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
小陶妈妈不愿意住招待所，在连里住下了。严莉告诉小陶，晚班不用上机，陪妈妈睡，和妈妈说说话。等屋里只剩了母女二人，曾方才有时间上下打量着小陶。拉住了女儿的手，问长问短。小陶一边搭话，不好意思地抽回了手，女儿大了。
妈妈说：“我原想是来看看你，现在是送你上前方了。”
“我本来想打个电话，让你别来了。还是想见见妈妈，就没有打。”
“要是姥姥能和我一起来送你，你就该高兴了。她上了年纪，怕路上不方便。我没有让她来。”妈妈似乎是带了一些妒意说，“陶啊！你承认不承认，你喜欢我，不及喜欢姥姥的三分之一。”
“妈！瞧你，又来这一套了。”
在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之间，很难说小陶跟谁更亲近。她在外祖母身边比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还要长些，无形中对外祖母更熟些，这是事实。
我们现在讲，对某些事情不必说长道短，留给后代去作出评价好了。这是可以的。不过，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不知要以几位数字计算的那么多干部，阴阳头一剃，成了“牛鬼蛇神”。有的人出身不好，容易让人抓住什么。曾方是毕业于太行山抗日中学的一个农家女，历史清白无瑕。她既没有在高呼口号的时候精神不集中，喊错了什么话，又没有在旧报纸上随意写画，不提防墨水渗过去，弄脏了背面的领袖像。可是，查出了她丈夫一九五九年在病故前不久曾经攻击过“小土群”，和彭德怀的言论很相似。丈夫死了，便宜了他，妻子不能再白白放过，于是曾方进了“牛棚”。随后被转送监狱劳改，一改就是八年——整整是抗日战争所耗用的时间。以后放出来又挂了三年——够进行一次解放战争的。曾方有思想准备，进“牛棚”前写了信给母亲，请老人来把七岁的孙女儿接到农村去。
小陶初次见到姥姥有些害怕。城里的孩子，没有接触过农村装束的老年妇女，她看着姥姥很像小人书上的“狼婆婆”。现在妈妈顾不得她了，不跟“狼婆婆”走，到哪里去呢？
公社起先不知道情况，以后外调回来，立即宣布撤销了这位老人“贫农协会”的委员资格，让她交代和女儿女婿的关系。外孙女儿原来是有临时口粮的，也宣布取消。姥姥倒也没有当一回事，就是不取消，反正也别想能拿回一粒粮食来。公社通知说，因为两年大旱无收，返销粮指望不上，社员们只能各想各的办法了。谁要外出去讨生活，公社可以给出证明。连年旱灾苦了群众，却也让各级领导很容易下台阶了，顺手把造成大面积饥荒的罪过完全推给了老天爷。他们则仍然可以心安理得，也仍然悟不出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革命高调不能当饭吃。
一天，姥姥用白布口袋装了一个饭盒，一双筷子，拿给陶坷，打发她和村里几个半大孩子一同出门去讨要。小外孙女儿愣住了，迷惑不解地望着老人，她问：
“姥姥！我们现在不是在新社会吗？”
一个似懂事不懂事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她天真地向外祖母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换了别人，也许根本不回答孩子这样的问题，只是喝叫她不要胡说八道！姥姥觉得应该对外孙女把话讲清楚，尽管这话很难讲清楚的。老人顺理着外孙女的头发说：
“孩子！姥姥怎么跟你讲呢？要说我们不是新社会，不对！要说新社会就应该是如今这样子的，也不对。新也罢旧也罢，肚子饿得咕噜咕噜那种滋味是一样的。这就得要你挺着些了，姥姥就是这么挺过来的。倒也好，这才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没饭吃。那年你烧破了衣服，你妈骂你说：‘再这么胡闹，没有你的饭吃。’你说：‘没饭吃我吃包子。’孩子！不过你也不用总那么愁眉苦脸的，该高兴还是高兴，该唱歌还是唱歌。你权当这是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你去吧，姥姥等着你回来。你们沿着铁路走，听见火车响，早点靠边等等。”
陶坷和一群小伙伴们上路了，结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树枝上的小鸟叽叽喳喳欢乐地叫着，它们看见和它们很熟识的这群孩子，沿着铁路只管往前去，越走越远了。
孩子们来到一个疗养地，看见一所庭院的铁栏里边，有一位白头发的解放军在躺椅上晒太阳。这是一位将军。其实他没有多大的病，林彪把持军委期间，不明不白地叫他靠边疗养。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他可以出去工作了。不想，住疗养院几年，真的住出了几样要紧的病来，只好仍然留在这里。将军无可抱怨，在他这一茬“老家伙”里，他算是够幸运的了。
陶坷隔着栏杆，远远向老将军伸出一只干瘦的小手。老人知道这小姑娘要什么，他一面在衣袋里翻找零钱和粮票，一面问小姑娘叫什么，哪里人。小姑娘低着头，始终不说话。将军又问她：
“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上学搞生产，自己跑出来？”
