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事儿发生在墨西哥。
一名日本自行车骑士在乡下骑车，来了一辆四轮驱动轻型越野车，对方亮出警徽说：“这里有许多强盗出没，一个人骑车太危险了！我们帮你把车子载到安全的地方吧。”
他乖乖听话，把自行车和行李放进后备厢，正想坐进助手席，车子扬长而去，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扔在荒野中。
另一个传闻也发生在墨西哥。
日本旅客A先生在街上散步时，被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叫住，其中一人拔枪指着他说：“钱拿来！”
他交出钱包，里头有好几张提款卡。他们把A先生带到银行提款机前，拿枪逼问他卡片密码，他除了老实告诉对方外，束手无策。结果那几张卡都被提领了当天的最高额度，总计八十万日圆。
这些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因此多少有点加油添醋，警察也很有可能是假扮的。
不过，这样的传闻却不限于墨西哥，在世界各地都有。
旅客要提防的，不是只有强盗而已。
有国家公权力当后盾的这些家伙，有时更恶形恶状。
有次我也遇上诡异的警察（应该说，很明显就是假警察）。
那是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我把自行车和行李寄放在旅店，在街上漫步闲晃，此时，前头来了一名眼神异样的年轻人。
“要不要换钱？”他说。
没必要，不用了！说着说着，我和他擦身而过，他却一直执拗地缠着我，实在很烦人。我就姑且打听一下汇率，当作是在打招呼吧。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穿制服的大叔，看起来比这位小哥更凶恶。他从胸前口袋掏出类似警徽的东西说：“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我忍不住扑哧笑出来，这不是太老套了吗？法律禁止黑市交易，抓到现行犯后想索取罚金，两人当然是同伙。
我冷笑着说：“这种把戏大家都知道啦！”
两人哑口无言地望着我，我丢了句“拜拜”就走了，那位警察大叔也没追过来。
但这时，我也被自己喜欢恶作剧的怪癖冲昏了头。
我打算跟踪他们，反正时间多的是，而且我也有点想了解他们是怎么混饭吃的。
我躲在角落窥伺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出所料，两人正交头接耳，实在太好笑了，我抖着肩膀，拼命忍住笑。
他俩一起往广场方向走，我也跟在后头。年轻小哥一个人横越广场，途中回过头来，假警察就站在我这头不动，像棒球教练朝选手打暗号似的跟他挥手示意。太露骨了啦！
我走到警察伯伯前面，维持二十米以上的距离，让他明白我的意图，一边冷笑，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久后，假警察注意到我，朝我这边走来，我跟着后退，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他满脸怒气冲冲，越来越逼近我。我感受到了杀气，立刻混进人群中溜走了。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两人还是有种不至于惹人厌的可爱。我洞悉他们的伎俩后，冷眼旁观，那副想要诈骗别人的模样实在好笑。
真正让我火大的不是这种人。
我想谈谈在南非开普敦的亲身经历。
我之前也曾提过，非洲之旅的后半段，我和“同伴”从津巴布韦一起骑车到好望角。刚开始是浅野和阿刚，途中，淳在纳米比亚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和其他两人一样，都是在当地买了自行车，跟着我一道旅行。
我们花了四个月抵达非洲旅程的终点好望角，之后并没有马上解散。大伙儿在好望角附近的开普敦悠哉游哉地混日子，不知不觉淳的生日也快到了。
我们一起旅行时，除了他以外，每个同伴都已经庆过生。我们每次都举行盛大的派对，同时还创作主题曲，谱曲填词。不管本人意愿如何，硬是在派对中把那首歌献给寿星，那已经变成我们的惯例。
淳的生日就在两天后。那天我正在公园里吹口琴，要献给他的歌已经写好了，我想加进口琴合奏，正在寻找和音的音阶。
吹着吹着，有个矮小的黑人小哥过来搭话，自称是街头艺人。
我正和他聊着，阿刚也来了，他也算是玩音乐的，负责生日歌的作曲和吉他演奏。
我们三人一起这样那样地推敲口琴的伴奏旋律，等到曲子完成，我们和这位黑人音乐家苏优也混熟了。刚开始以为他又酷又难以亲近，没想到聊开之后，发现这个人还蛮爽朗的。
某天我一个人上街，苏优从前头走过来，挥手大喊：“裕辅！”让我有点惊讶，只碰过一次面，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的名字。对我们的偶遇，他似乎也有些感动，笑得格外兴奋，露出一口白牙。我觉得和他更亲近了。
