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蝴蝶》的故事
迪伯德神庙
马德里兵营被攻破
长枪党的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被处决
内战开始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打响。
西班牙从第二共和国以来,就有一种全民政治化倾向。民众高度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不论左翼右翼,他们都要拼命协助自己一方夺取权力。有人通过正常的政治活动,也有人相信暴力和革命这样的极端手段。
这折射了民众内心的紧张。随着暴力的加剧,人们认为,假如自己一方失败,权力落到另一方手中,自己就不会有好果子吃。政治竞争变为生死存亡的斗争。现代社会里,人们平时的日常生活,社区里人们的日常关系,自然是错综复杂的。他们之间不仅仅是政治观点的异同,还有很多亲缘、朋友、同事的交往,有类似亲情、友谊这样的复杂感情。一旦政治挂帅,表态动武,人群就被分割开,推向两极。哪怕以前从没有在手上套个袖标的,这个时候也要找个“组织”加入。人们往往是会被时势裹挟的。
从大面上去看,这时西班牙人是散的,山头林立,满地都是群众组织。就像后来声势浩大的右翼组织长枪党,其实只是各地群众组织都用了同一个大名号,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
就在我们这次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偶然间看了一部叫做《蝴蝶》的西班牙电影,讲的就是这段时间的故事。它描写了一个西班牙乡村,有富人和穷人,有保守的村民,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乡村教师,有天真无邪的孩子,整一个风景优美、相对封闭的乡村小社会。它描写了外面的骚动渐渐影响到乡村的生活,最后突变的一刻到来。人与人,也就是村民与村民间的关系,突然成为一种敌对的、血腥的关系。这部片子是同情左翼的,因此,里面左翼的形象比较温和、开明、进步,是善良的和受迫害的,而那里的右翼和富人是霸道的,右翼村民的形象大多不是愚昧、就是凶狠。
这个电影很传神。它准确描绘了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普通的社区,如何在很短的时间里,因政治冲突而变得紧张、暴力;描绘了冲动激进的地方群众组织如何起来,变成一种血腥的恐怖势力;描绘了民众在复杂的、恐惧的情绪下如何压抑和隐藏自己,以求得生存。电影主角是个十来岁的天真男孩。他和教师——一个老人,有着长久的深厚感情。可是,在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男孩在大人的引导下,突然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敌我划分,追在抓走老师的那辆车后。也许是出于恐惧而要掩饰,也许是出于真心的仇恨和愤怒,他开始辱骂并向载着老人的车子扔石头。老人的表情是麻木的,随着车子晃动,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一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看到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地方,虽然民族性完全不同,却可以发生一样的事情。
我完全相信在西班牙的一些村庄里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在内战开始的初期,叛乱地区确有大量自称“长枪党”的群众组织一夜间起来,他们滥杀左翼和无辜者。
可是,这个故事也并不是西班牙内战故事的全部。它没有告诉人们的是,在左翼占上风的地区,也发生着完全相同的故事,只是双方的位置颠倒而已。
这种必须站队表态的情况也在军队发生。在内战开始的一瞬间,军队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发生的故事,惨烈不下于民间。
在马德里,有住在那里的朋友带领着我们。他久居此地,熟门熟路,但还是很费心思地带我们游览,为了能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看尽可能多的东西。我们也就信马由缰,完全松弛地在后面跟着。可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公园,记得我们只是碰巧路过而偶然进去的。
你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见到了不可能无动于衷。那是在一个高坡上,在一片映着蓝天的长方形水池旁的一组视觉分量很重的、方正巨石砌成的古埃及建筑。好就好在是一组,有两重大门,后面是一个叫做德波(Templo de Debod)的神庙。那是公元二世纪的埃及神庙。
