多地接受了那儿二手的苏格兰启蒙思想。
1784年，杰弗逊以美国驻法大使身份去巴黎的时候，他们俩约定互通信息。麦迪逊给杰弗逊送去了北美大陆特有的动物、植物，以便向欧洲人证明新大陆是一块丰饶的土地；而杰弗逊给麦迪逊运来欧洲先进的器物，还有一大批法国和欧洲的政治法律书籍，其中有狄德罗新出的《方法论百科全书》。
麦迪逊通读了这些著作。他常常从早到晚读书，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也许是因为美国有“实用”的需要，他特别注意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各种政府形式，特别是共和制政府，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运作状况。1787年初，他开始注重将历史上的政府和当时的美国政府加以比较。他把自己的思路写下来，写成一篇《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制度之缺失》，这篇文章就被当时的人称作“麦迪逊缺失”。
与许多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一样，麦迪逊的思考建立在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上。他接受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国家及其政府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这个理论认为，权力起源于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人有权自由地处置他们的权利，他们相约联盟，这就是国家。然后，他们在自己内部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管理者，这就有了政府，另外一部分权利保留给自己，这就是政府所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
社会契约论只是一种理论。人类历史上的国家和政府，都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而不是依据理论、依据纯粹的契约过程建立起来的，现实和历史中充满了血腥污秽，根本没那么理性。这是政治家们常常抛弃契约论的原因。他们想，算了吧，就算理想中的政府应该是这样形成，可是事实并不按照理想发生啊。
麦迪逊当然也知道，历史不是照着理想化的理论发生的，但是他相信，通过人的努力，契约论的理想是可能实现的。在合适条件下，一群有理性、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完全可能坐下来达成协议，按照契约构筑一个管理自己的形式。他相信，只要做得好，他们完全可能建立一个比历史上所有政府都好得多的政府。他的信念的基础之一，就是美国各州这些年的制度实践。
麦迪逊并不把人性理想化。他知道，人性是复杂的。人有自私、妒忌、自我膨胀的本能。他赞同苏格兰思想家大卫·休谟的看法，人在孤处时比在公共生活中更诚实，“良心，这唯一残留的纽带，在个人身上实为不足。在稠人广众之中，人们对良心实无期待”，大家一起做事，如浑水摸鱼，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力反而消失了，结成群的人会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理由。这就是一些平时看看还蛮善良的人，一进入群体就表现得十分邪恶的原因。
所以，麦迪逊认为，组成一个好的政府的关键，是控制好权力。他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根本没有必要……在构筑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困难的是：你先得让政府有能力控制百姓；接下来，你还得让它能控制住自己。”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政府，它的权力既要强到能够管得了下面的人和事儿，却又不能过强，以致去侵犯公民们保留给自己的自然权利。道理是对，可是，又怎样在“制度上”使这个“好政府”的权力，就恰到“好”处呢？在麦迪逊看来，这就是费城制宪会议要解决的问题。
麦迪逊只是一个代表人物，同时代的绅士精英们，大多和他一样，长期地在欧洲的知识源流中学习、积累、相互交流，也在自己州的建制中实践，为美国的宪政制度做准备。
这是费城制宪的思想基础。同时，从英国移植过来的管理方式，历经在北美的百年演变，推进是扎扎实实的。费城制宪的社会实践基础，是美国宪法之树生长的丰饶土壤。
北美这块土地，当它还在英国统治之下的时候，共和的萌芽已经在生长了。
英国在向殖民地移植制度的时候，由于皇帝太远，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间接权力，这就是总督的产生。在英国，国王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存在，传统力量以及那些看上去只不过是繁文缛节的皇家典仪和排场，有效地构筑了民众“服”的心理。而殖民地民众是从来就看不见什么皇上的，当然也就看不到那套皇上的漂亮排场。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总督。可是，对总督的“服”就大打折扣了。
当时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在功能上很像是现在的英国首相。他名义上是女王的代表，事实上，在他所管辖的范围里，他具有非常大的行政权力。他给了殖民地的民众一个行政官加议会统治的示范。这种殖民地模式，其实是在进一步地实现英国式的渐进改革，使得北美在独立的时候，民众对“行政官加议会”统治模式的认同，远高于对一个新皇帝的期待。
