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的建筑
马德里的寄宿学院
吉奈尔、加尼韦特和科斯塔
“九八”一代朝两个方向寻找强国之路
对西班牙来说,二十世纪的开端,就是1901年的古巴独立。殖民大国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南美殖民地,落得两手空空。
那是西班牙不尽彷徨的年代,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转换处,历史书上布满了政治风云。而我们如何能够找出这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气息?
这个时代之交,出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后世把他们称为“九八”一代。把他们冠以“九八”,是因为美西战争爆发的1898年给所有西班牙人以强烈的刺激,他们的强国之梦破碎了。“九八”一代不是战斗的一代,他们是一些为寻找未来的道路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让我想起我们在西班牙“寻访高迪”的历程。
高迪设计的盖尔公园建筑
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是那个时代西班牙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他于1852年出生,在1926年去世。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的转角,当我们来到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向全世界游人推出的旅游宣传,就是“高迪之旅”。我们曾经在巴塞罗那循着高迪的创作路径,一路逛过去。
我们去了他设计的盖尔公园(Parc Guell,1900—1904),第一次去是个冬日晴朗的日子,我们直接从正门进去。感受到的,是用马赛克镶嵌成的一个幻想世界。那个门口像小教堂一样顶着个十字架的建筑,你可以感受到高迪的巨手,在那里轻重恰如其分地捏塑着墙面。然后,在几乎是带着指纹痕迹的曲线里,高迪顽童般地凭他对色彩的特殊感觉,一小块一小块地,向柔性的泥里,摁进那些闪闪发亮、五彩缤纷的马赛克。登上公园的大平台,人很少,我们实在不舍得转一圈就下去。平台的边缘,是游动着的马赛克座椅,舒展着作为建筑作品的力度和气势,而每小一段细细看去,又是一幅印象派美术作品。
高迪设计的盖尔公园
盖尔公园
从那里向下看去,是公园“趴”着那只著名彩色大蜥蜴的台阶——通向出口,通向外面的世界。
大蜥蜴
记得那天是清冷的,天空蓝得纯净,太阳显得暖洋洋的。公园也是清冷的,你可以用心来慢慢感受高迪。这一次我们再去,已是游人熙熙攘攘的夏末初秋,太阳火辣辣的,眼前的一切好像都泛着一层额外涂抹上去的光亮。以前的那种沉淀而纯净的色彩消失了,景象飘忽不定。我心里一直在暗暗吃惊,惊异自然变换竟能如此之大地改换眼前的真实存在。
高迪有着地地道道西班牙人的超常热情。他的公寓设计特别值得一看。他竟能把公寓这样令建筑师们沮丧的枯燥题材,照样处理得神采飞扬。
米拉公寓(Casa Mila,1906—1912)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高迪建筑的雕塑性,不仅外形有非常大气的整体雕塑感,里面还隐藏着他对庭院和建筑内部的精心处理。那是一系列一气呵成的塑造,一个个精巧的作品,用一串串铁花,舒适地搭配连接在一起,又一层层地上去。人们从外面看到里面,从下面看到上面,甚至一直钻出顶层,看到屋顶。屋顶上,烟囱和通风口竟然被做成一片扭动着的精灵塑像,粗犷却又精致。
米拉公寓
米拉公寓的屋顶烟囱和通风口
第一次看高迪时,曾特地去高迪的另一个公寓建筑:巴特罗公寓(Casa Batllo,1904—1906),却被关在门外,公寓没有开放。我们只能看到外部的立面。这次,我们是随意在那条大街上逛,不经意逛到这里,只见前面的人行道边,挤着使劲仰头向上观望的人群,就像这上面出了什么大事。我们不由自主就跟着抬头往上看,那是一片熟悉的彩点墙面,就是印象派点彩的那种,还有那精美的窗户、阳台,那有着鱼脊背造型的小屋顶和装饰小角楼……巴特罗公寓,就是上次擦身而过的巴特罗公寓。转身,却发现楼下新开的小窗口,正在卖参观的门票,不由得喜出望外。
如果说,米拉公寓表现的是力度和粗犷,那么巴特罗公寓是极度的精致。我们在艺术史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过程。人在最初凭着直觉,把自己的野性、对大自然的感受、原始的冲动,在艺术的出口释放出来。手是笨拙的,或许想要刻画精致,可是做不到。渐渐地,手开始变得灵活,技艺在长进,手下的作品变得精巧。在沾沾自喜之中,一点没有察觉到自己失落了艺术的灵魂。不说五台山里唐代的佛光寺大殿,只要看看唐南禅寺正殿就可以。因为后者规模很小,可是那种磅礴气势,拦都拦不住。不能提晚清,假如我们现在还为那斗拱的精密得意,只因为我们还没有睡醒。
