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
红河发源于云南省崇山峻岭间，在中国境内叫作元江。红河从老街地方进入越南，流经越南北方腹地，向东南入海。九四一部队在老街附近渡舟桥，跨过了红河。几天以前，兄弟部队过河开辟了战场，现在他们可以驱车向前开进了。
越南北部边境，和我们的滇南河口一线，都属于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自然环境没有多大差别的。河口地区是我国橡胶产地之一，三叶树环绕山丘，一行行，一层层，郁郁葱葱。胶林深处，可以望见国营农场的楼房，红瓦白墙。米轨小火车沿着溪流隆隆驰过，留下一缕烟云。这遥远的边疆，向战士们展示了它的富饶美丽。一过红河，就是另一番风光了。六姐妹挤在电话车窗口留意观察着，她们明显地感到，已经置身于异国的土地。
虽是旧历正月，到中午颇有点盛夏的味道。电话车闷得要命，几个人吐了，愉快的笑声停止了。不一会儿，浓雾漫卷过来，热风里带着雨丝，灰蒙蒙的。十多米以外，听见汽车响，却看不见。班长严莉查了地图，说此地是黄连山山脉。山脊又高又陡，有的地方突然形成断裂，下边是乱石嶙峋的深渊。公路两旁覆盖了灌木竹林，茅草刺藤相互盘绕，密不透风。女电话兵们不免有些犯愁了，要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执行架线任务，从哪里下手呢？
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原地宿营待命。一路上没有下车的机会，现在停下来了，战士们都就地在解手，并不避讳。弄得总机班女兵一直不敢抬起头来，她们小声骂道：
“这些家伙，没脸没皮的！”
她们随即就明白，男兵挨骂挨得冤枉。这里公路的内侧是悬崖，外侧是深谷，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得，窄窄的一条路，到处是人，谁也躲不开谁。女电话兵们团团打转，只好去问连长，要上厕所怎么办。连长笑一下，就把脸背转过去，不再看她们，这就是给她们的一种切实的答复了。严莉叫两三个人在电话车旁遮挡着，大家轮流上了厕所。谁也没有意料到，到前线来遇上的第一个难题竟是这事儿。
有线电通信连保持着行军序列，原地宿营了。女兵班夹在男同志当中，在公路上占据了几米路段。雨淅淅沥沥下着，她们盖着防雨布，鞋也不脱，枕着背囊和衣睡下。谁能睡得着呢？不知道哪个部队还在往前开进。她们感觉到，那急促的脚步，总像是踩着了自己的头发。
通信科参谋来传达首长命令，要求迅速架设各部队线路。连里决定开启电话车总机，指挥机关内部线路由总机班负责架通。
总机班女战士们，忘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听候班长严莉下达任务：
“陶坷、吴小娟、杨艳，跟我去架线，肖群秀、路曼守机。注意机线装设，搞好固定。今晚的口令是‘山茶’，回令是‘海棠’，执行吧！”
严莉、陶坷各负责架一条线，五分钟以内都架通了。杨艳和吴小娟两个负责首长的一条线，遇到了麻烦。她们正往前走，闻到一股臭味，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特别的气味。天快亮了，可以模模糊糊看见，小路上横的竖的倒着三具越军尸体。肚子膨胀起老大，周围是一摊黑血。不要说见到死人，平时看见一只死老鼠她们也怕，肉唧唧的，让人头发根儿发奓。她们试探着，从旁边绕过去。在刺藤草棵里钻进钻出，帽子挂掉了，脸也划破了，无论如何也钻不过去。想到自己架的是首长专用线，登时觉得一身都在冒汗，再耽搁不得了。只好横了心，还是从原路过去。吴小娟望着几具尸体问杨艳：
“你怕不怕？”
杨艳说：“要是三个活的，我倒不怕。”
吴小娟说：“要真是死的，总还好办，我怕他们是装死。等我们到了跟前，一下坐起来了。”
“他们流了那么多血，就是活着也剩不下多少力气了。不等他坐起来，拿手榴弹在脑袋上敲他几下。”
“好！我们分个工。看着不对，我上去按住他们，你用手榴弹猛砸，不要让他们抱住了腿。”
她们彼此壮胆，从三具尸体上跨步过去了。至于三个越军是不是有过要坐起来的意思，她们不清楚。她们沉着地迈过了最后一具尸体，撒腿就跑，没有再回头去看。
突然是哪里一声喝：“口令！”
两个女电话兵冷不防的，一紧张，早把口令忘得一干二净。对方不见回答，哗的一下冲锋枪上了膛。
吴小娟连忙说：“别打，别打，是我们。”
“什么你们我们，口令！”
“干吗那么凶，你听不出我们是总机班的！”杨艳厉害起来了。
隐蔽在树丛里的哨兵压低声音笑了。哨兵一指，原来已经来到了首长的掩蔽部门口。
她们撩开门上的雨布钻进去。掩蔽部里点了几支蜡烛，还是昏昏暗暗的。几位首长正跪在地铺上，查看拼起来的作战地图。小娟和杨艳把单机摆在一个压缩饼干的箱子上，手脚麻利地接好了线，一摇，通了。
一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脸上划得一道道渗出血来，忙递给她们一条毛巾说：“快擦擦脸，瞧划成什么样子了。”又嘱咐说：“等破的地方结了痂，千万不能用手去抠它，让它自己掉。抠掉了痂，落下一道道的，可就不好想办法了。”
两个女电话兵不好意思地擦了脸。
这是吴小娟和杨艳到前方来第一次完成架线任务，而且是为九四一最高指挥员架的线，她们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两个人已经说定，将来参加文科高考，就把这次出境作战第一次执行任务作为自选的写作题目。这个题目可不是随便谁都写得了的咧！
吴小娟虚岁十九，是从学校应征入伍的。有些同学劝她说，“当兵热”过去了，现在正是“大学热”，何必再到部队上绕一个大弯子呢！吴小娟终于没有能克制住想穿穿国防绿女裙的那股“狂”劲儿。她中学功课很好，爸爸妈妈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师，有得天独厚的补习条件，所以她有把握在复员后的当年考入大学。
杨艳的情况不同，她在学校是全班最能死用功的一个，考试名次却往往成反比。爸爸对她的学业抓得很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没头没脑地打。隔壁邻居都看不下去，批评他身为公安干部，抓住小偷流氓尚且讲教育，这么大的女孩子了，动不动就打，未免太不像话。做父亲的争辩说，是个小子倒可以随他去，女娃儿不严一点不行，等她耍上了男朋友，打也来不及了。杨艳倒是并不悲观，和吴小娟一起补习，她相信准能上去。她们抓紧了一切属于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还买了麦乳精，补充营养。她们希望到时候能够一举攻克复旦新闻系。
两个女电话兵军帽在树丛里挂丢了，还是向首长行了举手礼，欢欢喜喜退出了掩蔽部。出门不远，听见一号首长在电话上说：
“喂！你是有线连连长吗？怎么搞的，指挥所离你们没有几步路，整整二十六分钟才把线架来。以后这样不行，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小娟和杨艳失神地往回走去。她们心里又是委屈，又是丧气，感到负疚难过，悄悄流泪了。她们开始体会到，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女兵也如此，别想着会对你有一点什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