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北宋官员而言，这统计学并不陌生，就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也通过观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财务又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去设计这青苗法。
再比如说范祥的盐法，也是通过统计，知道在盐价低于每斤35钱时购进，高于每斤40钱时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
只不过王安石他们的统计相当糙。
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执行的时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没有出现京东东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种两季，故此大多数百姓是及时还钱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调查，就是仅限于江南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北方和南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司马光、苏辙都曾对此提出质疑，但是王安石没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们的统计，是仅限于自己的观察，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服众，你有你的观察，我有我的观察，中国这么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最为关键的是，就是他们这种统计学，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违当下的主流价值观。
包括范祥、薛向，这些颇具经济才华的官员，他们在朝中都没有什么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弹劾。
因为大家都是从道德出发去谈经济，你偏偏要谈利益，那就显得格格不入。
张斐显然是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他永远是将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诚信之上，主打其实还是道德。
这跟王安石、薛向他们其实是很不一样。
王安石他并没有很好得掩藏，自己为国敛财的目的。
还是青苗法。
收两分利，而且一年还分两期，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但这跟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管是司马光，还是苏轼、苏辙，都认为你这利息太高了，要说你不是为国敛财狗都不信。
张斐就不这么干，我先免你们的交易税，再收你们的仓库税，主打一个公平。
他往往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而王安石是从未占据过道德制高点。
王安石对青苗法的解释，永远都是，地主收那么高，我才收两分，我不是为民着想吗？
但这个理由，经不起推敲，因为不是每个地主都收那么高，很多地主也收一分、一分五，免息的都有。
很多人也就这一点抨击他。
不够细致。
但张斐还主打一个细。
当富弼他们看到张斐呈上的调查报告后，不禁都是瞠目结舌，更不知该如何应对。
与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细致。
虽然这上面只是酒税的对比，但一目了然，让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两地百姓的生活水准。
过得一会儿，富弼突然抬起头来，向张斐问道：“根据你提交的这份证据来看，这酒税的调整，还涉及到酒类的不同。”
张斐点点头道：“正是如此，调整酒税主要是为调控粮食，公平起见，非粮食酿造的酒，自然不应该给予增税。
而目前市面上酒类所需粮食是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果酒，众所周知，果酒所需的粮食是极少的，甚至没有。
如果为求调控粮食，而针对果酒进行增税，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河中府在调整酒税第二年，关于酒税的收入，就立刻恢复，原因就在于，酒户开始大规模酿造果酒，从而避免负担更高的酒税。
好处就在于，使得粮价趋于稳定，也能够让官府购买更多的粮食。同时，关于酒税的收入，并没有持续走低，又维持到平均水准。