巴特罗公寓令人惊异。高迪有能力保留艺术灵魂的雄性气势和坚质,却同时把手艺的柔美质量,做到无可挑剔的地步。今天的建筑装饰,假如要有曲线,都是两维平面的流动,整个巴特罗公寓,里里外外却是三维的扭动。一种心劲、一种灵魂要破壁而出的张力,在每一个角落存在。而手艺是精益求精。开放的精神使他们挣脱和超越了他们手中能够掌握的传统材料。站在那里,我想,什么叫建筑艺术的品质?看了巴特罗公寓,这就是“品”和“质”。不失最本原的热情和冲动,却有了最现代的技艺和抽象能力。
高迪设计的巴特罗公寓
巴特罗公寓室内
巴特罗公寓室内
以前,在建筑历史书和高迪传记中读到,他的创作和当时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相呼应,却没有关联。看了巴特罗公寓,我很怀疑这样的判断。高迪是个建筑师,却也是一个时代象征。西班牙已经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是现代欧洲的,也是西班牙的、焕发着宗教热情的。
这是西班牙“九八”一代生活的时代,这是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看到的建筑。西班牙已经是个现代国家。西班牙的艺术是现代的,领着最新的潮流。他们自己都是学者和艺术家,有着鲜明的独立个性。像巴塞罗那这样的西班牙城市,它的工业和现代化程度,已经足以建立养育这样一批特殊现代西班牙人的温带层。高迪是他们的边缘。他们站在传统和现代中间思索,他们是思想者。他们和高迪一样,首先是耕耘在自己倾心热爱的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各个研究领域中。沉重的大西班牙问题,自然也必然地走进了他们的视野。根据他们涉猎的学科不同,使得他们对这些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尽相同。
他们铸成了西班牙的“白银时代”。他们在历史上留了下来,不是首先因为他们的政治见解和政治观点的影响,而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的丰富思想成果。或许在那个时候,这些思想成果对当时西班牙的现实改变,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像高迪的建筑。可是他们的思考留了下来。
他们以“九八”为标志,是因为1898年的美西战争,令西班牙维持了几个世纪海上殖民霸主的强国梦碎。“九八”一代因此被打下了历史交界点的印记,使得他们的思考和争论,离不开一个核心话题:什么是西班牙的明天?西班牙的未来到底是什么,西班牙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恢复昔日之荣耀和光辉。历史造就的古代辉煌,此刻成为一个沉重负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能接受离开昔日旧梦的一个新西班牙。
如此苦苦探寻恢复古有辉煌的强国道路,却总是陷入迷茫,于是他们回归到一个更本原的问题,即西班牙人的自我认知:什么是西班牙?我们到底是什么人?隐含着的关键是:究竟什么才是西班牙在世界上的定位。
他们的思考是两极的。
他们中有一些人主张不要沉溺在自己的光荣历史中,尤其要远离古代西班牙以骑士和尚武为荣的传统,要更彻底“欧洲化”。而另一些人却走向了相反的主张,他们怀疑西班牙已经行进中的现代化,他们认为西班牙失去古代的霸主地位,就是因为先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西班牙要寻回旧梦,出路在于找回这一灵魂,发扬西班牙人的传统。他们甚至认为,整个欧洲的现代化,都是错误的方向,而西班牙的传统精神——堂·吉诃德,才是全欧洲的榜样。这种分歧,其实是自由思想状态下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待这种自由思想状态结出成果,需要时间。可惜,外来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变革,走得比他们快。
在首都马德里,有一个像英国的牛津剑桥那样的寄宿学院,西班牙人把它叫做Residencia。那是由著名的希内尔(Francisco Giner de los Rios)所创建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延续。希内尔是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早的一个自由派学者,被人们称为是“西班牙的第一个现代人”。希内尔原来是马德里大学的法学教授。1870年,西班牙政府要求所有大学教授做一个忠诚誓言,发誓忠实于王室,忠实于国家,忠实于天主教信仰。吉奈尔和另外几个教授拒绝,随即被大学开除。这些被开除的教授们,决定组织一个自己的学校,取名自由教育学院。这就是寄宿学院的来历。1873年,西班牙成为共和国,三年之后的1876年,学校终于建成。这是西班牙第一个独立于国家和教会的学校。
