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

作者:林达

国王救了议会,上帝救了西班牙

国王和西班牙军队

一九八二年大选

巴斯克大城市毕尔巴鄂

值得骄傲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马德里,1981年2月23日晚间。

议会大楼里,所有议员被一网打尽。

特赫罗上校的士兵把前首相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还有梅拉多将军等,一个一个地单独押了出去。照中国老话:兵者,凶器也。西班牙内战的血腥记忆犹在。议会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以为,前面给押出去的那几个,肯定是一走出门就给处决了,不知道下一个轮到谁,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轮到。西班牙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军人干政,似乎再次发生。民主面对枪杆子,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特赫罗上校根本没打算杀人,他只是把重要人物单独关押在楼上小房间。楼上有一个酒柜,士兵们一见就高兴坏了,轮流在此痛饮。顺便,也算看管重要人物。

特赫罗上校电话通知瓦伦西亚军区司令米兰斯将军(Jaime Milans del Bosch),议会已被控制,一切正在照计划进行之中。然后,特赫罗上校到议会大厅宣布,将有高阶军官来掌控下一步的发展。

瓦伦西亚是东部地中海边的重要城市,在巴塞罗那南面一点儿,当年内战初期共和国政府临危撤出马德里,就是先转移到瓦伦西亚的。

在瓦伦西亚,军区司令米兰斯将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每过十五分钟,地方电台就宣读一遍米兰斯将军的声明,说根据首都事变产生的政治真空,在得到国王陛下的进一步指示以前,保证军区内的秩序是我的责任。然后宣布宵禁,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坦克开上了街头,接管重要的公共建筑。工会组织和政党组织马上开始拼命销毁文件,以防军队接管后对工会会员和政党成员实施报复。在巴斯克地区,惊恐的民众开始放弃家园,越过边境进入法国避难。

国家行政管理已经瘫痪。在西班牙议会制之下,首相和内阁都跟议会一起被特赫罗上校拿住,文人政府的内阁成员无一漏网。此刻,这个国家真正有实力的,是西班牙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包括瓦伦西亚军区的米兰斯将军。如果他们都站在特赫罗上校一边,那么西班牙军人将又一次成功地干预国家政治,改变国家的方向。消息飞快到达西班牙大小城镇,很多城市的电台,突然开始没完没了地播放军队进行曲,什么也不明说,就是一曲接一曲雄壮的军乐。

政变的策动者之中,有一个阿尔马达将军(Alfonso Armada Comyn)。他曾经是国王的教官,和国王有二十年的交情,同王室成员关系非常好,一直任王室管家。可是,苏亚雷兹对他极不信任,在改革初期曾把他派到安达卢西亚的山区担任军区司令。他在偏僻荒山里,一肚子怀才不遇。后来终于调回马德里,担任总参谋部的第二把手。他痛恨苏亚雷兹的改革,认为苏亚雷兹下去,就应该由他来领导国家。他鼓动特赫罗上校,利用自己几十年在国王身边的资格暗示军人说,起事是国王的愿望。他自己并不出面,而是想在军人起事之后,自己担任政变军人和国王之间的调解角色,一举成为不可代替的重头人物。如此一来,新政权缺了他就不行。

所以,和政变有关的这三个人:特赫罗上校、米兰斯将军和阿尔马达将军,三人并不一条心。米兰斯将军和阿尔马达将军开始给各军区司令们打电话,鼓动他们一起参与,接管政府。

特赫罗上校占领议会,国王一无所知。国王手下的人从广播里听到此新闻,连忙报告国王。国王能看到的,也就是电视重复播放的那几分钟镜头。国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有多少军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下令给马德里的军队总参谋部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电话那头,接电话的人听说是国王,连忙把话筒给了阿尔马达将军,说他有事报告。