这一批美国的开国先贤，并非草莽英雄。他们大多是原来殖民地体制内的政治家。美国宣告独立后，他们还是回到自己家乡，回到议会，在过去叫做殖民地、现在叫做州的小国家里，继续自己在独立战争之前就从事的参政工作。
独立之后，没有遥远的英国君主了，就连英王派来的总督，也走了。在费城制宪会议之前，联邦政府虽然仍是战时的孱弱状态，但从独立战争开始，各州政府就扎扎实实在基本维持原来格局的基础上，开始立宪、立法并完善议会。他们普遍地推出了一个州长，替代原来的总督，作为州的行政长官。也就是说，在制宪会议之前，初步的共和制，已经是各州在实行中的实际政体。比起殖民时代，从总督到州长，州一级的政体就悄悄地又进了一步。
你可别小看这一步，这步一跨出，共和制就初具规模了。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各州纷纷拿自己本州的政府体制来做参照，这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十三个州都已经通过了他们各自的州宪法，有些甚至是基本沿用殖民地宪法，只是把里面跟国王有关的字眼去掉。在美国制宪会议七年前的1780年，马萨诸塞就已经采用了州宪法交全民讨论批准的形式，这正是后来美国宪法通过的方式。
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宪法方案，就是弗吉尼亚州提出的方案。而这个州在殖民时期，就已经有了多年的宪政历史。在费城制宪会议之前，托马斯·杰弗逊就和麦迪逊合作，在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保障政教分离的“宗教自由法案”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权利法案”。所以，当时是弗吉尼亚州代表团，围绕着麦迪逊的思考，对新的宪法准备得最充分，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因此，从制度上来看，费城制宪虽是一个创新，却不是一个斩断传统、开天辟地的事件。他们只是对现有的文明成果，适度做出进一步改革而已。
这些参加会议的绅士们知道，美国再次面临生死存亡。决定命运的不是外部敌人，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找到一条出路，建立一种能经得住今天的、甚至是遥远未来的社会复杂运作考验的制度。制度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是社会在探索管理自己的办法。看看容易，可是，就像制宪会议的马萨诸塞州代表、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的那样：“击败欧洲所有炮舰军队易，管理好自己难之又难。”
费城会议定于5月14日开会，可是，或路途遥远、盘缠不足，或本州的事务繁忙，种种原因使代表们姗姗来迟，会议不能如期举行。因为照规矩，这样的会议必须达到法定出席人数。十三个州相约开会，必须有超过半数的七个州到会，才能开起来。
1787年5月25日，新泽西州代表赶到，终于达到法定数目，会议开始了。地点就在费城的市场街和第三街之间的市议会大楼，一栋二层楼砖房。会场在东厅。如今，这个市议会大楼被大家叫做“独立宫”，十一年前，就在这同一个地方，北美各州的代表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现在，是在同一间房间里，各州代表再次聚会，这次是要解决美国怎么生存的问题。
那是夏季，天气有时十分炎热，对于来开会的代表们，真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他们戴着假发，穿着正式场合必需的礼服，挤在一间并不那么大的房间里。房间里面是十三张铺着墨绿色台布的桌子，每州的代表各围一桌。幸亏那是公共建筑的一个大厅，屋子足够高敞，空间虽不算宽敞，却并不压抑。最里面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椅子，那是会议主席华盛顿将军的雕花座椅。
我们都见过许多国家的高层会议，总是有一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在那里气吞山河地主导会议方向。而华盛顿将军，却因为自己被选做会议主席，反倒做了一个奇怪的选择：自己不发表意见。
也许在华盛顿看来，德高望重是一个额外的砝码，一压上去，天平马上倾斜。他若一开口，别人很可能就因为不想违拗他，而不再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或者不再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所以，他干脆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费城会议的会场
我们也见惯了这样的场面，一旦没有重量级人物压阵，一群意见各异的人们马上就要吵翻天。是啊，我们都知道，人实在是一种很难说服的动物，人不仅会趋向于自以为是，而且常有虚荣、固执的一面。一旦争执发生，不要说认为自己没错，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也会因为放不下面子，就非要坚持自己错误的主张。
华盛顿这个会议主席，是被麦迪逊和其他人花了很大力气才劝来的。那么，这样一个不吭气的主席，是不是让大家很失望呢？其实他们都是华盛顿多年的好友或政界同事，他们对他再了解不过。再说，这些美国绅士对会议主席的理解，也本来就不以为他应当是自以为是的领袖，而只应当是一个谦和的“公正”的象征。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习惯。
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实践。他们在会议之前，先制定规则。