寄宿学院有着小小的护城河,那是西班牙自由教育的一个基地。希内尔和他创立的学校,第一个意识到,西班牙的未来,取决于对年轻一代的教育,这种现代教育必须独立于教会,也独立于政府。最重要的,是在一种自由宽容的气氛下,教育西班牙的青年,培养独立的人文精神。从这里走出了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诗人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和诗人马查多(Antonio Machado)、诗人洛尔加(Federico Garcia Lorca),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卡哈尔(Ramon y Cajal),还有整整一代思想家、作家和诗人。西班牙最著名的思想家乌纳穆诺(Miguel Unamuno)也是这里的常客。
安格尔·加尼韦特(Angel Ganivet)是“九八”一代的先驱之一。他热爱西班牙,却辛辣地批评西班牙的落后社会现象,同时又反对“欧化”,认为西班牙的前途,在于西班牙自身灵魂里那种“非欧洲所有”的东西、那种西班牙的原始性和特殊性,那才是西班牙未来成长的基础。他认为西班牙要内向地寻找强盛之路。他的名言是:“不要走出你自己,你的灵魂在里面。”
和加尼韦特相对照的,是他的同代人科斯塔(Joaquin Costa)。科斯塔认为,西班牙的前途在于回到欧洲,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他的一些话成为警语留下来。他说,“熙德的棺材,应该用双重大锁锁起来”。他还说,西班牙需要的是“学校和食物”。他认为,西班牙已经是一株空洞的芦苇,一条干涸的河,西班牙必须“脱非洲化”,必须“欧洲化”。西班牙人必须用开明来代替虚荣,用学校来代替战舰。他大声疾呼:“我们国家不需要热血沸腾的英雄和烈士,而需要冷静而智慧的人,他们能够驾驭和疏导自己的情绪。”他认为西班牙的衰败来自缺乏意志,来自经济落后、文盲、根深蒂固的盲从。他说,西班牙需要自由,而自由的根源是人的独立,而独立的根源在肚子里,饥饿的人永远不会自由。所以,先要让人民吃饱肚子。为此,他提出西班牙要解决农业问题、土地改革和灌溉问题。
“九八”一代关于西班牙道路的讨论中的分歧,反映了十九世纪西班牙在世界潮流面前,知识精英的深刻分歧。法国启蒙思潮在百年之后被西班牙再次反刍,一群知识分子看到西班牙落后的一面,重提当年伏尔泰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主张,坚持西班牙的持续“欧化”。可是,又有一群知识分子,把法国启蒙思潮视为危险的陷阱,反过来把希望寄托在“西班牙灵魂”上,梦想“寻根”。前者主张理性、自由、开明,后者主张传统、宗教、统一。这种分歧,形成了思想上的“两个西班牙”。从前者的角度看来,这是启蒙和反启蒙的分歧,但只要看看法国在十九世纪本身的动荡,就可以知道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九八”一代著名医生和历史学家马拉尼翁(Gregorio Maranon)的结论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的失败,全是那些开明派的持续的愚蠢造成的,这些人寻求开明进步,却把西班牙弄得不再是西班牙。另一个著名评论家马埃兹图(Ramiro de Maeztu y Whitney)说:“我们选择用变成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梦想,两百年来我们呕心沥血,就是想让自己不再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坚持做我们自己。”
西班牙民居的一扇小窗
“九八”一代最伟大的西班牙科学家卡哈尔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西班牙最近几百年是在进步。十六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为西班牙打开了一个窗口。十八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启蒙思潮,是为西班牙打开了另一个窗口,从此西班牙有了理性思维,有了科学的批判精神。西班牙的道路应该是放弃孤立,走向现代世界。
这是世界潮流大变动时期,整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在知识界的反映。这样的讨论在我们现在看来真是很不新鲜。它曾经发生在许多国家,今天依然在发生。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有过格外灿烂辉煌的昔日文明,却又面临时代转折的不尽困惑。人们曾经埋怨“九八”一代脱离现实,批评他们对“他们的那个西班牙”几乎没有起到什么实质作用。他们的作用是如此之滞后,不能力挽社会危亡之狂澜。
