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划为“极右”，下放湖南师院劳动教养，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岳麓山下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每人平均生活费不到十元，又遇上自然灾害，父亲既无储蓄又无丝毫外援，全家老小挣扎在死亡线上……
南方的夏夜，神秘无比。当纺织娘和天牛之类的小虫在外面的树丛里叫起来的时候，六岁的我又开始梦游了。厨房隔着天井，里面黑糊糊的，推开门，就听见一些可疑的响声，是一个人在那里走来走去。我蹲下，将手伸进煤槽，一下子就做起煤球来。天井里传来“呼呼”的闷响，是外婆手持木棒在那里赶鬼，月光照出她那苍老而刚毅的脸部，很迷人。她弓着驼背，作出奇怪的手势，叫我跟随她。我摸黑走下厨房的台阶，外婆冰凉的手一把捉住我。我随着她在我们新垦的菜地边蹲下，我记得当时我醒了。月光下，她的全身毛茸茸的，有细细的几缕白烟从她头发里飘出，我认定这烟是从她肚子里钻出来的。“泥土很清凉。”她嗡嗡地出声。我摸了摸，的确很清凉。“只要屏住气细细地听，就有一种声音。”她又说。我抬起蒙眬的眼睛，看见清朗的夜空里满是亮晶晶、蓝汪汪的大水滴，一种模糊而清晰的响声无所不在：“踏、踏、踏……”我记起在白天，我朝山涧的溪水里扔了一个布娃娃。
“茅厕里盘着一条蛇。”我扯了扯外婆的黑袍子。她一动也不动，沉思地支着下颌，浑身散发出干柴草的气味。
“如果蟒蛇追你，你就要绕到它的后面去，你只要绕到它后面，它就转不过弯来。我有一个表伯，被一条蟒蛇缠住下半身，他用手心接住伤口流出的血，将衣袋里的一包雄黄倒进去，蟒蛇舔吃之后，立刻就死了。你要是饿了，我这里埋着一个饭坨。”她从泥土里掘出一个植物的块根，抖了抖泥沙递给我。我们一直坐到下露。后来我睡着了，看见天上挂着的那些水珠发了疯地往下掉，整个夜空亮成夺目的一片。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已在铺上。或许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梦游？这事永远是一个谜。
厕所是山坡上的一个茅棚，离我们的住房有五十米远，那里面常年埋伏着一只蜥蜴。时常，我在夜间硬着头皮去解手，但总在中途吓得大哭起来。“崽崽呵，崽崽！”外婆喊着我的小名，“咚咚”的脚步在黑暗里由远而近，手中握着燃了火的杉木皮，一下一下划着弧形，还大声咳嗽，为我壮胆。“你要想一些红的、亮的、发光的东西。”她用指头敲着木板门说。纺织娘和天牛在叫，蟋蟀也在叫。蟋蟀的叫声是黑的，我不喜欢，天牛和纺织娘则是亮的，还有猫头鹰也是黑的。夏天是亮的，四季中我最喜欢夏天，冬天则是黑洞洞的，有樟脑丸的味儿。
家里烧不起煤，外婆带领我和两个小弟上山去耙柴草。太阳很厉害，林子给晒得“喳喳”作响，松毛虫动不动就掉在身上。每当我们身上出现一块红肿，外婆就连忙朝那肿块吐一口唾沫，揉几下即说：“好了。”然后诡诈地笑起来。伤处还是火辣辣地痛。柴草装满了箩筐，外婆就坐下来休息。她甩掉额上密密的汗珠，眯缝着老眼打量太阳，然后又开口讲起那个老而又老的故事：“我们家里有个舅舅，从一个和尚手里得到一件背心，穿上之后冬暖夏凉。”“要是我有一千块钱，马上去买一件那样的背心。”我睁大眼睛，遐想连翩。“那种背心是买不到的，只有法师才有。”
外婆年轻时一定是个眉清目秀的美女，她的牙齿很白，很结实，能咬断细铁丝。她是异常刚毅的，但周身总是缭绕一种神秘的气氛。她会在睡下之后突然惊醒，猫着腰去监听一种不明原因的骚响，还用手中的棍子拨出哗哗的声音。有一次我试着问过她，她眨了眨眼，矢口否认。她认得山上的每一种野菜和蕈类，每天都用我们采来的野麻叶做成黑糊糊的粑粑当饭吃，还叮嘱我们：“嚼得越久就越甜，口水里面有糖。”我试过，果然如此。她给那些菌子取出最好听的名字：包子菌、凉山菌、红衫菌、公主菌，等等。靠着这些野菜和菌类，我们才保住了性命，而她，因为绝食和劳累，终于死于水肿病。她躺在我们那个大床上的一角，全身肿得如气枕，脸如尸布，下陷的两眼闪出刺人的亮光。她反复地告诉我们：电灯的拉线开关上站着两只好看的小白鼠，正在做游戏。“下来了！下来了！捉住！”她大叫，眼中泪光闪闪，面孔上冷汗淋淋。在她安静的时候，她就凝视窗户上的那片太阳光，带着笑意问我们记不记得夏天的事。“其实鬼是没有的，我活了六十岁，从来也没见过。”她握着我的手说。她的掌心潮润，发热，完全不同于往常那种冰凉舒适。临死前有人送来了补助给她的一点细糠，她再也咽不下去，就由我们姊妹分吃了。糠很甜，也许是外婆的血，那血里也有糖。我们喝了外婆的血，才得以延续了小生命。
