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王尔德写他的《惨痛的呼声》和《累丁狱之歌》时，他便以自己的生活证明了，最大的聪明才智以及最辉煌的天才，都不足以成就一个创造者。但他却置其他于不顾，醉心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作为把艺术视为自己唯一上帝的王尔德，是不会想到他的这位上帝不成全他这一愿望的。他始终坚持认为客观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一个是艺术世界。世俗世界单调枯燥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而艺术世界则是独立而超群的，于是他便转过身来对现实世界背向而立，一心想生活在自认为灿烂辉煌的、理想的美的世界之中。于是他又下大力气想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成艺术世界，努力使自己生活在那种协调、精美的艺术世界之中。
没有任何人在对艺术的狂热追求中比他走得更远，也没有任何人在这个时代中比他更不像艺术家。他以美来蔑视世界，而他自己呢，倘若以真正的艺术来衡量，却几乎什么也算不上。他当时的作品就如同那个道林·格雷的画像一样，它被以惊人的速度，匆匆画就，搞得满脸皱纹、苍老不堪，而其原型却年轻而漂亮。他想把生活搞成一个伟大的杰作，他的评价也正如他在《惨痛的呼声》开头部分所描绘的那样，按他的说法，他要把自己的个性注入生活，把自己的才华贯穿进他的作品中。这话说得非常堂皇，并得到纪德的称赞，而且还广为宣传。但这也不过是一句话罢了。对于生活和作品，只有同一个个性或者同一个才华也就够了。可以肯定地说，才华绝不仅只产生一种人工创造的作品，却与轻佻浮华的生活毫无关系，每天在豪华的饭店吃夜宵，同才华毫无联系，甚至也不一定就是贵族，只要有钱就行了。纪德把王尔德描写得像一个亚洲的酒鬼，一个美男子，一位罗马皇帝。“他光彩照人。”他说，这倒是可能。但王尔德在监狱中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最大的缺陷乃是浅薄。”
王尔德在被判刑前是否想过世界上有监狱，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想过，那也是在内心中认为监狱并非为像他那样的人而设。他甚至还认为，司法机关除了为他服务之外就没有别的作用了。因为他是位享有特权的人。谁知事情竟怪到法庭却把他给判了刑。他原想让法律为自己所用，结果却适得其反。自那时起，他才知道世界上有监狱一事。在此之前他是想不到这的，因为豪华饭店里温暖又舒适。
尽管他非常欣赏莎士比亚，莎翁曾把那么多的王公大臣送进牢房，但我们也可以说，他虽然欣赏莎士比亚，却没有懂得莎士比亚，因为在他所有的思想和行动中，都与监狱中的平民无缘。如果艺术是他唯一的信仰的话，那他也是一位艺术上的伪君子。并非是王尔德没有这种心，他应该能证明这一点。但他缺乏的是想象，其他人在他眼里从来都只是观众，而不是演员。作为一个真正的纨绔子弟，他太过哗众取宠和太醉心于引人注目了，但他自己却没有被任何一种现实，甚或某种幸福打动过。他唯一的幸福，就是在时装店穿衣打扮。他在《惨痛的呼声》中说：“我的错误就在于只逗留在花园大树下朝阳的那一面，而另一面，由于有树荫和阴暗，我就躲开它。”
但突然间太阳暗淡了，在他引起的那桩案件中，法庭对他判了刑。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卑鄙世界突然向他展现出自己的真面目，原来是一群争名夺利之徒，于是这些人便怀着卑鄙无耻的目的公开干起了卑鄙无耻的勾当。对此无须更多了解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这位身穿囚服，像奴隶般的囚犯，在牢房里便开始觉醒了。有谁来拉他一把？如果光明灿烂的生活是唯一的现实的话，那么正是这个现实，它身穿常人的服装把他投入了牢房。如果人们只能在树林中朝阳的一面活着的话，那么王尔德就应该死在他感到厌恶的腐朽发臭的阴暗面。但人并非为了死而生，所以人也就比黑夜伟大。王尔德选择了生，尽管在痛苦中而生，那是因为他在痛苦中发现了继续生存的道理，在很久以后他对纪德说：“您知道吗？我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出于怜悯。”只有怜悯之心才能打动生活在痛苦中的人，只有它才不是从特权中向他走来，它来自和他同样痛苦的人那里。在苦役犯人监狱的院子里，有一个陌生的犯人，一直未同王尔德讲过话，一天，此人走在王尔德的身后突然向他开口了，只听他低声说道：“奥斯卡·王尔德，我同情您，因为您应该感到比我们更苦些。”王尔德莫名其妙，便对他说，并非如此，在这种地方，所有的人都一样苦。