前面在塞哥维亚看到的罗马输水道,虽然说是“罗马”的,“原产地”却就在当地。所谓“罗马”,那是指时代和政治性质,是因为罗马帝国扩张到了西班牙。可这个埃及神庙,最初并不“产”在这里,而是在南埃及的尼罗河边。原物从六世纪开始,就颓败、废弃了。在现在这个神庙里,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在那里可以看到神庙在原址时废弃后坍塌了一半的照片。那几乎是一个废墟。可是可以想象,在夜晚,月色下残存的神庙,有尼罗河水在脚下流淌,仍然是何等地动人心魄。
它移建此地,是由于尼罗河的一场大变故,那个地区要建造阿斯旺水坝。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发起一个项目,抢救阿斯旺水坝建造后水库淹没区的考古遗址和古建筑。这座神庙和它前面的两座石门,就这样在1968年移居西班牙,“复原”在这个高坡上,1972年开始开放给公众参观。在这里,作为博物馆展品,这样的环境处理和展示方式,兴许已经无可挑剔。可是,壮虽壮哉,但哪怕是千年巨木,它却已是被连根拔起了。在尼罗河边它是历史,在这里,它只是文物。
古建筑修复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所谓修旧如旧。可是究竟旧到什么地步,对每一个修复个案,考虑还是不一样的。迪伯德神庙假如今天还是在尼罗河边,修复可能更多保留略为残破的状态,也就是更多保留它的历史沧桑。而在这里,今天这样基本修补完整的做法,兴许是更正确的选择。
埃及神庙的风格很特别,一是古埃及建筑在结构上还不用圆拱,形式就受到材料的局限,跨度大不起来。可是,古代埃及人对力度的表现让人佩服,方方正正的造型会显得单调,可是这个神庙的整体造型有恰如其分的收分,这个形象就坐得住了。不单是那神庙的几个精细雕琢的柱头和入口的处理,还有那边角和檐口精细的圆线勾勒,都让你服了古人。神庙是雄壮浑厚的,却不是粗糙的。
德波神庙
气势,更来自它不是建筑单体,而是一个群体。两个大门拉开,就有了铺垫的空间,就有了抑扬顿挫的节奏,神庙本身成了最后推出的高潮。水池在引入晚霞和滚动的浮云,它们也一样映照着埃及的天空。
在水池的一边,有一块小小说明牌,告诉人们现在这座神庙的原址曾经是一个叫做蒙塔那(Montana)的兵营。
从西班牙结束旅行回到家后,读着有关西班牙的书,蒙塔那军营的名字又跳了出来。“蒙塔那兵营”,总觉得这名字熟,突然想起,那就是我们去过的、有埃及神庙的那个公园。这才知道,那里竟发生过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
1936年7月17日,莫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宣布起事之后,佛朗哥将军到电台有过一个演讲,解释他们起事的理由。他说,无政府主义和革命起义已经毁了这个国家。在这种状态下,宪法实践的目标被终止了。不论是自由还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都变得不再可能。地方分离主义在摧毁国家的统一。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正在有组织地伤害军队。军队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这些可耻的事情发生。这次起事,是为了把公正、平等、和平带回给西班牙。
这里大概有一部分是佛朗哥们的诉求,佛朗哥一贯是个强调要用铁腕来维持秩序的人,最看不得的是社会混乱的局面。可是,军人起事本身就是叛乱行为。假如不成功,他们怕是要成仁。所以,世界上大凡军事叛乱都是要大开杀戒的。而在佛朗哥的眼中,一向认为,只要最终目的是“恢复秩序”,过程中的杀戮只是必要的手段。这种对于“手段”的理解,西班牙左右翼的极端,看法大同小异。
起事一开始在隔海的摩洛哥,这是相当于殖民地的所谓西班牙“海外省”,然后迅速扩大到各地。当然不是每一个部队、每一个军官和军人都支持这一行动,因此起事一开始,先就是一场军队内部的厮杀。短短两三天,已经有效忠政府的将军被叛军杀死,也有起事的将军被共和政府一方枪决。
17日之前,局面已经非常混乱。几个大城市,早就是左翼工会组织的天下。相对来说,不论左右,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一本正经选出来的文官政府,比起民间组织来,都要温和得多。可是遇到这种大变故,马德里政府一时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一度以为,这只是马上会被平息的暂时局部骚乱。然而面对极右翼的行动,最知道怎么应对的,倒是极左翼的群众,摩洛哥兵变的消息一传来,17日当天,马德里的工会组织马上开始给民众发枪。
在马德里,确实有军人在商量着跟随叛乱,要从蒙塔那兵营出发,占领马德里的中心地带。可是他们没有行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兵营里也有大量军官和士兵并不赞成这样的行动。但是工人们已经把整个兵营看作敌人,7月20日一早,一万名工人,还有一些军人、警察,也包括妇女和姑娘们,带着他们的五千支步枪和两门大炮奔着蒙塔那兵营去了。