外婆死了，但我一点也不悲伤，我还不能理解“死”的含义。在我的概念里，“死”只不过是一件黑的、讨厌的事，不去想它就完了。只要火红的落日从茅厕后面掉下，塘边升起雾气，我蹲下来细细一听，就听到了那种脚步声：“踏、踏、踏……”炎热的空气发出咝叫，天地万物都应和着这庄严神秘的脚步，夕阳的金门里窜出数不清的蝙蝠，我的小脸在这大的欢喜里涨红了。
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习惯，就是屏住气凝神细听，那脚步声在我的血管里响起了。经常地，它竟会震昏我的头脑。
父亲戴一副近视眼镜，做起事来兢兢业业，有板有眼。从食堂买回的钵子饭少得可怜，他便想了一个办法：用筷子轮流将我们碗里的饭掏散、搞碎，松松的竟堆了起来，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叉起（掏松）又起又是一碗！”每顿饭都不厌其烦：叉。直叉得我们皆大欢喜。喝稀饭则教导我们大家舔碗：“粮食呀，可惜了的。”一轮一轮舔得干干净净，不用洗碗了。一日，看见他笑呵呵地在门口的太阳光里朝我招手，用筷子敲得一个茶杯当当直响，卖关子地问我们大家里面是什么。原来是他用十几朵南瓜花拌一点点面粉炸成的丸子，我们一人吃一口，余味无穷。之后他要反反复复地问我们：“好吃吧？”直到我们咽着唾沫全体作出肯定的答复，他才为自己的杰作连续好几天得意。他在屋后种了十几株南瓜，每天一下班就去照料，不停地浇尿，授粉。结果长得茎肥叶大，却并不结南瓜，就算结了一两个也仅只拳头大。他疑惑极了，反复地叨念：“怪事！怪事！”他还种了一片红薯，莳弄得更认真。一九六二年我们搬到对河去了，他叫哥哥借板车过河来拖红薯，还迟疑不决地推想：一板车究竟拖不拖得了啊？要是剩下来，就送人吧？结果哥哥拖回一车红薯藤，还有一些根。父亲看了半天，说：“莫不是有人偷过了？”哥哥肯定说没人偷，那块土好好的嘛。那么，是不是掘得太浅了呢？也不是，有的地方掘了一尺来深呢！又反复念叨：“怪事。”等我们吃完他那些好一点的料子衣之后，苦日子已过完了，他还留下一件皮大衣，是三百元买的，他逢人就说：“这是我抢救出来的东西啊！”那时我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家里给订了一瓶牛奶。牛奶拿回来清清的，掺了不少水，我喝完后父亲就在奶瓶里倒半瓶水，使劲摇，然后一饮而尽，抹一抹嘴说：“牛奶是甜的，有蛋白呢。”他这么说，我还以为牛奶里面掺了鸡蛋呢。一次他兴高采烈地带回一只受了伤的小鹰，他告诉我们是撞到办公室里给抓住的，这种东西非吃肉不可。但是哪来的肉呀？他又说青蛙也可以代替。于是我们拼命地去找青蛙，等我们找了青蛙回来，他却把鹰放掉了，说是我们养不活，要饿死的。“它还想来叼我的眼珠呢！”他夸张地说。父亲与世无争，从不与周围人密切来往，每天坐在桌边看唯物辩证法著作，圈圈点点。年深月久，他那副铜丝框眼镜锈坏了，镜片掉了下来。他找出一只小锤子和白铁片，敲打了一整天，居然将镜架彻底改造了一番，只是戴上后镜架前多了两块白铁皮。他并不在乎，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十分欣赏，说：“起码还可以再戴十年！”他果然戴着那两块白铁皮度过了十来年。他有一个表，每天慢半小时，他每隔几天就拿小剪刀撬开表壳，用一些特制的工具进行修理。修理来、修理去，与不良现象斗争了好几年，那表仍然时快时慢，打摆子似的。但他毫不气馁，仍然兴致勃勃地干修理工作，还对人说：“我这只表是瑞士产的呢！有三十年了，现在这种好表哪里找去……南下时掉进小河里，我去捞，眼睛看不见，差点命都送了。”他患有脚气和灰指甲。总到药店去买一种“杀烈癣霜”来涂，还细细地，耐心耐烦地修指甲，每星期大干一场，一干便是一上午。刮胡子的刀片、刷子、药棉、药水、棉签、清理出来的废物等，摆得整整齐齐。又因眼近视，每每割破了皮，搞得脚趾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他这种劳动据我所知已坚持了三十五年。“崽崽，替爸爸去买瓶杀烈癣霜来。”“老是搽呀搽的，又不见好。”“哪里哪里，已经好多了嘛！就这小趾头上还有一丁点儿，我马上就来消灭它，只消一瓶，不，半瓶，就彻底好透了。”如有熟人来，他就边修脚边和客人谈话，常在中途一个句子上双手一颤，赶快用棉球吸出一团鲜红。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买杀烈癣霜，他是十分顽强的。或许就因了这种超人的顽强，他至今仍然精神很好，正在想出一套又一套的锻炼方法与晚期心脏病作不懈的斗争。（医生曾多次断言他活不过五十，现在他已满七十岁。）