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当然属于“环卫工人”中的一员，但他又肯定的没有北京户口，肯定的不属于工薪阶层。肯定的，在北京并没有家。在其他城市想必也没有家。分明的，他是一个中年农民。他从哪儿来呢？他在农村的那个家，生活状况如何呢？显然是很贫穷的。可究竟会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北京栖身于一处什么样的地方呢？他的工作能使他每月挣多少钱呢？这些，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是隔着我家北屋的窗子“认识”他的。那窗对着元大都古城垣的墟址。十几米宽的小街，每日上午七点至九点是早市，公休日延至十点半。自从有了早市，古城垣那道风景便受着严重的“白色污染”了，肮脏的塑料袋儿触目皆是。一入冬季，挂满光秃秃的树枝，仿佛挂着一片片肮脏的棉团。而自从有了他，那个戴橘色套袖的人，风景才又是风景了。
我第一次隔窗望见他时，他正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土岗的凹处。那一天很冷，北风在小街上空呼啸。摆摊儿的小贩不多，逛早市的人也不多。两种人都穿得很厚，他却穿得挺单薄，蜷缩在那儿，怀搂着塞垃圾的麻袋，像搂着一个孩子，袖着双手。
妻说：“外边太冷了。昨晚天气预报今天零下八九度呢！我不出去买早点了，把米饭热成粥，对付吃点儿算了。”见我没话，又说：“一早晨你站在窗前发的什么呆呀？”我将妻招到身旁，指着说：“你看，那人是不是已经冻死了啊？”
忽然又一阵风啸过，几只肮脏的塑料袋儿被旋上了天空。那看去似乎已经冻死了的人活了，站了起来，仰起头望那几只在空中飘飞的塑料袋儿。风一停，塑料袋儿一落地，他便追逐了过去。他用一根一米多长的，一端尖锐的竹竿，一一插住那些肮脏的塑料袋儿，捋进麻袋里去。有几只塑料袋儿挂在很高的树枝上，他就举着竹竿，蹦起来钩。那样也没能钩下来，但他并不离去，仰望着在树下想主意，仿佛是一头企图吃到嫩叶的瘦羊。后来他登上了土岗，凭借着士岗的高度飞身一跃，凌空之际同时举着手中的竹竿。他钩下了一只塑料袋儿，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他连摔了几次，挂在树上的塑料袋儿全钩下来了……
我望着，心想，这人太认真了啊！进而又想，也许他只有靠他这股认真劲儿，才能较长久地保住他这份儿“职业”吧？
他很敬业地做完他该做的事儿，就又蜷缩到那凹处去了……
以后，我在写作时驻笔凝思时，常不禁地隔窗望他。有时他蜷缩在那凹处晒太阳，有时不在那儿。不在时，肯定是满公园转着清除污染去了……
有一天我隔窗见他用一柄小铲子铲那凹处，直至将那凹处铲出椅背和椅座的形状……
有一天我见他捡了个纸板箱，拆开来，垫他的“椅座”，挡他的“椅背”。他坐下去试了试，似乎觉得很舒服，很满意……
有一天更冷，我见他在他的“专座”前燃了一小堆火，蹲在那儿取暖。火熄了，又在炭热中拨拨拉拉地烤红薯和鸡蛋。红薯和鸡蛋都是他捡的。小贩们常将烂了一半儿的红薯或破了壳卖不出去的鸡蛋挑出来扔到土岗上，我望见他捡过……
有一天我见几个小伙子在土岗上溜达。他们在他的“专座”那儿站住，议论些什么，接着便一齐往他的“专座”上撒尿。他们嘻嘻哈哈地离去后，他走来了。我见他伫立在他的“专座”前发呆。片刻，他捡起那些纸板，折了几折，塞进了麻袋。
那一天他铲毁他经常晒太阳的“专座”……
第二天我见在那儿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钉了一块纸板。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醒目的粉笔字——“比处‘今只’大小便！”总共七个字中错了三个字，招惹得一些逛早市的人指指点点地笑……
那一天他在我隔窗所望的视域内消失了。
那一天妻下班后，翻出了一些旧衣服，说单位又号召职工捐献了。我让她留下一件我曾穿过的棉大衣，打算送给那戴橘色套袖的人……