规则规定，代表发言，必须站起来面对主席，先称主席“先生”，然后把会议主席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对象。在提到在场的他人时，要用第三人称。
这样一来，即使有非常对立的不同意见，看上去发言人也是在向主席正面表述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和不同意见的人在直接争执。主席按照惯例是中立的，于是针锋相对的观点，被隔在了主席这堵防火墙的两边，想吵也吵不起来了。这些规则来源于英国的国会规则，一直在英国保持到今天。现在每次电视转播他们的国会辩论，我们都要稍稍看一会儿，因为实在很有趣，他们几百年练下来，已经非常熟练。议员们一个个伶牙俐齿，飞快地把自己与对手的争执，转化为面对主席的陈述。激烈，却很有秩序。
规则中还有现代辩论中的“同等时间”原则，对一个议题，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同等的，一圈一圈地轮过来。甚至有对礼仪的规定，规定发言者要文雅礼貌。别人发言时，不可喧哗走动，不可看书看报。每次会议结束，等主席起身离开，代表们才能起立离座。
他们还仿照自己在各州议会的长期经验，搬来一些议事程序。例如，委员会的制度。这个制度在美国议会一直保持到今天，而且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的美国国会，都组成不同的委员会，像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等，让议员们能够根据自己的专长，内行地对一些国事专题深入探讨、提出建议。
让内行的委员会在小范围里讨论出推荐方案，表决通过，再提交大会讨论和表决，这种做法比较好理解。可是，在今天的英国议会下议院，还有一种全体委员会，出席的是所有的人。就是同样一拨人，以委员会的名义先做出一次决议，这个决议只算是委员会的推荐方案；还是这拨人，在全体大会上再表决一次，才算是正式通过的决议。
英国议会下议院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可是，在英国议会历史上，却有重要的理由。
当英国国王还出席议会的年代，平民百姓是不能太过放肆地议论国家大事的，不小心说过头就可能被入罪。一旦龙颜大怒，议员就麻烦了。也就是说，没有现代议会的“议员豁免权”。后来王权渐弱，英王不再出席下议院会议，妥协的做法是，议长面前的桌子上，必须放着代表国王的权杖，以示王权威慑还在。英国下议院的对策就是，另设委员会。委员会开会，就可以把权杖收起来，表示国王不在，而且，议员们的发言和表决都不予记录，国王被蒙在鼓里，也就无从发怒。这就是“全体委员会”的来历。
熟悉英国议会制度的代表们，在费城会议中也设立了全体委员会，作用却不一样。它只是一个矛盾的缓冲设置。全体委员会讨论时，华盛顿不再“高高在上”做主席，而是坐到自己那个州代表的桌子旁。讨论一阵，就表决一次，看看结果如何。这时的表决结果，只相当于委员会推荐方案，是对可行方案的试探。可以一次一次地表决、试探。这种尝试接近的感觉，使大家比较容易放松，互不相让的意见也容易渐渐平衡。一直到统一得差不多了，才作为方案提出。然后，原班人马，再开全体大会，华盛顿回到主席椅子上，再次正式表决。
代表们多数任殖民地议会或战后州议会的议员多年，执行这些英国式规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这是绅士们的规则，典型地表现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智慧，也在证明着民主作为一种文明成果，是怎样在有教养的阶层中生长出来，因为它是不可能从街头市井的吵架中诞生的。规则虽小，背后却是漫长积累的文明。
这些规则，也让我又一次想到那个“民主”概念。
现在人们常常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有时候让人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这民主明明是一种制度，怎么又变成了生活方式？但从这个思路推衍，也许更容易理解，民主制度背后，是一种思维方式。
制度背后，是一种思维的表达。它主张人的平等、宽容，主张一种自由意志与另一种自由意志之间的相互不干预、妥协、礼让、双赢等等。我们把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称为民主式的思维。一个人的个体生活，是不需要什么民主的。
也许不必把“制度”二字看得过于高深莫测，制度也可以是非常小的规则。例如，文明产生了符合民主思维的开会原则，就是“让我说话，也让你说话”，“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有说话的自由，你也有说话的自由，我的自由不能侵犯你的自由”，“要相互尊重”，“要遵守大家规定的程序”等等。
这样的规则，可以用来开费城制宪会议，也可以用来开非常小的会议。这些思维方式，可以在大大小小的社会交往中都形成一些规则，最后，逐渐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成为一种习惯。个人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会说，这个人有“民主性格”，而一个社群以这样的习惯交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了。以这种思维方式去主导建立一个政治制度，就是民主政治制度了。
今天人们在讨论的民主，往往都是指政治制度。为什么要去牵扯出“民主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非政治领域的“生活方式”呢？我想，政治制度，其实是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的。在民主制度自然生成的国家，是文明的土壤长出了这棵制度之树，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土壤，压根儿长不出这棵树来。