工人们开始攻打,军队抵抗,打成了一个战役。这样的战事本来就是攻难于守,再说攻的一方基本上是平民,防守的则是职业军人,武器装备精良。因此,一开始进攻,工人们伤亡惨重。军人本来也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很多哪怕是右翼观点的军人,也并不同意武装叛乱。工人这一打,把敌我界限不是划在左右翼之间,而是把蒙塔那军营的全体军人都划进敌方,其中包括许多原本是效忠于政府的军人。
马德里蒙塔那兵营被攻破以后的共和派男女民兵
对这些军人来说,不管怎么说,有人拿着枪炮打上门来,只能守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只能自卫还击。只要他们下决心死守,在弹尽粮绝之前,要攻下来是很困难的。因此,外面的工人开始采用心理战,广播劝降,包括朗读政府在巴塞罗那诱捕的一名将军的讲话。这以后,兵营有一次打出白旗,表示投降。可是在准备受降的民兵接近的时候,里面机枪又扫射了。对于这一事故,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里面的“叛军”假投降;另一种说法是,在兵营内部,即便在战斗打响之后,他们仍然是分歧的。一部分原本效忠政府的左翼军人,希望能避免流血,主张投降,而其中的右翼军人,已经被视为叛乱者,他们即使投降也不会有生路,所以必定要打到底。正是内部的矛盾和犹豫、困惑,导致了这次出尔反尔的投降。也就是有人要降,有人要打,并不是同一拨人。
中午时分,进攻的一方终于攻破了兵营的大门。
蒙塔那兵营被攻克后的现场
兵营里,有一群年轻军官,围坐在一张会议桌四周,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走出房间,对着自己头部扣动手枪扳机,集体自杀。
民众冲进来之后,很多士兵被当场打死,其中包括十几个军官,一名主张叛乱的将军被逮捕,历时三个小时的进攻结束了。这些士兵并非弹尽粮绝,民众从兵营里抢出大量武器弹药,其中包括五万支步枪。这些武器,立即武装了马德里的民众。在巴塞罗那,类似的战斗也在发生,根据当时的报道,巴塞罗那的死亡人数在两三千之间。
对这些左翼民众来说,这不单是反叛乱反法西斯,更是长久以来在酝酿和期待的革命开始了。尤其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今天,他们手里有了枪,马上从工厂主和地主手中夺下工厂和田庄,自己成为主人。政府已经无能为力。
我们是带着过去形成的模模糊糊的概念来到西班牙的。印象中,西班牙这场内战,一边是佛朗哥法西斯,另一边是共和派,顾名思义,也就是为共和国而战的民主战士。可是,在北方看了一次展览,看到内战前第二共和国的竞选广告和口号,方才明白,我们是被“名称”给蒙了。西班牙内战的两边并不那么简单。
民兵押解着军人俘虏
作为右翼的佛朗哥之所以能够吸引一半的民众,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众的愚昧和对教会的盲从。佛朗哥在煽动他的那部分民众时,描绘的西班牙混乱失控现状并非虚构。当时左翼的工会和群众组织越来越壮大。他们在武装起来,囤积武器,等待着革命到来的那一刻。
极右翼决心叛乱的原因之一,是极左翼在准备武装革命。这也是马德里的左翼政府在佛朗哥宣布叛乱之后,很长时间犹豫不决的原因。民众要求政府发枪,可政府怎么敢?一发枪,就连共和政府也无法控制,暴力会蔓延,革命的群众组织会很快逐步取代政府。马德里政府夹在左右之间,都不知道哪一边更伤脑筋。
佛朗哥一方是军方起事,因此虽然他们自称民族派,却被对方称为叛乱者,更由于他们在国际上得到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他们理所当然被称为是法西斯;另一方自称为忠诚派或共和派,也由于他们在国际上得到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也被对方称为赤党。
左翼一方拥有合法的共和国政府,因此他们理所当然能够打出保卫共和国的口号。虽然早在1933年,西班牙左翼工联主义的领导人就对《泰晤士报》的记者说,“我们一直在开展教育运动,正在组织工人苏维埃。到了关键时刻,工人必须首先到达现场并夺取权力。失去权力的话,我们将在几年内没有复兴的希望。……我们要把广大民众团结到民主旗帜之下——这一旗帜可以给他们带来希望,以便到时候,把政治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那里转到人民手中,因此我们组织了革命政务会。政务会在西班牙是个重要传统,到时候,它就可以转变成苏维埃”。
左翼中力量最强的社会党,它的领袖叫卡巴耶罗(Largo Caballero),被公认为是“西班牙的列宁”。他在群众集会的演讲中,从来就直言不讳,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目标。社会党的最终目标是掌握政权,以便实行自己的党纲,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改造西班牙。
“西班牙的列宁”卡巴耶罗