我没能将那件旧棉大衣送给他，因为一个同样是农村来的小伙子顶替了他。我问小伙子他哪儿去了？小伙子说他死了。“怎么……怎么就会死了呢？……”“他得癌症好多年了。他能活到前几天，全靠心中有个愿望撑着啊！……”“什么……愿望？……”“还能是什么愿望？想多带回家点儿钱，盖房子，和供他小女儿上中学呗！……”“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每天十元钱。少干一天，少挣一天的钱。我也是。省着吃，每月也只不过能剩一百多。和如今城市里下岗的工人一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人，也就知足了。”“你们，白天在这儿没有休息的地方？”“想在哪儿歇会儿，就往哪儿一坐一缩呗！”“你这套袖，是他戴过的？”小伙子默默点了点头。……我将我那件旧棉大衣给了小伙子。那一天，《中华读书报》的女编辑杨颖来向我约稿，不知怎么，我们谈到了“精神家园”这个话题。
我说：“现在，中国的文化人们，总在那儿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精神家园’，而我，只要一从报刊上看到这四个字，非但不觉得温馨，反而如酷暑之际中寒，感到周身发冷。”
她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呢？那难道不是很时髦的话语么？”
我说：“是的，很时髦。时髦的话语，总是难免使人听出矫情的意味儿的。如果‘精神家园’只不过就是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只不过就是读经，读史，读哲，读诸子，读圣贤，吟诗自悦，行文自赏，自我尊崇，那么其实没谁进入文人的‘精神家园’，做奋勇抵抗之状是可笑的。起码没人敢闯入文人的书斋，往文人的椅子上撒尿。如果‘精神家园’非指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非指对安逸的书斋生活的过分向往和沉迷，‘精神支柱’也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思，那么我想，许多根本不读文人爱读的那类书的人，其实也是有他们的‘精神家园’‘精神追求’和‘精神支柱’的，否则他们觉得没法儿活下去的苦闷，我想一定是远甚于文人们的。只不过他们天生不像文人们那么喜欢自我标榜地喋喋不休罢了。而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连起码的物质的家园也谈不上有。他们明白读书是很好的事，但他们忧愁的是自己的儿女根本上不起学。一个患了癌症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只为每个月挣很少的一点儿钱寄回家乡盖房子供女儿上学，这不靠一种‘精神支柱’撑持着行么？你能说他们的所求不是追求么？你能彻底分得清他们那一种追求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么？文人有资格在内心里暗自轻蔑和嘲笑他们的追求不如自己的追求高雅么？所以，据我想来，文人尽可以恪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若太过分地自我赞美了，则就不但矫情，而且有些讨嫌了。归根结底，文人的‘家园’，也首先是物质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质量的。这精神质量建筑在文人的‘家园’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文人心里比任何非文人的人都更清楚的。所以，我们文人别让非文人的人讨嫌；所以，我从不就文人的‘精神家园’四个字写什么，实在是不愿置自己于被讨嫌的境地。”
杨颖困惑地看着我，不知我为何大发不合时宜之议论。
于是我引她至我家北屋窗前，指着元大都城垣的墟址上那曾被铲出椅状的凹处，向她讲那个我再也望不见了的，戴橘色套袖的人，敬“业”敬职地还那道风景以清洁的人……
同时我想——文人和文人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若同他人的生活现状、他人的命运、他人的苦闷忧愁、他人对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的向往与追求被隔开，其实是多么简单的事啊！
简单得只消一扇单窗就够了。
这不知是文人的幸运，还是文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