补充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刚开始上路时，阿刚买了一台中国大陆制的自行车。
六千日圆的便宜货，骑了四个月走完行程，车子已经破破烂烂，然而还是可以骑，要扔掉也舍不得。
最后我们决定送给苏优，告诉他之后，他也很开心。
他比约定的时间还要早来到我们投宿的廉价旅馆。我们在旅馆前面举行致赠典礼，随便胡扯卖弄了一通。在热烈的掌声中，阿刚亲手把自行车送给他，他立刻跨上去，搞笑地踩着踏板耍宝，还跟我们每个人握手，露出真心欢喜的表情笑着。
“要来日本玩哦！”
我是发自内心，并不是在说什么客套话。
苏优露齿而笑：“再等一百年啦！”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警车猛地冲过来，发出吱吱的尖锐刹车声停在我们前面，里头走下四个又高又壮的白人警察。
“你们！不准动！”
我顿时手足无措，好像在看警匪片，是附近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吗？这个念头马上被对方的态度打消了，看来像头头的胖子摆明了针对我们。
“双手贴在墙上！”
啊？怎么回事？
我还搞不清楚状况，转头往苏优的方向一看，胸口窜过一股寒意。
他像条狗似的双膝跪地，双手贴在房子的墙上，一名警察按着他，不知道在怒吼些什么。他看起来相当害怕，只是一味伏低身子，无力地回答警察的问话，警察一直敲他的头，他身旁的阿刚也双手贴墙站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向警察头头追问，他瞪了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
“乖乖把手贴在墙上！”
“当我们傻瓜吗？别开玩笑了！”
这时候浅野插进来：“裕辅哥，还是听他的比较好吧。”
的确，这些警察的眼神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结果我们全都双手贴在墙上，让警察搜身。身体隔着衣服被碰触，每个口袋里都有手伸进去，我还没尝过这种屈辱。
他们当然没在我们或苏优身上找到想要的东西，我又把脸凑近警察头头，口水都喷得到他脸上，说着：“And so what？”
对方一言不发，只是瞪着我。
“这个调解费要怎么算啊？喂？”我说。
“要笑的话就笑我好了，这样够了吧？”
“什么？”
“笑啊！来啊！你给我笑笑看啊！”
我似乎激怒了他。警察满脸通红，不断大喊“laugh”，我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接着他的英文变成南非语（南非官方语言），自己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还大声嘲笑我们。反正我们也听不懂。
我拼命压抑快要爆发的情绪，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虽然感觉得出对方相当意外，他傲慢的态度依旧不改。
“我是记者，要把你和这个国家的警察记上一笔。”
“好啊，随你高兴。”
说完他报出姓名。我要求他出示警察的识别证件，确定是这个名字没错。
警察走了之后，苏优拉着我们的手不停道歉，眼眶里满是泪水，和刚才胡闹的表情有着天壤之别。为什么？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明明被这样恶整，苏优还得露出这么难为情的表情？
“根本不是你的错，不是吗？”我们异口同声地安慰他。
最后气氛勉强回复到原先的样子，苏优骑着自行车，笑着挥手走远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开普敦的警察系统是这样的：在各地安装监视器，要是有人做出可疑的举动，警察就会马上冲过去。看来我们似乎被误以为是在进行毒品交易。
南非城市的治安极端恶劣。拜长久以来的种族隔离政策所赐，人种间贫富差距悬殊，被欺压的黑人投身犯罪，也是情非得已。这么一想，公然实施种族隔离、侵害人权的白人，才应该对这国家的治安问题负起最大的责任，然而那些警察会有这种自觉吗？
虽然种族隔离在一九九一年就废止了，两者的生活条件依然天差地别。就算助长歧视的政策已经取消，但要人内心深处的歧视完全根绝（有此可能的话），大概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吧。
苏优的身影一直烙印在我脑海中，难以忘怀。他跪着求饶的姿态让我们体会到，不可理喻的歧视像是诅咒般根深蒂固，依旧存在。每次一想起他向我们道歉时那双湿润的眼睛，怒火就变成钝重的痛楚，久久不散，在我心中沉沉地盘桓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