电话里是阿尔马达将军的熟悉口音。将军恭恭敬敬:陛下,我这就亲自前来王宫,向陛下报告情况。

就在国王即将挂断电话的一瞬间,突然,完全是一种直觉,他感觉不对。阿尔马达将军的语气,一丝不苟,无可挑剔,太自然,太恭敬,太镇定了,一点儿不像在突发事件下的反应。这时,国王身边受命去了解情况的人刚好赶到,轻轻对国王耳语:事情和阿尔马达将军有关。一瞬间,国王突然明白了。他对电话中的阿尔马达将军说,我现在有一些文件要签署,等我有空见你的时候,再请你来。

放下电话,国王下令王宫卫队全力戒备,不让任何军人闯入,特别不准阿尔马达将军进入。国王意识到,阿尔马达将军要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他能够代表国王意愿。如果在事变之后他和国王在一起,或站在王宫里向外发布意见,给外界打电话,就可以得到这个效果。只要阿尔马达将军进了王宫,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就达到一半了。

对西班牙军人来说,这时和佛朗哥起事时的国家状态,有本质不同。

佛朗哥是对第二共和造反,当时国王已经被废黜,军人们只需跟从一个领头的将领。只要军人有这样的意愿,火候一到,出来一个头领,将军们就愿意跟着一起反叛。内战前,这个领头的就是佛朗哥。可是现在不一样。国王在台上,国王就是三军将领。效忠国王的宣誓,对西班牙军人来说,还是不可亵渎的职责和荣誉。

短短几个小时里,一切取决于国王。这样的境地,对于国王是非常危险的。按照现代欧洲君主立宪的游戏规则,国王是超越性的国家象征,他没有实权,也不干预政事。这是制度和国王的约定,这种约定是在宪法中确定下来的。国王的地位稳固取决于“国王不干政”这一条件。西班牙宪法规定,西班牙是名义上的君主制,名义上国家主权在王室。但是王室并不实施国家主权,其标志就是国王没有最终行政权,任何时候都不再插手国家行政管理。国家实际上是主权在民,议会掌握一切实权。

如果国王不甘寂寞插手政治,就打破了这种约定和平衡,侵入了议会的权力范围。这种做法只会危及国王自己的地位。反过来说,不管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国王一概不管,那么任何废黜国王的行为都没有合法性。国王在无所作为的约束下,地位最为稳定。

所以,对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说,首先要明确的是自己采取行动的合宪性。事实上,事件之后还是有人指责说,国王出来应对军人政变事件,超越了自己的宪法权力,是违宪的。国王对自己的传记作家解释说,当时他考虑过合宪性问题。他说,只要在议会大楼外面还有一个内阁级的部长或副部长是漏网之鱼,没有被扣押,文官政府就依然存在,那么他就不能采取动作,只能听凭这个残存的文官政府去应付政变。这个残存的文官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国王本人都只能是“批准”。这是宪法规定的。问题是,当时所有内阁成员都扣在议会大楼里,生死未卜。文官政府已经失去功能。这种情况下,国王站出来的宪法依据是,宪法规定他是西班牙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宪法权力来对西班牙军人发布命令。

国王胡安·卡洛斯和西班牙军人的关系和感情,非同一般。这一点,他和西班牙的其他领袖都不一样。1948年,他的父亲、流亡中的唐·胡安请求佛朗哥,允许他把十岁的王子胡安·卡洛斯送回西班牙,就是要让王子接受一个西班牙国王应有的教育。根据国王和有关人士的回忆,佛朗哥负责对王子的教育,相当尽职。他接受的教育,可以比肩任何一个欧洲王室之后。王子接受完整的传统的学校教育,进入陆海空三军军官学校,接受一个士官生的训练。从军校毕业后,按规矩在军队服役。国王此后表现出来的素质、思维方式、思想倾向,都和他接受了完整的欧洲教育有关。