“文革”造反派抄家时，抄出两抽屉杀烈癣霜，一个造反派吓得往后一跳，好一会才战战兢兢伸手去拿，然后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还不放心地揭开盖子来检查。“这是什么名堂？”他严肃地问。我笑嘻嘻地说：“搽脚的呀，有毒呢！”他吓得连忙一丢。外婆死后，听大人说父亲有心脏病。在那些墨黑的夜晚，我那颗小小的心在胸膛里扑扑地跳着，尖起耳朵倾听隔壁房里的鼾声，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摄住了我，心里因为温柔的怜悯抽成一团。对于门外那连绵死寂的山峦，对于那满天的繁星，我第一次生出了一种奇异的、害怕的联想，我不敢在半夜醒着，只要一醒，马上强制自己重新入睡。第二天早上，旭日东升，满天红光，我又赤着脚丫，满怀狂喜地跳来跳去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小学毕业便失学了。我们全家姊妹除了我，全部上山下乡，父亲被关起来，母亲去“五七”干校，房子被收回，我孤身一人只能在他们分配的一间墨黑的小屋里栖身，其间为便于替父亲送东西曾搬过河去住在一个楼梯间里。一九七〇年，大姐通过熟人关系，替我在一家街道工厂找到工作，先后干过铣工、装配工，为时十年。一九七九年父亲改正，一九八〇年安排省政协工作。我因生了孩子，上班地点太远，退出了街道工厂。政协和统战部的某些人，拒不安排我的工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我和丈夫（他是个有名气的木匠）只能奋起作最后的挣扎。我们买回几本缝纫书，开始自学缝纫。丈夫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裁剪，我们日以继夜地劳作，有时凌晨四五点才睡，大约三四个月，就开始接衣服做，以后越做越精，现在已成了小有名气的个体裁缝。目前我丈夫退了职，一手操办，我则在家负责家务、教育小孩，有时搞搞服装设计，小康之家，谈不上有钱，还过得去。
我忽然就快三十了，十来年青春，就在挣扎中溜过去了。我觉得关于这十来年，关于以后，我可以说出一些话，而这些话，是一般人不曾意识到，不曾说过的，我想用文学，用幻想的形式说出这些话。一股抽象的、又是纯情的东西，在我内部慢慢凝聚起来了。我开始写，一天写一点，并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写，只是死死地执着于自己的天堂，反复玩味，自得其乐。这就是《苍老的浮云》及其它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在这一切后面，支撑我的情绪奋起的，是那美丽的南方的夏天，是南方的骄阳，那热烈明朗的意境。在少女时代，我曾无数次光着头、赤着脚，长时间地在烈日下行走，充满了欢欣，和那漫无边际的遐想。
我的朋友A，是一个很忠厚、较有修养的人。有一天他忽然谈到他想死，也惟愿他妻子死掉。我大吃一惊。他唠唠叨叨讲了好久，全是讲他妻子的坏话，而平时，他绝不这样，我看出他彻底垮了，也看出他是从心底盼望他妻子死，要是法律不干涉，说不定他会下毒……后来他没死，仍然与他妻子住在一个屋顶下，对于向我透露了心底秘密这件事他十分懊悔。
我的朋友D，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好强的女子，她嫁人之后很快就干涸了，变得冷冰冰，怒气冲冲的，趿着鞋上街去打酱油……
我的朋友E，每时每刻都想“重新开始”。每次我上他家去借书，他就喋喋不休地向我谈到他的计划、方案，以及辉煌的前景，情绪总是那种可疑的高昂。之后便说到自己当下的处境之不好，家人对他的妨碍。每当他要搞出“名堂”来，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搅扰了全盘计划……他的老婆很凶，曾当着他父母的面打他的耳光，将唾沫吐在他脸上，说他“是一个骗子”，“什么本事也没有”，她“看错了人”。现在他一个人住着，老婆走掉了，他不再与人谈书，但我去了仍跟我谈，只是声音有些嘶哑。最近他的方案是要搞一部关于改革中新问题的大著作。
我的堂弟M，两口子懦弱无能。他们上中学的儿子瞧不起父母，只身一人出走了。现在他老婆患了精神病，每天在家打碗，变尽了法子折磨M，我前次见到他，他已显出目光痴呆的形状，十分凄惨。
我敢说在我的作品里，通篇充满了光明的照射，这是字里行间处处透出来的。我再强调一句，激起我的创造的，是美丽的南方的骄阳。正因为心中有光明，黑暗才成其为黑暗，正因为有天堂，才会有对地狱的刻骨体验，正因为充满了博爱，人才能在艺术的境界里超脱、升华。只有庸人和浅薄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