我想,这是一种宿命。每一个时代,大众和知识群都是分化的。有不同的层次,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使命,或者说——宿命。他们是不可能互换的。正常的社会,就是这两种人群各层次比例恰当的社会;反常的社会,就是他们比例失调的社会;失常的社会,就是一种倾向卷走了所有的人,失去平衡。假如当年的“九八”一代,也一个个如革命者般投身救世的行列,西班牙未见得能立地得救。从久远的今天来看,西班牙文化如果失落了“九八”一代,就显得更苍白无力。而有了他们,西班牙心智后来的复苏,就有了依据。
“九八”一代是属于未来西班牙的。使他们能够生存的,是西班牙特定的一个社会层面。他们命中注定和底层脱节。
就在这“九八”一代的同一时代,大量西班牙人为了谋生而移民南美,昔日他们是那里的主人,今日他们去那里找一个饭碗,这股移民潮甚至持续了将近一百年。这是西班牙的一个侧影。
西班牙“近代转折”半生不熟,就被逼到下一个“现代转折”的路口。一个急转弯没有稳住,就接下一个急转弯。
对现实的西班牙真正产生影响的,必然是非常入世的政治思想,也是更入世、“更有关怀”的那一大批人。西班牙的现代化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就开始了。法国启蒙的浪头刚刚滚过,其后的战乱、改革、暴动的交替还没有过去,新一波的现代政治思潮,包括最激进的那一波,已经不失时机地涌进西班牙。怎么可能不进来?在一片混沌中沉浮的人们,急急舞动双手,希望顺手摸到一根救命稻草。而激进思想家们,不可能在一片富庶平和的土地上找到知音,他们关注的总是贫瘠焦灼的地区。
从拿破仑离开、西班牙向激进的两极分裂之后,两边在信仰和心理上就不是均衡的。
保守的一方,始终有宗教信仰,而另一方没有一个类似信仰的东西。如今现代思想提供了这样的信仰。比起一百年前的法国启蒙运动,此刻人们交流的能力大大增强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之父,是从德国的卡尔·马克思那里直接得到的指示,只是经过西班牙式的改造,变成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
假如说,西班牙的近代转折佐以拿破仑的输出革命,那么在二十世纪之初,俄国革命之风吹来,此后更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逼迫。西班牙已经有自己的激进左翼,是自己要革命了。在西班牙的大城市里,激进左翼本身又分裂为两大极端,社会主义信仰和无政府主义信仰,两种信仰水火不容。前者是国家要包管一切;后者是个人至上,一切政府皆为罪恶。而他们又都把保守派认作死敌。
在更多阅读西班牙现代历史之后,回头再看高迪,感觉必有很大不同。
高迪设计的大门
在高迪设计公寓的时候,也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窗外,无政府主义在巴塞罗那起义了,要废除私有财产,烧毁私有财产登记簿,逼迫修女做母亲,暴力血腥不断,史称“悲惨一周”。最后自然也是暴力镇压。事后,起事的领头人被枪毙,那竟是个任现代学院院长的文化人。此事引起全球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抗议。这是西班牙左右两极冲突的最典型模式。作为工业中心的巴塞罗那,罢工、起义时起时落。
世界在飞速走近,高迪窗外的天空开始出现飞机,1911年巴黎和马德里已经有了飞行比赛。高迪在报纸上读到,在摩洛哥,西班牙和摩尔人的恩怨情仇未尽。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中尉佛朗哥的名字开始被大家知道,在摩洛哥的北非殖民地,他率领的摩尔人雇佣军团作战英勇,常常转败为胜。很快,摩洛哥的战事已经退为次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好在,政府宣布西班牙将严守中立。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作出红十字会的人道姿态,在王宫中接受战俘和伤员,为人们在战争期间转交信件包裹,并呼吁交战各国停战一日,救护伤员。
大概只有置身事外的时候,人道主义才容易维持。在历史记载中,阿方索十三算是一个温和的人。可是,在宣扬实行人道主义的同时,他要对付自己的摩洛哥殖民地反抗,要面对如何平息国内的罢工暴动。已经在摩洛哥升为上校的佛朗哥,被调来镇压工人们罢工,又赶回去和摩洛哥人打仗,对天生是个军人的佛朗哥来说,他把这些任务一律看作是战争。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人称之为残酷镇压,有人称之为有效恢复秩序。那是十九世纪许多国家的政府采用的普遍方式,就像暴动是民众表达自己的普遍方式。它肯定是悲剧,可悲剧一再上演。
