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国笔记小说大观》里收了徐一士的《一士类稿》和《近代笔记过眼录》。这些书我以前都读过，内容包罗万有，文字不深不浅，可以拿来学学那样精简的构造。历朝笔记文学多有这一层好处，既不像小说之拖沓，又不像经典古文之凝奥，从中偷师，事半功倍。现代中文的毛病多因文言底子薄弱，句子累赘。日前见报章社论题目作《异见若无罪，民主才有望》，对仗工整，立意正直，我却觉得似乎可以再精简一点，不要“若”，不要“才”，成《异见无罪，民主有望》，当更有力！
《一士类稿》里的《序言》说，作者的父亲为作者讲书最多，《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闲书”都用功读，“以其为文言而杂白话，得此基础，可为阅读他书之助也”。徐一士说，他小时候科举未废，所谓“书香人家”，多不愿子弟看闲书，致妨举业，而他父亲偏偏利用闲书为教材，是当时家庭教育所少见者。据许姬传说，他的外祖父徐子静先生教育子弟以史学为纲。徐凌霄、徐一士是许姬传的堂舅，受其伯父子静先生的诲育，后来果然精於掌故，为学术界所称道。许姬传到老还记得徐一士对他说过的一席话：“掌故包罗的范围很广，可补正史的缺漏，裴松之註《汉书》，引用《襄阳记》等着作，使不少历史事件得到可靠的旁证。”徐一士的哥哥徐凌霄也是掌故学专家，用小说体写过《古城返照记》，贯穿清末民初的掌故，再加自己的经历。朱家溍先生从连载的时候就追读这部小说，认为是一本有趣味的掌故书。论掌故笔记，徐氏一门两傑，传为美谈。
（二）
听说，当年有人主张废掉文言文的时候，徐凌霄大力主张不可偏废，应与白话文并存，并对胡适之先生说：“电文‘母病速归’言简意赅，说明文言还有存在价值。”打电报逐字收费，写文言确是比白话省钱。那当然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电话电脑普及，不必计较长短，徐凌霄维护文言文之说必须另觅理由。我始终认为中文不必再起什么文白之争了，视情况而定文体，可文可白，甚或文白夹杂，都能见出文采。值得留意的反而是今日中文过分西化的问题。我不排斥带点西化的中文，那是消除文章迂腐气味的一个办法，也是改进汉语的一条途径，何况新科技新知识突飞猛进，中文不够应付，非创新词新句法不可。可是，一般的中文应用文一味迁就洋人的思维和洋文的逻辑，往往显得生涩：“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我们兼收中西文化所长，有多元化的教育机会。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同时，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要维持香港在国际的竞争，为祖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从洋化的角度看，教统会第七号报告书里这段话顺理成章，没有问题，因为英文确是这样铺排的。可是，中国人运笔的力度应该有点不一样，实在不必死跟英文：“今日香港百业兴旺，成就卓然，实有赖於中西文化之汇粹与教育机会之多元。迈进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既要维持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还要致力协助祖国走上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