你想想，我们就说这个费城制宪会议吧，假如会议本身是以一种“专制的思维方式”在举行，假如华盛顿将军什么都要他说了算，谁都要听他的；或者里面开会的人个个膨胀着“专制性格”，互不相让甚至争斗得你死我活，你还怎么指望由他们为一个“民主社会”制定一部能够认真实行的宪法？在初生的美国尤其如此，他们不是在移植一个现成的制度，而是在自己孕育。假如他们的文明程度还没有达到，那么，美国宪法这个新生儿，也许根本就不会在费城独立宫，在那间挤着一些铺着绿台布桌子的房间里诞生了。
也许你会问，那么，对那些移植他人文明制度的地方呢？我想，制度是容易的，因为已经是现成的了，例如可以去抄一部宪法，可是制度之树生长的土壤，仍然是需要改良的。
费城制宪会议的另一个规则，是一条条地分别表决提案，任何一条通过之后，都可以再返回来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表决。他们还在讨论后同意，表决时只以州计数，却不记录各代表的投票，这样就使代表们在改变自己的看法时，没那么多的顾虑。
这一规则非常罕见，是这次费城会议很特别的地方。因此，在我们看制宪会议笔记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不停地在一个个条款上返工，简直就跟车轮大战一样，不断地重新一次次表决前面已经有了决议的条款。我一开始也想，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当时的美国局势，你已经看到了，费城会议是被内外交困的局势逼出来的。他们的面前摆的是一个立宪、建立大政府的任务，将有许多创新，同时，还牵涉到未来联邦政府的管理规则，是否能对各州都公平。前者，有对宪政理念的分歧；后者，隐含着各州对自己的未来利益是否受损的担心。
说实在的，就像我给你讲过的两个州在波托马克河争航运权的故事，小小的一个单纯的具体问题，尚且达不成协议。就算费城会议只有一半的任务，都艰巨得看上去无法完成。因为可以料想，相互之间的看法矛盾重重，州与州之间在利益冲突之下，也充满猜忌和不信任。每走一步都会出现分歧。
面对这样一个可以事先预料的困难局面，人们可能很自然会走到这样一条路上，就是私下做些手脚，玩一些政治手腕，来一点阴谋阳谋。在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就赶紧投票，投完之后，决议出来，就是定局。事后发现上当的人，悔断肠子也没用了；而上了当的人，又会通过教训学会更高明的手段，三十六计，在下一次再“玩”回来。几经循环操练，也形成一种文化习惯。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自然开始厌恶政治。政治不再是对良好的人类管理方式的探索，而是一场道德沦丧、追名逐利的肮脏游戏。
而这些衣冠楚楚、重视荣誉的绅士们，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的思路相对笨拙和单纯。他们想，事情复杂，意见不同，就要多多讨论，好好商量。本来是因为各州有矛盾才要开这个会，要达到统一就只能先避开民众，在代表们之间，依靠交流，彼此沟通。不能依靠实力较量，也不能依靠机巧运作。
这不仅是我们刚才说的个人的绅士风度、“民主性格”在起作用，这个规则的背后，还有美国的“民主背景”在起作用。哪怕强大的联邦政府建成，各州还是拥有自己一定的“主权”的实体。为了防止各州出门反悔，他们寻求的不是各州政府的批准，而是民众对宪法的投票认同。把“政权的合法性”落到最基础的层面。
因此，在各州代表背后，站着全美国的民众。代表们耐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州里，公开他们制定出来的宪法，得到每一个州的民众的认同。在讨论时，假如一个代表希望条款成为事实，那么，为了它能被本州百姓通过，你必须坚持你的原则；同时，为了也能被其他州的百姓通过，你又必须做一定的妥协。
事实上，这一规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有代表都在不断地认真平衡自己和别人的观点，就同一问题，重复投票表决。一时达不成结果的，就暂时搁置，先议论表决其他问题，等到达成结论，再回到搁置的问题。如此反反复复，有一个议题甚至表决了有七十次之多。
有一个人，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格外辛苦。他就是詹姆斯·麦迪逊。会议一开始，他就找了个好座位，可以听清楚各个角落的发言。他要做一份笔记。也许，他的笔记只是为了自己，有助于他对会议的分析和进一步思考。而我相信，深思熟虑的麦迪逊，也一定有这样的历史感，要为未来的美国留下一份历史记录。
夏天的费城非常闷热，他们经常连窗子也不打开，以免从街上能听到会议上的争论，也避免成群讨厌的马蝇涌入。冗长的会议和湿热的气候，把与会代表折磨得痛苦不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麦迪逊竟从头到尾记录了会议的发言和一次次表决，同时还积极参与讨论。白天，他用各种速记符号记下代表的发言，入夜之后，他独自埋首工作，重新整理成文。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他的完整笔记，还有其他几位代表的简要笔记，为后世提供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全过程。
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枯燥的会议记录，却在我们面前展现着一个谜一般的年代，让我们看到一群谜一样的绅士。他们普普通通、认认真真，读书、思考、做事。“麦迪逊笔记”的存在，让我们相信，它真的发生过——它真的曾经如此发生。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