西班牙国王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军人,这不仅是战争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制度文化的要求,他应该是军人们眼睛里的合格领袖。国王和军人们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他了解现代西班牙军人,有能力赏识军人的忠贞、坚毅和勇气。他也理解军人的苦衷,了解他们的困难。西班牙军官在那些年里新陈代谢,有了很多变化。国王在士官学校里的很多同学好友,现在已经成了高阶将军。国王虽然谨言慎行,但他始终知道以前军内同僚的想法,在军内也有一些铁杆好友。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米兰斯将军未经他的同意就在公开声明中打出国王名号,非常生气。这显然是最危险的,军人们是在跟从国王,如果有人伪造国王意向,怂恿更多军人参与政变,国王就会很被动。时间拖得越长,就会有更多人倒向那一边。国王在王宫里,立即开始向全国各军区司令、各兵种指挥官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立场。

他所得到的回答完全一致:陛下,我将完全服从您的命令,不论您认为有必要做些什么。

这是将军们的标准答案,其含义却必须放到当时当地的具体场景中才能理解。国王胡安·卡洛斯很清楚,这一答复的意思就是,如果国王站在政变军人一边,我们就跟着国王,改变这个国家,让它走上正途;如果国王反对这场政变,那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反对。

这次政变,多少是因为国王前管家阿尔马达将军对米兰斯将军的误导。国王明白,当务之急,是让全国民众和军人了解国王的态度。

不过三小时,国王开始下令。夜里九点多钟,他命令手下人通知电视台,派出一个转播小组前来王宫。电视台的人说,台里现在到处是军人,连他自己都没有行动自由,更别说派出转播小组了。于是,国王命令,让占领电视台的军官接电话。好不容易,那头找到了领头的军官。王宫这头把话筒递给国王。国王问,谁在接电话?那边不明底细,只好照实报告军衔和姓名。接着,他听到话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我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电话里一片寂静,军官就像麻木了一样。接下来,他好不容易挣扎着,说出了一个西班牙军人的标准回答:国王陛下,听从您的命令!

国王随后命令他,护送一队摄影小组,立即赶赴王宫。

这队转播人员在著名电视主持人毕加托斯特(Jesus Picatoste)带领下,好不容易通过森严岗哨,进入王宫。一番安排后,国王面对摄像机,发表了他著名的讲话。然后,录像一式两份,由两组人走不同的路径,送往电视台,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乱成什么样。

午夜过后,一点多钟,国王的讲话录像突然出现在全国电视屏幕上。以一贯的尊严,他要求全体国民保持冷静。国王明确表态,他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打断人民在宪法中达成的民主进程的行为。


国王胡安·卡洛斯在政变之夜出现在电视上,声明支持民主

国王打电话给米兰斯将军说,他反对政变,他也绝不会离开西班牙去流亡,政变军人想要成功,除非先开枪打死国王。然后,他把这个电话再用书面电传,传给米兰斯将军。

凌晨四点,米兰斯将军下令坦克开回兵营,解除戒严。第二天,特赫罗上校投降,米兰斯将军和阿尔马达将军随后被捕,议员们平安回家。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后来面谢国王,说出了议会大楼里所有人想说的话:“陛下,是您救了我们的命。”

头脑极为清楚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并没有欢庆胜利。

当天晚上,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约见各大政党领袖,包括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右翼政党人民联盟领袖佛拉加,向他们指出,政变虽失败,却并没有解决西班牙民主政府的困难。国王本人被迫冒着自己声誉和人身安全的风险,来亲自化解军事政变,这一事实说明,西班牙各政党,没有充分了解军人在改革过程中的情绪。虽然参与军事政变的人错误地估算了他们能够得到的支持,但是军人们对西班牙未来的希望,他们对国家现状的失望,不应该再被忽视。他对这些政党领袖说,对这些企图颠覆的军人,你们各政党如果表现出公开的强硬的反弹,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把这一事件扩大到对整个军界的负面看法,更是非常有害的。他要求各政党回去检讨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问题,考虑怎样争取更高水平的全国团结。国王甚至警告政党领袖们说,他本不应干预政事,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国王不会再这样做了。


