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
买书，常常为买不到好书懊恼，为失之交臂而遗憾，为掏不出那么多钱而诅咒书价之暴涨、出版社之黑心。然后羡慕鲁迅先生每年的书账，都是好几百大洋地花，而且能买到那许多有价值的书籍。现在，哪个以文字为生的作家，敢这样大手大脚地买书呢？也许有钱的个体户能一掷千金，可他们又并不需要书。于是，只好一作王小二过年之叹，二作阿Q式的自慰，与其现在买了将来保不准还会卖，那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无论如何，买不到书，顶多是恼火骂娘而已。
可是卖书，特别是卖自己不想卖、不舍得卖的书，那种心痛，虽比不上卖儿卖女，但看到自己珍藏的书、报、刊，被撕碎了包咸菜，被送进造纸厂，扔进水池子里沤泡，那滋味实在是扯心揪肝的。
其实，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自己悔不该做了不该做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更不该做的作家，不能不有那么几本书而已。当然，你是个臭知识分子，你是个臭作家，你就不可能没有喜欢书籍的臭毛病。有时候读到黄裳先生的购书札记，也是很神往的。如果口袋里的钞票除了买烧饼外，尚有余裕，未尝不想到琉璃厂去转转的。找到一本你一直在找而找不到的书，那种快乐，也只有同此癖好的人才能体会。然而一想到有一天你很可能还要卖掉或者扔掉这些书的话，也就兴味索然了。尽管如此，买书之心不死，见书店而不进去，总觉得若有所失地不安，这大概就叫作毛病了。
谈起卖书，话就更长了。先后，我一共有过三次说来痛楚的卖书体验。如果按时间划分，恰巧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五十年代，我把我怎么也割舍不下的一些书，带到了北京。单身汉，住集体宿舍，属于你的空间，必然是有限的。你的书塞在你的床底下，尚不至影响别人革命，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别的革命的同志就会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觉了。若是说：“你都看些什么书呀？”那还算是客气的。如果说：“你怎么净看这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书呀？”那恐怕就要有些小麻烦了。也许中国人从孔夫子开始，就生就一种诲人不倦的好习性，特别愿意帮助人，挽救人，给人指点迷津。于是我只能诚惶诚恐地使我的书籍体积缩小，免生枝节。
共和国最初几年，真是一个充满了革命罗曼蒂克的时期，误以为美丽的幻想和憧憬，会在明天一早打开门时呈现在眼前。虽然我并不乐意精简我那可怜巴巴的百十本书，但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失去，等到那盼着的一天，甚至会得到更多。那是我一个永远的梦，能拥有琳琅满目的几架我心爱的书籍，此生足矣！于是我把好不容易背到北京来的，解放前在上海读中学时逛四马路旧书摊上买的，在南京读大学时转四牌楼或夫子庙的小书店里买的——一个穷学生当然不可能买到什么珍、善本书，不过也是爱不释手的——几本破书，以革命的名义淘汰了一批。
那时东安市场内，即现在一进门的公厕方位，有一条买卖旧书的小胡同，鳞次栉比地排满了书摊。我那些书自然是不值钱的，三文两文便卖掉了。我始终遗憾，有一本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作者叫什么，我也忘掉了，但那是一位南欧作家，大抵是不会错的。该书文笔之幽默，让我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还能想起其中一篇的内容，描写人们在知道了彗星要和地球相撞以后，面临大毁灭时，怎么恣意享受人生最后一刻的形神状态，猪宰了，牛杀了，酒喝光了，房子也给点燃了，本不相爱的男女也匆忙结合了。等到那恐惧的一刻过去，人们发现自己还活着，才知道那该死的世纪末是怎样把大家坑了！人们傻不唧唧地集体受骗和集体上当，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份笑不出来的幽默，真是极上乘的。可书像那彗星一样，杳无踪影了。
以后，我再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所有的外国文学家辞典里，也找不到这位作家的一点线索，真不该卖掉那本书。
记得有一本三十年代编的当时名家小说，沉甸甸的，很有些分量，论斤约了，实在对不起那些前辈。至今我还后悔不迭，要留在手边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些作家早期作品中的离经叛道精神。这和他们晚期为人为文不知是真是假的那种皈依正统的心态，两者之间所产生的难以置信的差距，很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虽然有的篇目，如郁达夫的《迟桂花》，总算在很后的后来重新问世，但像叶灵凤、邵洵美、洪灵菲，甚至张资平那些也曾盛极一时的作品，就湮没在历史的积淀里，很不容易看到了。我还记得似乎是沈从文的一篇把妻子典租给别人，去给人家生儿育女的凄凄苦苦的小说，嗣后再出他的集子时，也没有被收进。还有一篇丁玲的短篇小说，题名忘了，描写一个三十年代年轻的文化人去狎妓的故事，似乎在肮脏的亭子间里，颇委琐的场所，似乎是一个非职业性的妓女，只求快些了事。谁知这个男人对女性胴体及有关部位的崇拜，却是非常弗洛伊德的。那些赤裸裸的描写，应该说够大胆，够不让后人的。