这还是一个例子，中间还有很多细分，以粮食为准，根据酿酒所需粮食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税。”
富弼稍稍瞄了眼院外，但见那些商人是一个劲地点头，对此似乎非常满意。
这确实非常公平。
你既然说增加酒税的目的，是为调控粮食，那跟我果酒有毛关系，如果增加果酒的税，这显然就说不通，一份完善法案，必须要在逻辑说得通。
这也是王安石不足，他绝对不会细分，肯定是针对所有的酒收税，司马光肯定会就这一点，抨击他的政策。
能够打败司马光的，唯有比他更细。
现在司马光望着那份数据，已经陷入学习当中，这份数据为他打开一扇窗，将来又可以从哪些角度，去反驳王安石的新政。
赵拚突然问道：“在你们检察院的这份法案中，虽然放开酒曲的限制，但是酒户还是需要从官府那里获得酿酒资格？”
“是的。”
张斐点点头道：“因为放开酿酒的限制，不等于是放开规范，我们必须要保证客户的正当权益。
官府应该将责任，放在酒的品质上面，确保客户不会喝到被稀释的酒，不会喝到有毒的酒。
而且，当出现这种事后，公检法能够准确地找到负责人，如此就能够为那些客户讨回公道，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当然，这也能方便管理，至少税务司也不用每家每户地去观察，他们有没有在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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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拚又问道：“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限制，去对酒户敲诈勒索？”
张斐摇摇头道：“我们其实不担心，有人借用这一点，去对酒户敲诈勒索，因为里面会包含详细的申请规定。
如果你遵守了规定，又拿不到资格，你可以提起诉讼，这就是我一再强调，不要去畏惧公检法，诉讼是在扞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与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也在国子监的教室里说到过，如今正在一步步实现。
唯一值得担心的是，就是有人弄虚作假，给予那些本不够资格的酒户酿酒资格。关于这方面，检察院、警署都会进行相关抽查的，同时酒户也会相互监督。河中府就有酒户检举过其它酒户。
其中一旦有人弄虚作假，伤害的就是那些正当酒户的权益。”
赵拚稍稍点头，心想，这小子比我们想得还要周全。
富弼接着道：“张检控可有考虑到，榷酒制和榷曲制，同样也涉及到不少人的权益，比如曲院的酒匠，如果改为酒税制，那这些人又该怎么办？”
张斐道：“关于这一点，下官认为朝廷可以去参考河中府的一些政策，河中府当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朝廷长期施行榷曲制，使得许多酒楼就缺乏熟悉酿造酒曲的酒匠。
因此河中府在改革酒税的时候，是将当地的曲院拆分开来，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当地的商人合作，成立一个个酿曲作坊。
当地的酒匠并没有因此丢失生计，反而赚得比之前更多，他们的工钱至少翻得一番。”
富弼问道：“可是在你的法案中，并未提及这一点。”
张斐回答道：“因为这完全是属行政政策，我只能提供一些证据，一些建议，但不能写入法案中。”
富弼沉吟片刻，心道，看来目前为止，还是只有他真正能够做到政法分离。又道：“你方才提到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当地商人合作，这与榷曲制又有何区别？”
张斐回答道：“一个是行政司法规定，遵循的是朝廷政令。而令一个是商业契约约定，遵从的是契约原则。
“就算如此。为什么提举常平司不直接与商人合作？”富弼又问道。
张斐回答道：“因为如果一方是官府，而另一方是民间作坊，直接合作的话，这会令商人感到不安，因为双方的地位本就不平等，这是很难成功的。
但是通过解库铺与商人合作，就变成商人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将遵从契约约定，公检法也是能够更好地介入。
而这在份约定中，提举常平司并没有决策权和管理权，就只是享受盈利，真正去运作这个作坊的还是商人，而且是允许其他人商人与之竞争的。”
富弼又问道：“既然你认为，朝廷在酒制方面，应该是以收税为主，那为什么还要让提举常平司掺合进去。”
张斐回答道：“富公似乎对此有所误会，不是我允许与否，我没有这权力。提举常平司为什么不直接与商人合作，那是在于他们自己认为这做不到，没有商人敢与他们合作，而不是我们公检法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下官虽然身为河中府的大庭长，但没有这方面的权力。