在历史上,西班牙经常有断断续续的内战,一向不怎么引人注意。过去两百年里,西班牙从来不是、后来也不是世界史上挂头牌的地方。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都没有参加。可是,这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是国际上左翼思潮的盛期,也是德意的极右翼最猖狂的时期。虽然西班牙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它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可是国际上的左右翼极端派,都到这里来寻找自己的同盟军,都到这里小试牛刀,抒发自己的激情,虽然很可能抒发得文不对题。世界上最极端的左右两边,出枪出炮甚至出人帮忙,各国志愿军蜂拥而至,西班牙突然成了一个国际战场。
从共和政府和左翼民众之间的矛盾就可以看出,左翼本身也是分裂的。
从内战一开始,左翼自己也就打起来,明的暗的一直打到战争结束。从他们自相残杀的残酷来看,也很难相信他们如果革命成功,会实行真正民主的共和制。把“共和”、“民主”的名称太当真,其实很是害人。这也让后来的专权者学得很精,不管里面包裹的内容是什么,外面一定要有“共和”招牌、“民主”称呼。
国际纵队
在另一方,各路右翼本来有不同的诉求,长枪党却在整合右派中起了很大作用。长枪党的口号非常明确,就是“祖国,西班牙,信仰”,要求建立社会秩序,要求保护私有财产。他们反对的目标也很明确,反对极左翼政党,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他们同样诉诸底层民众。长枪党的典型服饰是蓝衬衫,就是表示自己是底层劳动者的意思。如同意大利法西斯最初的标志是一条红带子紧扎一捆木棍,上面加一把战斧,给人一种团结齐心战斗性这样的感觉,长枪党的标志是牛轭和一束箭,以显示它是代表农民的政治观念,和尚武的民族主义色彩。
长枪党的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Jose Antonio Primo de Rivera),是第二共和以前,国王阿方索十三时代的西班牙实际掌权者,米格尔·安东尼奥(Miguel Primo de Rivera)将军的儿子。内战前夕,何塞·安东尼奥以非法拥有武器的罪名,被共和政府逮捕。内战一起来,他经草草审判之后,在1936年11月20日被共和政府枪毙,成为佛朗哥阵营的第一个民族烈士。
长枪党领袖被处决后右派抬着他尸体
佛朗哥是一个典型西班牙军人,却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因此在1937年,当他需要一个基层组织,需要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政党时,他发现自己除了军队什么都没有。这时,长枪党是现成的。他于是接手长枪党,成为长枪党的领袖。
在长枪党的重大仪式点名时,第一个总是叫到何塞·安东尼奥的名字,长枪党们就会全体一起响应。他们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结构,右翼民众凑在一起,就可以宣布自己是一个长枪党组织。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起了整合的作用,因为它大旗一挥,把只要是差不多的右翼,都给囊括进来。
战争初期的右派叛乱民众
极右派对敌方残酷无情,虽然内部的政治观点也有分歧,可是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右派是在趋于基本的团结一致。兴许,这也是他们最后取得内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班牙共和政府,以“反法西斯”和“保卫共和”的口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激起了国际上众多国家和民众的声援支持,一些理想主义的青年,在共产国际的组织下,前往西班牙支援共和国。甚至,也影响到遥远的中国。在巴塞罗那,我们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年近九十的母亲,听到我们是在西班牙,在电话里唱起了年轻时唱的歌:
举起手榴弹,
投向杀人放火的佛朗哥。
起来!起来!
全西班牙的人民,
为了你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
快加入为和平而战的阵线。
起来!起来!
向卖国的走狗们,
作决死的斗争!
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
那是……?我掰着手指数了数,啊,那是差不多七十年前的事情了,母亲唱着这支歌宣传抗日的时候,还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少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