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引陈先生一九五七年给刘铭恕的信，说：“弟近来仍从事着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於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沖虚真人之新说。”陆键东先生格外重视信上所说的捐弃故技、新方法、新材料等语；余英时先生则认为“亦更非太史公沖虚真人之新说”一语才是关键：“试想太史公沖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呢？其实陈先生这里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码系统。太史公是司‘马’迁，沖虚真人是‘列’禦寇，他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决不用‘马列主义’啊！”
陈寅恪的思路是那样的曲折幽深，余英时的悟性是那样的高妙博通，我叹为观止之余，常常从他们的文字里摄取营养，给自己的笔进补。这本《英华沉浮录》第九卷於是题书名为《给自己的笔进补》。
董桥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六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