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社会学文集》是我从1978年到1984年所写自认为带一点学术性的文章的汇编。用《社会学文集》这个书名，严格说也许不够确切的，除非从比较宽广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学，把它看成是一门研究人际关系的学科。这本文集实际包括了已经出版的四本小册子：《民族与社会》（1981）、《从事社会学五十年》（1983）、《社会学的探索》（1984）、《论小城镇及其他》（1985）。这四本小册子书名虽异，性质相同，都是短篇文章的汇编。我从1981年起，每过一年或较长的时间，就把这段时间里所发表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出版。大体上分成两类：一类是我所谓带一点学术性的文章，一类是杂写。上述四册是前一类，杂写也出了甲、乙、丙三集。
我从小喜欢写作。自从1924年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习作后，到1957年实际上并没有间断过。特别是从四十年代开始，我在抗战后方执教时，为了维持艰苦的生活，不得不卖文来补充收入，经常投稿各种刊物和报纸，真有点饥不择食。抗战结束后，我曾把那一时期的文章归类集成若干小册出版。这无非是当时的穷书生多得一些稿费的办法，同时却养成了我勤于笔耕和喜欢发表的习惯。
我这种随写随发表的习惯，严格说来并非著作的正道，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比较率直地暴露作者的思想。在这个变革迅速的社会里，这些作品倒为历史过程留下一些真实的痕迹，反映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把这些文章里所表达的思想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来看待，它们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尤其是把历年的文章联串起来，就容易看得清楚当时一些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我希望读者也不妨采取这种态度去阅读我这本文集。如果能多想一想：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有这些思想？会说这些话？那就很有味道了。至于这些文章对作者本人会引起什么毁誉，那是不足挂齿的。
也许还应当提到的是1957年到1979年之间这段时间，除了一些翻译之外，我没有发表过什么表达本人思想的文章。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979年以后我的旧习惯又有复萌的条件了，这对我是件快事。像我这样一个人又能仰首伸眉，论长说短，这件事从时代的变化来说也不能说是件小事。这本《文集》能够出版问世，自有其值得深思的意义。
这本文集挂上社会学的牌子固然是不完全恰当，但我这段时期里主要的工作是在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我的命运和社会学的命运多少是联结得比较密切的。1957年我发表了“为社会学说几句话”之后不久，社会学进一步被贬入了冷宫。我在1978年能发表“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正因为社会学的合法地位重被肯定了。到1980年我在答《中国青年报》问时，已有机会向青年读者讲一讲我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的经过。到1982年，社会学重建已有眉目，使我能发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这些对我是一种安慰。把这经过列入文集的内容也为历史留下这一值得回忆的记录。
社会学的重建也带来了我一生的第二次的学术生命。这段生命开始，我的年龄却已经过了七十。1981年我“三访江村”，重又接上了中断了二十八年的农村调查。我初访江村是1936年，重访江村是1957年。学术工作脱离了实际也就会丧失活力。一旦我又有机会重返农村里去调查，我的思想也就像草木把根插入了土中，从此又得到了滋养。就是在江村的调查中我看到了研究作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小城镇的重要性，1982年我正式提出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倡议。1983～1984年我也就有条件发表四篇论小城镇的文章。这一条发展的线索在这本文集里表现得很具体。
如果可以说社会学是这本文集的主干，那么民族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就是两个同本的旁枝。自从五十年代开始，我曾有机会参与民族工作，做过民族调查，直到1957年才告中断。但是这一段时间里和少数民族同胞的亲密接触，使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切的感情。我第二次学术生命恢复之初，如这本文集一开始所表白的，还是从民族学起步的。接着几年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重点转移到了社会学的重建和农村及小城镇的调查，民族研究成了旁枝。但是1983年我发表了“做活人口这块棋”，把小城镇联上了边区开发，重又拾起了民族研究的线索。1985年我自己提出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从东南转到西北，从农村、小城镇转到边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的文章已越出这本文集的时限了。
另外一个旁枝是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这里包含着我的一段辛酸回忆。如果不是我的误解，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直接的导火线是我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事过境迁，到了八十年代，为了振兴中华，重视知识和重视人才已成必要的社会态度。知识分子问题也进入了另一深度，而提出了智力开发这一项当前急务。这本是我的老课题，又因为我在中国民主同盟工作，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我对这方面的问题也就缄不了，在这本文集里占了一定的分量。
一个人活着一天总得工作一天。我除了能写写文章以外，一无所长，看来也将以此终生。如果天假以年，当然希望能为这本文集出版补编，以飨读者。
1985年7月7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