“我有证明。”小姑娘终于开口了。
她递过去皱皱巴巴的一张纸，将军掏出老花镜来看，上面写着：
兹有我队社员陶坷（女）因事外出，望沿途军警及有关单位放行为荷。此致“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一两行字，将军反复在读。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美援朝，几次战争都在这位老战士身上留下了纪念。他哆哆嗦嗦看着那封证明信，心里在说：我这是为的什么？就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以后，还照样让我们的孩子“因事外出”吗？两行热泪扑扑簌簌掉在信纸上。
陶坷忙收回了信，她像在哄小孩子似的对军人说：
“解放军爷爷！您别这样，您别这样。我姥姥说了，权当这是在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
小姑娘几句安慰的话，白发将军实在受不了。已经有些人开始围过来，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热闹的事。将军觉得他就要痛哭失声，双手掩面，连忙离开了。他忘记了把零钱和粮票拿给小姑娘。
说到陶坷在姥姥家度过的几年艰难生活，妈妈又心酸起来。她原以为把小女儿送到乡下去会好一些，反倒是让孩子“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曾方为了排遣自己的伤感，洗了脸，随后以愉快的语调对女儿说：
“算你们运气，人家也当兵，一茬一茬地复员了，都没有赶上打仗，偏偏让你们这一茬的赶上了。”
“我们班已经上送了三次决心书，政治部还把我们的决心书摘了一段登在简报上了。”小陶自豪地说。
母亲笑笑说：“不过，上简报是一回事，上了战场又是一回事。”
“那倒也是。”小陶深深点头说。
曾方从旅行袋里取出一个纸包，对女儿说：“现在报上讨论干部子女应不应该继承父母的遗产。你爸爸给你的遗产全在这里，我给你带来了。”
小陶打开纸包，是一副草绿色粗布绑腿。
这副绑腿是爸爸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时发的，妈妈一直保存着。造反派抄家，抄出了爸爸和妈妈许多来往书信，用绑腿捆着拿走了。那些书信要归档，剩下了这副绑腿。
“这是爸爸留给我们的永久纪念，我怕用坏了，还是妈妈保存着吧。”女儿说。
“你到前方去，打在腿上，这才是实际的纪念哩。”母亲又说，“你怕还没有学过怎么打法吧，来！你看着。”
曾方踩着床边，把裤脚裹紧，开始熟练地打起绑腿。每绕一圈，或正或反打一个褶儿，小腿外侧打出一排“人”字儿。妈妈讲解说：
“我打的这是单‘人’字，还有打双‘人’字的。有人喜欢打花，有人不加花儿，各有所爱。要领是脚脖上可以打紧些，到了腿肚上松紧要适当。松了往下秃噜，太紧走起来腿疼。”
曾方兴致勃勃地讲解着，已经打好了绑腿，顺手扎上了小陶的皮带，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转给女儿看。小陶惊奇地发现，妈妈一下变了一个人。一对细长细长的眼睛，那么明亮，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胸脯挺起来，腰身自然地扭动着，那步伐姿态是别人学不来的。曾经在哪里看见过妈妈这样子的？是在照相册上。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八路，短短的头发在军帽下边蓬松着。皮带一扎，鲜明地勾勒出了苗条的身材，绑腿打得那样规整自然。看上去既有着严正的军人风度，又充分保留了女性的线条。
陶坷欣赏着妈妈，上前抱住妈妈说：“妈！你怎么还是像照片上那样好看。”
母亲推开小陶说：“滚一边去，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拿自己亲娘老子开心。”
曾方侧过身，在窗户玻璃上看到了一张忧伤苍老的面容，看到了那染霜的鬓发。如果来谈论，一场迫害运动夺去了我们许多女同志的美丽俊俏，未免不够严肃。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还说谁的容颜外貌，实在讲不出口。不过，的的确确，多少人在骤然之间变得那么苍老不堪了，一头青丝在短短几天之内，以至是在一夜之间化为霜雪。这也是对“十年浩劫”所作的忠实记录之一。可以平反昭雪，可以恢复名誉，但是人们外形上留下的这种明显的印记是无法复原的了，正如内心受到的创伤很难平复一样。
晚上，小陶和妈妈挤在一张小床上睡。床边加了一条长板凳。吹熄灯号很久了，母亲还在讲话，小陶熬不住了，迷迷糊糊地搭着腔，睡着了。曾方在昏暗中望着女儿侧身睡卧的姿态。圆圆的肩头从绿棉被下露出来，臀部高高隆起，小时候两条腿像麻秆儿，正长个儿的那些年一直缺营养，不想几年来发育得这么好。母亲疼爱地望着女儿，她将怎样去迎接战火纷飞的考验呢？
“红河！红河！过红河了！”小陶在睡梦中欢乐地呼喊起来。
母亲笑了，这孩子够性急的，刚合上眼，已经跨过了红河天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