在巴塞罗那,高迪在埋头做设计的时候,当不会没有听到街头传来同胞们用西班牙语呼喊的“列宁万岁”的口号。当时他在做的,是圣家族大教堂(Expiatory Temple of the Sagrada Familia)。在高迪的晚年,他把自己埋在设计建造大教堂的工作中。
我总觉得今天的巴塞罗那,最叫人服气的是仍在建造中的圣家族教堂。它始建于十九世纪末,而我们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之初,前来朝拜这建筑杰作的游人像潮水一样,却还有五座塔吊在同时开工,一天不停那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工程。在这一百多年里,无数西班牙艺术家,怀着对宗教和艺术的双重热忱,投入设计制作。人们公认,对它倾注了十几年心血,把自己最后的岁月完全交给它的高迪,使这个教堂获得了灵魂。
我们曾经在冬日的清晨和夜晚,分别造访过这个教堂。尤其在无人的清冷的黑夜中,大教堂如同一个尚未苏醒的巨人,你会感觉它是浑厚的,有着千年的宗教根基;它又是现代的,有着最奇特的造型,顶尖缀着高迪式的马赛克,色彩斑斓,在阳光和月光之下,同样一闪一亮。
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是旅行的最佳时间。
许多年里,我们总是冬季出游。好像只有最近的这次西班牙之行是在夏末初秋。夏天出游的好处显而易见,不冷,植物喜气洋洋地繁盛;更大的好处,是能够在有限的旅行日子里,享有更多白昼的时光。冷天最要命的,就是早晨太阳迟迟不起身,晚上却早早就拉起厚重夜幕入睡。所以,好像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改变一下出游的季节了。可是,这次二度重游巴塞罗那回来,却让我着实犹豫起来。
在老城区、盖尔公园,在圣家族教堂面前,我再也找不到几年前内心呼应的感觉。它就是消失了,消失在旅游旺季如织游人的腾腾热气里,消失在一片明晃晃的炫目的光亮之中。
冬天的清冷在凝聚和刺激人的敏感。可是,也失去季节的丰满色彩。记得那年冬天在巴黎,听朋友讲起枫丹白露的金色秋季,让我们羡慕不已,她最后的一句竟然是,“过了秋季,那里你们就不必去了”。此话让人气结。那个初春最后一天在巴黎,是郁金香刚刚开放,枝头出现嫩绿的时候,宁静而温暖。那天也想,以后或许该在初春或深秋出游。我想,假如不是万不得已,以后再也不要在白晃晃的刺目阳光下出远门。
一个仰慕高迪的德国的建筑系学生,曾向人们打听,怎样才能见到老年的高迪。人们指着巴塞罗那主教堂对他说,每天清晨五点,当这里响起弥撒的钟声,你一定可以看到高迪。果然,在那个时候,在主教堂第一排的凳子前,他找到了跪在上帝面前的高迪。没有人知道他那颗跳动的心在感受什么。人们只看见那高迪在全力营建的大教堂“基督诞生”正立面的钟楼,在一年一年缓缓升起。高迪是躲避政治现实的,作为一个建筑师,他有充足的理由。
“九八”一代人的入世是有限的。与街头的激进改革者相比较,他们和高迪之间有更为相通和默契的地方。他们只是一些学者、文人、艺术家。在一个温和的时代,他们的书斋研究和学问以及对社会改良的建议,或许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甚至重要的作用。可是在一个激进的年代,他们太弱。任何改良都需要时间,可是他们遇到的是一个急火攻心的时代。因此,他们最终都只能躲避。
寻访高迪中,西班牙宗教的浓烈风格扑面而来。来到这里,几乎凭着嗅觉,就能闻到西班牙是一块浸透了宗教的土壤。感受到他们的宗教感情不是走向抑郁的成熟,而是怀着献身的强烈向往。
高迪参与设计的圣家族教堂仍在建造中
圣家族教堂
可是谁曾想到,主义也可以演变成另类的宗教信仰,令人们为他们的“天堂”厮杀;而宗教离开“内省”,也就离开上帝的指引,从天堂坠落,蜕变为世俗的主义。高迪晚年面对的西班牙,是起义和镇压、暴力对暴力的僵持和拉锯。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就必定是摇摆的。自由度稍一放大,街头暴乱不止,专制呼之欲出。一旦废宪解散议会,起义应声而起。而街头枪声一响,铁腕更应运而出。
高迪在1926年去世。就在这一年,西班牙和欧洲的空中航班开通。“九八”一代人开始远去。他们的“归来”,是在一个未来的西班牙。
高迪去世五年之后——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走出王宫,“向民众彬彬有礼致意,然后登上马车”,离开西班牙去法国流亡。在最后一刻,他阻止了身边的人企图否认选举的建议。他说,他不想让西班牙人流血了。街头红旗飘扬,接手西班牙的,是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左翼联盟执政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