政变粉碎以后,国王胡安·卡洛斯接见各大党领袖,左一为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左三苏亚雷兹、左四国王卡洛斯、左五社会党总书记冈萨雷斯、左六人民联盟(AP)佛拉加

这一军人干政事件就这样无疾而终,史称为“2·23政变”。国王胡安·卡洛斯后来为参与政变的军人辩护说,特赫罗上校等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开杀戒,没有打算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否则,他们不会不想到起事后第一要做的,是包围王宫、切断王宫的电话。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国王将束手无策,事件的演变就可能完全不一样。回顾这一政变,只有国王看到了这一点,指出这一点,并且坚持要把政变处理成“和解”。

几天后,三百万人在马德里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民主大游行”,表达民众对这几年西班牙政治改革进程的支持,表达保卫民主体制的决心。民众表达的信息是,不管转型过程中出现怎样的不尽人意之处,转型是在人民的意愿下展开的,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各党派领袖,民主联合会的苏亚雷兹、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和人民联盟的佛拉加,手挽手地走在马德里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表达了各党派在政治改革大方向上的一致和团结。这一信息非常强烈,卡利约的话说出了普遍的感受:“上帝拯救了西班牙”。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话,直中要害。苏亚雷兹一开始就认识到,必须让所有人都参与到政治改革进程中来,不应让任何人离异于外。他考虑的主要是政治党派。而西班牙旧体制下的军队,被看成在政治改革中没有角色的力量,至多是一种需要安抚的潜在威胁。而事实上,根据西班牙的军人传统,注定了他们不是“非政治”的军人。西班牙军人关心政治,有特殊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种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所以,把军人排斥在政治改革以外,是前几年各政党都犯下的疏忽。

正规军人是佛朗哥一类威权统治的最强大保障,也会成为转型最困难的一关。1981年的西班牙,转型在政治体制上已经达成,但西班牙军队的中立化却还没有完成。在西班牙悠久的军人干政传统之下,军队的变化会是一个漫长过程。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必须让军人们相信,面前的这个文官制度是有效的。如果他们认为,面前的这个文官体制无效,管不了国家,军人就会寻找自己站出来有所作为的理由。其实,文官政府必须有效,也是民众对政府的一个基本要求。否则,总归是危险的。这就是内战时期和“2·23政变”的军人,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爱国者的原因。

当我们来这里旅行的时候,发现今天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如明星一般,是民众热切关心追踪的对象。他的大新闻、小故事,被西班牙人热情地流传在大街小巷。在马德里,我们去过王宫,自然,那不是今天西班牙国王真正生活的地方。可是,我们读到国王的传记作家在书中说,他十七岁的儿子第一次和国王见面,国王看上去很轻松愉快地和他聊完之后,这年轻人凭着自己的直觉,在门外问父亲,国王看上去为什么这么忧郁?

那个和国王一家是世交的作家说,忧郁是国王一生的基调。

西班牙军队转化的过程无声无形,却和国王在军中的影响力分不开,这也和佛朗哥多年的安排分不开。国王从十岁开始,就在佛朗哥的亲自照管下长大。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和普通人不一样,他生来就有无可逃避的责任,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地位,恢复西班牙的君主制。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之后,胡安·卡洛斯曾经公开表示,他加冕之后,西班牙将是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佛朗哥有权把他立为国王,也就有权在他有生之年废黜他。在佛朗哥的最后几年,他身边的人极力怂恿佛朗哥改变王储。但是佛朗哥最终还是没有改变主意。

国王和佛朗哥之间,有着外人不了解也难以揣摩的关系。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从来不说佛朗哥的坏话,反而经常提起佛朗哥的临终嘱咐:“作为国王,陛下,您的任务就是保持西班牙的团结。”在西班牙政治改革进程中,国王认识到,他的任务,也只有他能够做得到的,就是帮助西班牙军队跟上民主改革的进程。西班牙军队不应该是以往那种自在的、独立于民众和社会之外的令人害怕的力量,军队应该回到人民手里。国王一直在帮助军队自我更新。

