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回归匆匆半年，港英政府中人一夜之间变成特区政府中人，政务运作表面看来跟过去并无二致，公事文件相信还是以英文为主，只是中文译本的数量增加了，纯用中文的公文和批示大概不会太多。我认识的各品官员都说马上舍英取中恐怕做不到，但大方向大目标还是要多写中文了，只是大家中文底子弱，快不了。这是实情。第一步应该留意的其实是改变观念，不再让英文牵着鼻子走，不再做传统的英文翻译中文的工作，不再逐句翻译成中文，而是逐段甚至逐篇改写成中文，意思可以照英文的意思写，文句却不必死跟英文。这样或许可以进入状况，进入中文的思维结构里，写出来的中文不致含带太浓的英文味道。《翻译评赏》一书里有一篇郑滋斌和郭康乐合写的文章，对三篇政府公文提出意见。从他们所引的例子之中，不难看出港府的中文实在受英文箝制甚深。比如说：“The first aim of the Working Group s report is to ensure that the education system ca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for language skills， and the supply of people with the right language skills.” 中文译为：“工作小组报告书的第一项目的，是要致力确保教育制度能供应具备合适语文能力的人才，尽量满足社会对语文能力的需求。”这是非常忠於英文的翻译，却未必是上好的中文。放下英文的措词不理，只求用中文表达那句话的意思，那就应该说：“工作小组报告书的第一项目的，是要确保教育制度能培养语文能力高强的人才去一展所长，尽量纾缓时下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样道理，“A community wide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不必再写成“整体社会应作出努力”，反而应该说“社会各界必须同心协力”。“Details of times and places will be announced in the press and on the radio”不必说“有关的时间及地点将於稍后在报章及电台宣布”，不妨说“时间及地点将在报上及电台宣布”。
（二）
汉人在中国地方要学好汉语和汉文一定不太难。环境和毅力决定一切，其次才是自己培养情绪，像演员那样。有个朋友说，他写一封英文信或写一篇英文文章之前，总是扭开电视看十几分钟英文台，藉此进入状况、培养情绪。那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有用。朋友中英文都极好，中文比英文更好，但他竟说中文难多了。我前夜读柳存仁先生的《宝玉和顺治皇帝——清初的政治、宗教和文学》，知道顺治皇帝十四岁亲政的时候汉文还一窍不通，连奏章都看不懂，好多东西要靠翻译，朝廷上的学士们经筵讲习恐怕很多都是敷衍了事的。顺治对禅宗大和尚木陈道忞说，他学汉文最初靠的是曹化淳，学到了一口侉里侉气的山东话。顺治后来真是苦读，下过八、九年的功夫，曾经读到吐血。陈垣曾说过他能读词赋、古文，尤其欣赏《西厢记》，也知道苏州有个金圣叹，说他批评的《西厢记》、《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柳先生甚至说：“我想，可惜顺治死得早了一点，要不然圣歎该不会在顺治十八年（1661）的‘哭庙案’惨死了！”顺治最爱的董妃死了，自己撰写一篇《皇后行状》，说“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又说“朕五中摧痛，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文情并茂，怕是当初吐血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