在这一瞬间，我认为王尔德已经找到了他从前从未经验过的那种幸福感，难道我想错了吗？他的孤独感可能会消失。一位正在服苦役的大贵人，对自己是否已然醒来还是仍在做着可怕的梦尚不敢肯定的时候，便突然间走进了一个光明的所在，并把从前的一切事情都又重新摆在了他面前，此时他感到的不是一般的耻辱，乃是一种使人感到难熬的耻辱，乃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因犯罪而被审判、被判刑，在参加烛光晚会前便被投入监狱的一种尖刻的羞耻感。他明白，他的兄弟们并非是生活在花花世界里的人，而是那些在监狱大院里放风的犯人，他们一边走动，一边嘴里不知在嘟囔着什么。这一位也一样，他甚至还能清晨同大家一样，在监狱的走廊里迈着蹒跚的步伐对王尔德的《累丁狱之歌》参与某些意见。这时他写给原来那些浅薄轻浮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没有任何一个不幸的人和我一起被关在这种悲惨的地方，在这里，同生命的奥秘只有象征性的联系。”
但同时，他却发现了艺术的奥秘。有一天王尔德被他苦主的一位代理人、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士带上破产法庭，他被绑着双手，由两名法警挟持着，就在这一天，他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只见此人在众多的冷眼旁观并面带嘲笑的人中，庄重地举起帽子，向这位不幸者致意。就在这一天，他懂得了并且写道，这个很不显眼的动作为他“开启了所有怜悯的井泉”。就在这时，他能够理解莎士比亚了，他懂得了那个从前他读得很多却并不理解的人，他也便在这时才能写出一本好书，这本好书的诞生，得力于一个人的痛苦经历。在《惨痛的呼声》中，从他的第一句话开始，便是掷地有声的语言，便是王尔德过去曾经寻找过却从未找到的语言，与此同时，他前期作品所构筑的脆弱而辉煌的大厦，便轰然倒塌了。就其主旨而言，《惨痛的呼声》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忏悔，他坦率地承认，他在生活道路上所走的歪路，并没有在艺术道路上走得远，他愿意以此来重建自己的生活。王尔德承认，为了使艺术同痛苦分离，他已斩断了艺术的一枝根须。为了真正地为美服务，他愿意把美置于世界之上，但穿的却是苦役犯人的劳动服，并承认他已在人类的共性之下重新装点了他的艺术。因为这种艺术已不能为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带来任何好处。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那里找不到任何一点儿一个苦役犯人心里应有的反应，倒是在《李尔王》或是《战争与和平》中，能够看到一种被在低矮的茅屋里哭泣或反抗的人们所认可的那种痛苦和幸福。当王尔德用他那双直到那时为止，除了捧过名贵的鲜花外没有干过任何活计并保护得很好的手打扫他牢房的地板时，从他写过的东西中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帮他的忙，而他以其天才写出来的为不幸者们的痛苦的呼喊声，却拯救了他的灵魂。此外，他那些华丽的辞藻，那些奇妙的童话，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但俄狄浦斯在危急情况下，那几句赞扬人间秩序的话却能够做到。因此，索福克勒斯是一个创造者，而王尔德却不是。他天才的最高体现，也只不过是他创作了在众人眼中，也是在他自己眼中最为悲惨的为那个苦役犯人争荣誉的作品。如果不是为了赋予痛苦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创作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难道说仅只是为了表明这种痛苦是不可接受的吗？美，便在这非正义和邪恶的残杀中显现了。于是，艺术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否定判决，否定一切指控，为一切作辩护。为生命和人作辩护，但这一切并不是美，只有基于真实才是美。任何一部伟大的天才作品都不是建立在仇恨和蔑视的基础之上。真正的创造者，无论在其心灵的某一点上或其历史的某一阶段上有什么不平，其最终都应该是以消除仇视为归宿。这样，他便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标准。