西班牙军人和民主改革派之间历史性的敌对态度,通过这一事件在国王的亲自参与下得到化解。在政变流产两天之后,国会通过了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临时首相向国王保证,以后将定期会见军队的主要将军,向他们通报国家的状况和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这样军队国家化的国家听起来有点奇怪,在西班牙却很自然,恰恰是政府和军队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表现。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危险,终于过去了。

1982年10月28日,西班牙又一次大选,被史家认为是西班牙转型的最终完成。其标志是,通过大选,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从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变成中间偏左的社会党,执政权力顺利地完成了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社会党的年轻领袖冈萨雷斯出任首相。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今天的欧盟。

高龄的佛拉加回到家乡加利西亚,在加利西亚选举中获胜,成为地区政府的首脑,至今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曾经有一度,加利西亚在美洲的移民,总数超过家乡的乡亲。这使得佛拉加和美洲很多国家关系很好,包括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出生于1915年的前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人们仍然记得他为改革做出的贡献。2005年10月,马德里大学授予九十岁的卡利约荣誉博士学位。年轻的冈萨雷斯仍然在社会党内活动。他的业余爱好是东方盆栽艺术,在他担任首相期间,他收集了一些盆栽精品,后来都捐献给了马德里的皇家植物园。

从1898年开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走过了一百年的坎坷。他们废黜了国王,却换来了国家混乱。他们从欧洲引进了各色思潮,却导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之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了一场内战灾难,换来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终于在佛朗哥死后,用短短几年时间,顺利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型。

那天我们从格尔尼卡回到毕尔巴鄂,已经很累了。晚上,我们还是出了门。住在老城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出门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夜晚灯火通明,满街是人。我们打算先喝上一杯啤酒再说。于是来到一个小广场,旁边就是小酒铺。

在这毕尔巴鄂老城,到处是公共饮水器。饮水器在美国做得现代而简洁,能满足喝水功能就可以了。在这里,总是把饮水器做得像小纪念碑一般,用巨大的石块砌起来,规模不小。我们去喝水,低下头,看到饮水器的花岗岩上有一个黑色的“埃塔”标记:一条黑色的蛇,顺着一把黑色的斧头盘绕着上升,吐着黑色的舌头。上面是三个字母ETA。

巴斯克的前景究竟会怎么样?最终的决定,是巴斯克人自己在做——这需要时间。

就在毕尔巴鄂的主教堂前,我们端着橙黄色的啤酒杯,回看巴斯克四十年的历程,已经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变化。

四十年前,巴斯克面对一个没有任何通融余地的独裁政权,它的文化被彻底压制。那时候,独立是追求自由的天然部分。就像一个大家庭,家长太专制,孩子一成年,就想要单过。那是每一个巴斯克人的强烈愿望。任何组织,只要是鼓吹民族独立,大家就觉得是追求自由的必然路径,即便是恐怖组织,都可能获得同情。

三十年前,西班牙的民主化,对巴斯克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条分界线。从此,西班牙自由了,巴斯克人也自由了。他们开始有机会在自由的天空下,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他们开始有必要考虑,他们是不是一定要独立。

在西班牙宪法被批准的时候,巴斯克发生了一次关键分裂。那是巴斯克的两大党决裂。一部分人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就在这里,毕尔巴鄂的大街上,游行队伍的前头,有人举起了两只和平鸽。从此以后,不再是纯粹的西班牙和巴斯克的对决,巴斯克人也在和自己对决。

1981年消解了军事政变之后,西班牙政府着手和“埃塔”谈判,以停止暴力为条件开始大赦一些关押着的“埃塔”成员。1984年,新上任的首相冈萨雷斯,继续和“埃塔”就停止暴力活动展开谈判,此后是断断续续的“停火协议”。

