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的一天,还在美国,最为薄情只认潮流的电视,突然念旧地播放起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霍洛维茨(Vladimir Horowitz)的一场演出。

一直等到九十多岁高龄,霍洛维茨才在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下,得以返回生养他的俄罗斯,而且只演奏了一场,不知这是他个人的决定还是当局的决定。

电视回放的正是那一场音乐会的实况。

我无法表述倾听那场音乐会的感受,只觉得在那唯一一场游子还乡的悲情演出中,不论演奏者或听众,感受的不仅是钢琴演奏艺术,还共同演出了那场戏剧人生的最后一幕。多少场景、细节、伏笔、人物、矛盾、冲突……人生所有的不得已,都在那唯一一场演出中,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中一一交割。

霍洛维茨的音乐,不可颠覆地从渺远的高处,悲悯地俯视着将他长久拒绝于国门之外的、生养他的俄罗斯,俯视着泪流满面、百感交集的听众。

尽管没有足够的音乐修养,可我听懂了在那音乐面前,伟大的(也许卑琐的)往事何等渺小,包括他自己那顶其大无比的帽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

常常自相矛盾,比如已然老奸巨猾到不再相信永恒的我,一旦他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只好极其不甘地暂时放下对永恒信誓旦旦的仇恨,至少在那一刻,觉得还有一种东西可以叫做永恒,那就是霍洛维茨。好像一旦帕瓦罗蒂唱起来的时候,还会觉得他的声音,是为着表述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而生。如此华丽,如此多情,如此灿烂,如此转瞬即逝一去不再复返!

我盲目地深爱已然故去的霍洛维茨,或不如说是被他的音乐所爱。对于一生充满失败、常常遭遇盘剥的我(这与经典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无关也与他人无关。不是说:有不花钱的奶牛为什么还要买牛奶呢?),我理解为上帝是公正的。

哪怕在CD盘的封套上,只要看到他那张脸我就悲从中来。马友友的脸决不会让我生出这样的感觉,即便马友友在演奏悲怆的、沧桑无比的段子。当然我也深爱马友友,但这两种爱是那样的不同,如地中海的阳光和伦敦老墓地中漫散的雾。

像很多酸腐的老旧文人那样,我对悲喜人生有着习惯性的取向。但我仍然不能断定,这爱的重点是否在于对历史的别一种叙述?某些时候,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历程,不得不成为造就甚至品评艺术一份不可或缺的条件。

抑或是因为他的人生态度?纵观天下,还有谁能像他那样,根本不在意那顶其大无比的帽子,一度停演十多年。用十多年的时间来反思、思考,对音乐、艺术的更深理解和表现?也许有人还记得,十年“大革文化命”之后流行过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十年?”

对于艺术追求的最后高度,他是不是为人们制作了一个与社会通行标准完全不同的版本?那就是没有极限的极限。

所以二十世纪只能有一个霍洛维茨。比之霍洛维茨,那些什么钢琴、提琴、凡是能想得起来的各种乐器的王子或公主,只能是百老汇那种地方出品的王子和公主。

不必对艺术家和作家寄予过高的企盼。不要说在某个国家,即便在全世界,一个世纪内能有十个霍洛维茨这样的音乐家或作家已经足够多了,你能想象在一个世纪内,世界上出现二三百个霍洛维茨的局面吗?外星人要不来灭你才怪,再不就得发生二十级地震。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