有哪些艺术家，他们会拒绝站在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那边？只有这种所谓的“低下”才能够赋予他们以真正的才能，倘若没有这一点，他们便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同样，倘若没有这一点，他们便只能在这个共同标准之下，成为这个标准的奴隶，尽管他们并不想那样。不错，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相信，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便能够施展其创作才能，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这个标准，但他们能永远坚持下去吗？这种热情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艺术如果排斥世俗世界的真理，便会失去其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虽然对他十分必要，却还不够。如果艺术家不排斥现实，那他就应该为这个现实作出更高的评价。但如果你决心对这个现实不予理睬，你怎么还能为它作出正确的评价？然而如果你甘心做它的奴隶，又怎能改变这个现实？当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相遇时，就像伦勃朗画里的光线和阴影一样，既沉静又特别，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才能。因此，当精疲力竭的王尔德走出监狱时，他已无力顾及其他，便写了那部了不起的《累丁狱之歌》，又重新使他的呼声响了起来，这种呼声在一天早晨突然响起，并代替了累丁狱每个牢房里犯人发出的、被达官贵人们压制下去的呼声。这时，在世界上唯一还能使他关心的事，便是他狱中共患难的兄弟们，以及他们当中以有伤风化被定罪的那个人。在《惨痛的呼声》最后那些句子里，王尔德信誓旦旦地表示，自那以后，他把艺术和痛苦视为一体。他的《累丁狱之歌》由雅克·布尔译成法文，译文漂亮又富有感情。这部著作应该依然信守着这一诺言，于是便沿着这条令人惊异的路线走了下去，并把他从沙龙艺术（在这个沙龙中，其他人都听他自己的呼声）引向监狱艺术，在这里，每个牢房的犯人都发出共同的苦闷的呼声，这呼声是对着他而发的。
于是，随着盲目地认定任何生活都伴随着痛苦这一看法，可能又开始了另一种狂热。但这时的王尔德，除了偏爱和赞扬之外，已没有了什么，这是他那个时代、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所造成。是的，那个奴颜婢膝的社会所赞成的犯罪活动，同我们这个社会一样，强迫他们遭受痛苦和束缚，尽管他们也能够从幸福中隐约见到一些现实。然而这要花多大力量才能做到呢？现实的奴隶状况总比老爷们的诺言有价值。由痛苦而造成的、超乎虚荣心之上的王尔德的这个伟大的灵魂，正是因对幸福的向往所致。他要找到它，必须越过痛苦才行。于是他说：“下一步，我就要学习怎样才能幸福。”但他并没有学到手。走向现实的努力，以及监狱中那一切都使人走向堕落所形成的阻力，足以使他精疲力竭。在《累丁狱之歌》完成之后，王尔德便再也写不出什么了。无疑，他内心深处有一种艺术家的难言之苦，那就是，他知道如何发挥自己才能的道路的走法，却无力在那条路上走下去了。剩下来的就只有苦难、仇视和冷漠。他为之生活的那个人，可能认定他已被判决为终身囚犯，那原因就在于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也就对那种已成云烟的往昔欢乐时刻中的那位主角以背相对。于是他又对自己作了第二次判决。那个人还谴责了作为诗人的他，不是因为他往昔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不道德的操行，而是因为他在逆境中的那些放肆的言论。纪德甚至还承认，在巴黎同王尔德相见时自己的尴尬情状，那时王尔德已然没有了生活出路，也不再写东西了。很可能他没有注意把那种情状掩饰起来，以至使得王尔德在讲这句想表示自己重新回到我们中来的话时，感到很窘迫：“请不要对一个已受到打击的人再怀有怨恨之心。”在当时，王尔德凄惨、孤独，什么也写不出，但有时却梦想再返回伦敦，以便重温一下“生活中的国王”的旧梦，但他也可能想到了那时的他，已然一无所有，甚至连在监狱的院子里曾经感觉到的那个真理也丧失了。但他却错了，他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遗产：《惨痛的呼声》和《累丁狱之歌》。他就在我们身边死去，在海峡左岸这个国家的一条大街上死去。在这个地方，艺术和工作都同样受到限制。在那里为他送葬的，都是艺术大街上的小百姓，而不是他从前那些显赫的旧友，但这恰证明了他的新生，也向知情者宣告了那个诞生不久的伟大艺术家刚刚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