八十年代初，在大连棒槌岛遇到这位前辈作家，我差一点就想请教她写的这篇刻画性心理的作品了。话到嘴边，我迟疑了，这本书我三十年前就卖了，读这本书更早，是四十年前当中学生时的事了，万一记忆出了差错，岂不是惹得老前辈不愉快吗？好像这篇作品，也未再印行过，不能不说是遗憾。一篇作品能给人留下这样久远的印象，我想一定是有它的自身价值的。
当时，我卖掉这些书，倒也并不怎么心疼。
问题在于《拟情书》《查拉图斯如是说》和其他几本《世界文库》，一定要我弃之若敝屣，实在难以取舍。尤其那本《拟情书》，是用草纸印刷，估计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大后方纸张匮乏情况下出版的，若保存到今天，倒不失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为传播文化所做出的努力的佐证。我是在上海当时叫作吕班路的生活书店里买的，那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事。时至今日，这两书也见不到，尼采的书不出，尚可理解，不知为什么，《拟情书》似乎至今未被出版社看中，或许嫌那种表达爱情的方式陈旧了些？难道爱情还有古老和现代的区分吗？
我一点也没有怪罪那些过分热情帮助别人的人的意思，他们（也包括她们，女同志要偏激起来，绝对不怕矫枉过正的）在小组会上，在生活会上，在学习会上，在支部会上，就有人对于我下不了狠心与过去决裂，表示痛心疾首的。那时候开会是生活的主要内容，比赛谁更加革命些，则更是主要内容的内容。而革命，对某些积极分子来说，很大程度上是革别人的命。
“还有工夫去研究怎样写情书？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怎么下不了狠心一刀两断呢？”一位穿列宁服的神色严肃的女小组长语重心长地教导我，“我真难以理解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感情总是不对头呢？看起来，对你们的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她那摇头的样子，使我明白，如果我不想不可救药，只好忍痛把书当破烂卖给敲小鼓的了。但我纳闷，这是一定要割掉的尾巴吗？后来，我们各奔前程了，这位女同志虽然憎恶《拟情书》，但她能使两个老同志为她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受到处分，我就有点不甚理解了。反正我相信，不是前面的她，就是后面的她，有一个不是她，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她还健在，她能看到这篇《卖书记》，也许她会做出一个正确的答复。
第二次卖书，是六十年代饿肚子的结果了，不但卖书，说来也无所谓丢人的，甚至连并不多余的衣物也变卖了，有什么办法，饿啊！辘辘饥肠光靠酱油冲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越喝越浮肿。夜半饿醒了，就得琢磨家中还有什么可以卖的。救命要紧，压倒一切，人到了危殆的时候，求生的欲望也益发强烈。
卖，凡能变成食物的，都可以出手。
我真感谢中国书店的收购部，当时能以六折的价钱收购完整的不脱不缺的期刊报纸，真是起到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作用。舍得也好，不舍得也好，我和我的妻子，为了糊这张口，将保存了好多年的杂志，用车推到现在的西单购物中心的原来商场里的中国书店，全部卖掉了。
当时，最凄怆的莫过于那套《译文》了，也就是现在的《世界文学》，当我从小车往书店柜台上装的时候，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把朋友的一份友情也变卖了，这是我直到今天也还不能释然于怀的憾事。
因为茅盾先生在解放后将《译文》复刊时，适我在朝鲜前线，没能及时买到，等我回国后订了这份刊物，总是以未有最初的几期为憾，像王尔德的《朵连格连的画像》就在复刊的前两期上。于是我好一阵子满北京城地找，希望补成全璧。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别扭，想得的得不到，想推的推不掉，人际关系也是这个道理，你把他当作至交，他却在背后干出卖你的勾当，而且令人厌恶的是，这类人言必马列，正襟危坐，其实肚子里装的龌龊，比墨斗鱼还要黑，绝对可以做到吃人不吐骨头地心毒手辣。相反，也有血性汉子，或许说些话，做些事，并不尽合你意，但在关键时刻，他的肩膀决不脱滑，使你觉得这个世界尚有好人在、真情在，否则，也着实让人绝望的了。
1957年，由于我写了一篇《改选》，有位作家（后来证明不过是个作家混子而已，这大概也是个规律，一个作家倘写不出作品，或压根儿也不会写作品，便只好像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桥那种地痞加流氓似的靠耍嘴把式来霸占地盘。过去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古今同此一理）恨不能把我送去劳改，他好立功受奖。这位写不出作品，却想靠吃蘸人血馒头发迹的老兄，一面假惺惺地如何如何对我表示知己，一面到处搜集材料，欲置我于死地。就是那位曾经将他自己的《译文》前几期让给我的老同学，在这位小丑作家前去向他调查我的时候，很说了几句公道话，惹得这个反右英雄回机关来破口大骂，声言凡与我有来往者，皆可打成右派云云。这样，我的老同学受了我一点政治上的牵连，在那时的中国，自是意料中事。