当时的具体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河中府酒税存在着很多问题，是非常腐败，导致百姓和国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于是下官基于法制之法，扞卫国家、君主和百姓的利益，从而规范了契约原则，商税则例。
然后提举常平司根据皇庭颁布的法律，做出这方面的调整。
当时官府那边既得顾忌那些酒匠的生计，又希望财政继续增长，当然，如果在坐的各位认为，这么做是官府不愿意放弃酒曲的利润，也不能说是错。
总之，基于这些原因，他们才会决定通过解库铺与商人进行合作。
我们河中府皇庭无意干预，官府怎么运作。再说回这个法案，检察院方面只是要求改为税制，只不过富公方才提出这个问题，下官就只是拿河中府为例，因为河中府政绩非常不错。
如果朝廷有更好的办法，也是可行的，这是两回事。”
在坐的人这才恍然大悟，提举常平司是王安石弄得，当时是元绛根据公检法的情况，迫于无奈，才对政策进行调整。
想到王安石，司马光突然灵光一闪，道：“但身为检控官，不知你以为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去做买卖，对于其他商人是否公平？”
在场的商人，皆是频频点头。
到底是朝廷的买卖，对咱们来说就是不公平啊！
而且他们中不少人都知道，河中府的酒曲还是被官府垄断，是允许竞争，但别人没法竞争啊！
张斐道：“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是公平的。如果当时朝廷放任不管，直接改为税制，不但对那些酒匠不公平，而且还会引发缺少酒曲的恐慌，由朝廷来主导，慢慢改变，这是非常正确的。”
司马光追问道：“但你并未直接回答，对于那些商人是否公平？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过渡期，到时朝廷还是全部会交予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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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斐道：“是不是一个过渡期，我并不知道，因为这不是大庭长或者检控官能够主导的，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对于商人，我认为这是相对公平的。
在榷曲制的情况下，酒户是无法酿造酒曲的，必须要从官府手中购得。而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商人合作酿造酒曲，就不是说酒户非得从这家作坊购买。
如果说某个酒户酿造酒曲，又好又便宜，京城酒楼都会上他家购买。这是非常公平的，也不带有任何强制性。
经过上回调整酒税，民间已经出现专门酿造果酒曲作坊。
这也是为什么，提举常平司并不掌控酒坊的运作，只是分得利润，就是怕自己干不好。
可见这么干，国家不是稳赚不赔的，一旦运营不好，或者停滞不前，也是会关门的，这就是那些酒匠的工钱很快涨了一倍的原因，因为你要盈利，就必须要拥有更好的技术，来吸引别人上你家购买，酒匠就变得至关重要。”
司马光道：“所以你认为公平，是在于允许其他商人竞争，以及这个酒坊与普通酒坊一样，有赚有赔。”
张斐点点头，“是的。”
王安石直翻白眼，冷冷道：“这老头连司法和行政都不分。”
司马光显然是在指桑骂槐，暗讽他王安石。但王安石对此非常不屑，哥的新政也是允许别人竞争，只不过他们肯定竞争不过而已，那能怪谁。
冯京突然开口问道：“假设提举常平司的这个酒坊赔了钱那该怎么办？”
张斐郁闷地挠了挠脑门，笑道：“是提举常平司决定这么做的，他们认为是有钱可赚的，要是赔了的话，那也应该问提举常平司去，这与公检法毫无关系。”
冯京道：“但是正如张检控方才所言，提举常平司是因为张检控当时判例，而做出的调整。而法制之法首要扞卫的是国家和君主的利益，所以当时张检控到底是首先考虑公平，还是优秀考虑国家和君主的利益。”
言下之意，你的判例是公平的，但也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
本是国家垄断，你偏偏废除这垄断法，是利益，还是公平？
富弼他们也是稍稍点头，充满期待地看着张斐。
又是鱼和熊掌的问题。
“当然优先国家和君主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
张斐语气非常坚决，“这么说吧，即便朝廷什么都不做，新酒税制给朝廷带来的收入也要远胜于扑买制。我方才说河中府酒税增长一倍至多，可不包括酒坊给朝廷带去的利润。
我前面就已经说过，为什么我当时给出这个判例，就是因为旧的酒制，严重损害了国家、君主和百姓的利益，而不是因为公平。
因为榷酒制是一个政策，其实对于每个商人都是一样的，只能评价好坏，而不能以公平来评价，这跟公平也没有太多关系。
但是，旧酒制的一些弊端，也确实是源于不公平，正是因为不允许他们酿造酒曲，只能上官府购买，这导致官府变得非常消极，不寻求进步，以至于滋生出诸多弊端。