十年前,人们对“埃塔”的恐怖活动越来越不能容忍。1997年,当一名二十九岁的巴斯克地区人民党政治活动家被“埃塔”杀害时,全西班牙有六百万民众上街抗议。

今天,“埃塔”的暴力活动在明显减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每年有将近百名被“埃塔”杀害的牺牲者,在2003年,只有三名被害者。一个重要原因,是巴斯克地区民众的强烈反应。在格尔尼卡,有人告诉我们巴斯克人希望独立,也有人说他们不要求独立只要求自治,可是问到“埃塔”,他们都说,绝大多数的巴斯克人,都不站在“埃塔”一边。一位女士把“大多数”,连着对我们重复了三次,使我相信,那是“绝大多数”。

今天的西班牙,有着不同的民族自治区,巴斯克只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在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然而在观念上却变得越来越接近,交流越来越容易,这是他们渐渐走向不分离、携手互惠的基础。

巴斯克曾经是一个用古老方式谋生的、山民和渔民的封闭小古国。现在,来到毕尔巴鄂,感觉是“开放”,我们感觉那是西班牙最“前卫”的地方。

那天夜里在老城,我们转到夜深。在古老的广场上,我们看着孩子们溜旱冰,周围是一圈幸福的巴斯克父亲母亲们。我们在老教堂前,看着成对在长椅上聊天的老人,看着他们旁边的巴斯克年轻人,在那特殊的老城、特别的灯光下,看得我们入了迷。

夜深了,我们意犹未尽,慢慢沿着河走,朝圣一般的去看古根汉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河,不宽也不窄,恰好可以修建那些美丽的桥梁。精心布置的灯光下,桥变得通体透亮。两边的街灯一起落入水中,又荡漾起来,毕尔巴鄂顿时变得生动。古根汉姆,就在河边。

许久许久,已经不记得有多久了,建筑界再也没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惊喜。在我看来,巴黎的蓬皮杜博物馆之类,都只是虚报的喜讯。没有观念的突破,没有美学上的创新,天天在同义反复地蔓延着令人厌倦的钢、玻璃和水泥的世界。多久了?我们只看到小的惊喜,却没有大的震撼。因为,如若是创新,唯有佐以大体量公共建筑的气魄,才足以在建筑历史上,书上一笔。

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年,人们看到了它——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姆美术馆。在人类建筑史上,这个世纪,总算是没有白白过去。

假如白天来看过,夜里一定还要来一次。那是舞动的、漫漫舒卷的、在梦幻中才可能出现的城堡。它抽象的变形的铁壁铜墙,有金属的质感,却丝毫没有坚冷的排斥。白天,在蓝天白云之下,天穹的无垠在限制它的体量。可是在夜晚,它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连同它的背景。它便令人惊异地开始伸展、膨胀起来,巨人般地展开自己,神秘地闪着迷茫而诱惑的光。

你会相信,那里面演出的一定是一个寓言而不是一场战争。这个寓言一定不是幼稚的而是哲理的、高深莫测的,一定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大师在执导。它厚厚的大门,被缓缓撑起,那只著名的巨大蜘蛛,便骨骨节节爬出来,又犹豫着,在水边暂停。这,只是一个序幕。


夜晚,古根海姆博物馆,城堡打开,那只蜘蛛,在骨骨节节地走出来。

城堡,曾经被上帝的手点拨。那无可比拟的、巨大的形体,分明在点化中曾经扭动。此刻,你能感觉深不可测的静,又觉得其中悄悄必有埋藏,埋藏着难以估量的、预备着的动的张力。这种感觉似曾相识,陌生而又熟悉。