就是那位老同学，知道我在找《译文》，便说：“你要哪一期，你拿走好了！”
“你呢？”我看他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从复刊第一期起的《译文》，有些不忍心。
他说：“既然你喜欢……”他就是这样一位敢把心掏给你的人。
所以，当我站在中国书店的柜台前，由于生计所迫，不得不卖掉这套《译文》的时候，我犹豫了。这其中的几本杂志包含着朋友的一份心意啊！也许我应该留下来，以便将来使他那一套《译文》得以完整地保存。可是，中国书店的收购条件，必须是不缺期的才能六折，否则，就要你把书往磅秤上堆了。
原谅我吧！老同学！我太需要钱了，因为我太饿了。
后来，我从外地又回到北京来，他却由北京到外地去了，难得见面一次，话题也不免太多。但这件绝非小事的细节，我总是忘了告诉他一声。当然，他那豪爽任侠的性格，即使知道，至多也是一笑而已，才不会放在心上。去年，他因病辞世，我收到讣告，马上想到了那几本被我卖掉的《译文》，未能使他了解此事，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其实，六十年代那最饿的日子里，他和我一样，也浮肿来着，也冲过酱油汤喝来着，想到这里，除了遗憾，更有不能释然于怀的歉意了。
第三次卖书，便是七十年代那轰轰烈烈岁月里的事了。
如果说，五十年代卖书，只是为了割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属于外科手术。那么，到了“文革”期间，不得不卖掉所有可能涉嫌的书籍，完全是为了保全性命，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了。因为来抄家的狂热至极的红卫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说不清”。特别对你这种板上钉钉的所谓分子之类，你若敢辩解一声，轻则呵斥，重则棍棒，然后高帽一顶，游街示众，那还不是家常便饭。
放明白些，除规规矩矩地不乱说乱动外，要紧的是不能给抄家的小将们，留下任何口实，这时候，你才体会到书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说你厚古薄今，外国书多了，说你崇洋媚外，即使你把毛著放在极恭敬的位置，那也不行，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非马列的书？是何居心之类的话，必然跟着批过来的。上帝保佑，最佳之计，就是把所有印成汉字的东西统统肃清，“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连字都没有了，肯定万事大吉了。
于是除去我妻子的钢琴乐谱外，我们俩基本上将大部分书都送到废品站，卖了破烂。
现在重新回过头去，想一想当时卖书的往事，说不好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住宅区的废品收购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着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过。
“不是最后都沤烂了做手纸吗？”我妻子有点不耐烦。
“那也看有没有反动的！”这位生怕革命派的肛门受到精神污染的红色老太太，义正词严地说。
虽然负责审查，大权在握，哪本要，哪本不要，她说了算。但识字不多的这位审查大员，还需要我一一报上书名，才决定取舍。那套二十七册的《契诃夫文集》递了过去，她问：“哪国的？”
“俄国的。”
她不收，拨拉到一边。
“为什么？”
她眼睛一瞪：“别当我不明白，俄国就是苏联，老修的东西不收。”
同样的理由，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套线装本的《元曲选》，我俩又原封不动地拉了回来。这三套书，正好封、资、修，全齐了。现在这些劫后余生的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摆着，没有变成擦屁股的手纸，真得感谢那位老太太的“大义凛然”和保卫红色屁股的积极性。
排在我们后边等候卖书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种竹制的童车里，装得满满的，全是大部头，趁着我妻子和收购的人在算账的那一会儿，我问老先生：“你老人家这些分册征求意见本的《辞海》，干吗也卖掉呢？那是工具书呀！”
“是吗？”好像他刚明白《辞海》原来是工具书似的。
“不该卖的，不该卖的！”我劝他。
他说：“我参加过这部书的部分编纂工作，不过，现在……”他反过来问我，“这种书还用得着吗？”
当时，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但他老人家那张疑问的脸，时隔多年，我仍旧记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长的话，我更是忘怀不了。他说：“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闻名于世。但是，秦始皇焚书呢？怎么算？”
收购的老太太吆喝他：“老头，快推过来！快推过来！”
老人动作缓慢地把那一车书推进屋里去，那模样，真的不像是卖书，而像是卖他的亲生骨肉一样。
也许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的道理。
但愿从此不卖不想卖的书，那该多好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