而河中府提举常平司这么做，首先是有利可图，其次是为了保住那些酒匠的生计，最后，确保不会在短时日内出现混乱。
但如果说，提举常平司没有这么做，对此放任不管，害得酒匠失去生计，并且出现短时的混乱，那不是公检法的责任，而是那些官员玩忽职守。不是说我们公检法不愿意负责，而是公检法就无权管理这些事。
这也是法制之法、政法分离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让那些能力不足的官员原形毕露。当公检法基于法制之法，扞卫了国家、君主、百姓的利益，官员还能拿出亮眼的政绩，那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值得信赖。
如果损害任何一方利益，来获取亮眼的政绩，我想大多人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少官员听到这里，心里是大骂张斐无耻，改是你们要改，出了问题，责任我们来背，你还真是一个“小可爱”啊。
但富弼他们却觉得张斐说得很有道理，与民争利，徇私枉法，来获得政绩，那确实大多数人都行，长久下去，会严重损耗国家和君主的利益。
公检法就是确保，你们不能这么干。
在这基础上，你还能够干出政绩，含金量当然是高得多啊！
司马光直点头道：“说得非常好，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啊！”
王安石见这老头又在含沙射影，当即就鼓起掌来，“说得好啊！”
邓绾他们也立刻反应过来，跟着鼓起掌来。
刘述等人，不禁惊讶地看着王安石，你们还有脸喝彩？
但是革新派个个都非常自信。
因为依照这种说法，河中府的政绩，都是元绛他们的功劳，你们公检法也就只是保护利益，只能屈居其次。
院外的观众们不懂他们那些小心思，关键他们是真的觉得说得好，反正有人带头，外面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
那些权贵是心如明镜，大哥大姐们，你们是误会了，他们只是想借着张斐，去讽刺对方，你瞎起哄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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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个鸡儿。
富弼也是哭笑连连，又让张斐占得便宜，向赵拚、冯京道：“这时候也不早，先休息一会儿，下午再继续吧。”
几人都表示认同。
等到他们喝彩完后，富弼就立刻宣布休会，下午再继续。
只见不少权贵就如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椅子上，这场听证会，却让他们感到窒息，脑子都不好使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想着，反对反对，一定要反对。
确实。
内容太多，大家也要冷静下来，好好去权衡一下利弊关系。
而富弼他们也得好好想想，该如何应对。
五人回到后堂，草率地解决完午饭，许遵就借着午休为由，去厢房休息。
他一走，其余四人立刻激烈地讨论起来。
“虽然张三说得有道理，但是这些道理谁又不知道呢，当年范公改革，其实想要解决的也是此类问题，可结果又如何？更何况这仓库税，是非常激进，家里严禁囤放超过五百石粮食，这...这怎么可能，必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冯京直摆手，“我看这是行不通的呀。”
赵拚、司马光也都没有做声。
道理大家都明白，但问题是，能不能做到？
当真是他们立法会说了算吗？
他们自己都不信啊。
富弼突然叹道：“当世说得对，道理大家都懂，要是能够做到的话，早就做了，怎会等到今日。”
可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又道：“但是我们现在也是骑虎难下，必须要找出理由来反驳张三，否则的话，我们如何给予陛下回复。”
冯京叹了口气，“那小子果真如传言一般难缠啊！”
话都说到那种地步，你要找不出理由来反驳，那么民间每一次造反起义，可能都将与他们有关。
可他们暂时还真找不出理由来反驳。
富弼又向司马光问道：“君实，你怎么看？”
司马光道：“在我看来，那臭小子针对的还是土地兼并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只不过他换了一种方式，他不禁土地兼并，改禁囤积粮食，这其实已经是退让了一步啊！这要是禁止土地兼并，只怕会引发更多人不满。”
赵拚道：“我赞成君实所言，相比起那些地主兼并百姓土地的手段，这个法案，其实并不过分，正如张三所言，你要是觉得这个法案会使得种粮食不赚钱，那你可以将土地卖了，除非这个法案导致大多数人都认为种粮食不赚钱，才能说这个法案不对。但我认为这个法案还不至于伤害农夫的利益。”
富弼稍稍点头，稍加思索一番后，“这样吧，当世，君实，你们再跟那些官员谈谈，如果他们也无法提供充足的理由，那我们也只能照章办事。”