假如有什么人,试图对我说,因为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来自遥远的美洲,因此,这是美洲的幻想落在了毕尔巴鄂,我肯定不会相信。在这里,我清清楚楚看到高迪在西班牙土地上深深扎下的根,看到那久违的、一百年前的高迪播下的种子,在这里发芽和生长,看到一百年前,“九八”一代的西班牙之梦,在变幻出一个莫名的、未来的形象。它无可名状。可是,毫无疑问,它披上了西班牙全部的色彩,美得令人惊艳。

这是全世界古根海姆系列中,最精彩的一个美术馆。二十世纪最光彩夺目的建筑,落在毕尔巴鄂,一定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在第二天白天,又去了一次古根海姆。为看毕加索的两幅早期油画,人们排着长蛇阵。毕加索是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人,2003年,在他的家乡马拉加,终于也建立了毕加索美术馆,展品是家属的捐赠。排着队,百无聊赖。我抬起头,不断在看古根海姆变动的内部空间。室内不准拍照,我却一点不觉得遗憾。

我久久留在那昨夜的古根海姆印象中,并不认为现在身居其中的那个空间,就是昨夜把我们拒之门外的同一个古根海姆,我要把这印象带走。我甚至很庆幸,我们是深夜来的,城堡没有迎我们进去。它只给我们放出了那只大蜘蛛。

寓言永远留在城堡里,谜底没有泄露。

排着队,看着周围在默默移动的人们,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我们读过报道,自从古根海姆建成,毕尔巴鄂一举成名。现在是旅游淡季,各地的旅馆都松下来,我们在毕尔巴鄂意外地差点住不上,是因为撞上了西班牙国庆节的长假期。那么,我们周围的人,应该有很多是西班牙人。在国庆节,他们选择来毕尔巴鄂,看看他们向往已久的古根海姆。

巴斯克以外的西班牙人,相对于毕尔巴鄂,都算南方人。他们来到这里,排着队来看南方人毕加索的画。一生大半在法国、死在法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的毕加索,他是法国人?西班牙人?马拉加人?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遇到毕加索,相遇时我们说,哦,毕加索!看到一张好画的惊喜瞬间,我们并不关心他是出生在马拉加,还是出生在毕尔巴鄂;我们不关心他是法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如同在夜晚,我们走到古根海姆孤堡前,小心翼翼地钻到大蜘蛛的下面,坐在那里,这时的世界里,不会有巴斯克和西班牙的纠纷。


古根海姆博物馆

有时候,人只是凭一种感觉。到过今天的马德里、巴塞罗那、安达卢西亚,也到过毕尔巴鄂、格尔尼卡,还有贴着“埃塔”集会通告的小山村伊利扎德后,看得出他们把一切做好还需要时间,可是我们再不会以为,西班牙王国会变得分裂。几十年来他们在相互走近,而不是渐行渐远。因为,现在他们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他们的心态是开放的、热烈的、日渐轻松的。他们在对话,那不只是政治对话,他们一起为加泰罗尼亚的高迪和米罗骄傲,一起为马拉加的毕加索骄傲,一起为巴斯克的古根海姆骄傲。他们最终一定会发现,原来他们一起在为西班牙骄傲。

西班牙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骄傲两个字,在西班牙才获得它真正的意义。那不是一个封闭民族虚妄的傲慢,那是经过八面来风而终于获得的定力。有来自罗马的人,在西班牙建造的神庙里,奏响古乐;有来自莱茵河的哥特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纵马驰骋;有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王宫里,让泉水淙淙低吟;有来自法国的建筑师和石匠,在西班牙设计的哥特式教堂里,让圣坛下传出轻轻的祈祷声;有全世界的人,如我们一样,背着行囊,在西班牙大街小巷、山川河流上留下足迹。

还有,在那古老的谱系下,高贵的西班牙国王面对民众,表现的却是谦卑;而获得自由的西班牙人,微微低下头,却高高挺起胸膛,胸前的纽扣,一闪一亮。

眼前,毕尔巴鄂河,在静静流淌。

在河中,是古根海姆浪漫的身影。伴随它的,是一轮西班牙的银色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